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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政論的風格
作者：王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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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之交，短短的二十幾年時間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出現了一個政論家群星燦爛的局面。特別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共産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瞿秋白等，以政論為武器傳播馬克思主義、啟迪人民覺悟、鞭撻腐朽勢力，使中國的傳統政論從此擁有了嶄新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式。他們的政論一方面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政論的風格，另一方面學習和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政論家的政論傳統，形成了中國無産階級政論的優秀風格，即鮮明、潑辣、有的放矢、激情澎湃、理論聯絡實際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李大釗（1888－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他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傑出的無産階級政論家。他畢生以追求真理為己任，以實際行動踐諾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人生理想。他在39歲的短暫一生中，結合革命鬥爭的實際，寫作了大量富有指導性的優秀政論。這些政論反映了處於中國近、現代之交的一代先進的知識分子探索真理的過程。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指導中國革命實際的典範，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在世紀初的中國，他的政論 是革命人民鬥爭征途中的燭火；今天，他的這些政論對於我們來説，仍不失為一份珍貴的、先驅者的遺産。
考察中國無産階級的政論史，可以發現，李大釗是我國無産階級政論傳統的開啟者，他的政論是我國無産階級政論寶庫的一個重要源頭。探討李大釗政論的分期和風格，不僅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和繼承發揚中國無産階級的優秀政論傳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於改進我國報刊評論的作風，也將産生積極的影響。
（1） 李大釗的政論分期
李大釗的報刊政論活動始於1913年。他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是當年4月1日刊載于《言治》雜誌上的《大哀篇》。從這時起到1926年他被捕、犧牲的13年間，他先後主編、編輯或指導出版過近20種報刊，並以李釗、大釗、常、守常、冥冥、明明、獵夫、孤松等筆名，先後發表了近500篇政論和帶有政論性質的理論文章。李大釗的報刊政論實踐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辛亥革命後 ——十月革命前（1913－1917）
這一階段的李大釗是一位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憂國憂民、批判黑暗社會以及呼喚民主、自由是他此期政論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是他政論的發育期，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寫作風格上，都還處於相對的不穩定狀態。
1911年，23歲的李大釗正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他在該校的刊物《言治》發表憂國憂民的詩文約30篇。這些文章透露出他“環顧神州、危機四伏”的深沉憂鬱；抒發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其政論的“雄厚磅薄”氣勢也初露端倪。
1913年冬，李大釗東渡日本求學，是年2月，他受留日學生總社之托，撰寫了《警告全國父老鄉親書》。號召四萬萬同胞眾志成城、破釜沉舟、共禦外侮。他還先後擔任留學生刊物《神州學刊》和《民彝》的主編，並積極為在日出版的反袁刊物《甲寅》寫稿，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互相勾結的陰謀。
從1916年李大釗回國至1917年11月中旬進入北京大學，是其政論寫作的高峰期。他先後發表文章90篇，主要內容是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介紹歐洲和俄國的革命運動。
總的看來，這一時期李大釗的政論，在寫作特點上還帶有明顯的“報章文體”和中國傳統雜文的特點，大多高屋建瓴、感情充沛、縱橫捭闔，但也存在篇幅冗長、詞語堆砌的弊病。尤其是新聞性、時效性不強等特點，決定了李大釗此期的政論作品還不能算作嚴格的“新聞評論”。
十月革命——五四運動（1918－1919）
這一階段，李大釗已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標誌這一轉變的是《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政論的發表。這一時期李大釗的活動陣地，主要是《新青年》和《每週評論》。
1918年1月，李大釗正式加入《新青年》編輯部，與陳獨秀、魯迅一起，代表著激進的民主主義力量，成為該刊反對封建文化的主力。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代表著新文化的方向。他相繼在《新青年》發表《今》、《新的！舊的！》等文章，呼籲青年中華之再造，號召青年“宜善用今”、“打破矛盾的生活”、“脫去二重負擔”；1918年7月，他在《言治》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歡呼十月革命是“世界文明之曙光”；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同時發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劃時代的雄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深刻地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實質，謳歌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1918年年底，李大釗與陳獨秀創辦統一戰線的刊物《每週評論》。五四運動前後，他陸續在該刊發表《新舊思潮之激戰》、《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新華門前的血淚》等大量短論，表明李大釗已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重新考慮中國問題。
總之，十月革命以後，李大釗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他的政論遂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十月革命的一個有力武器和輿論載體。這一階段，他政論有以下幾個特點：
——樂觀主義色彩增強，從十月革命前的悲壯韻調一變而為色彩明快的熱烈、雄壯基調；
——新聞性有所增強，正處於從坐而論道的論説特點向新聞評論過渡階段，《五一節May Day 雜感》等文，可視為這方面的代表作。
——政論中的共産主義因素增強。他運用階級鬥爭和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和對帝國主義的揭露，表明其世界觀已完成了從民主主義向初步的共産主義的轉變。但是，他在這一時期的政論，還夾雜著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等非馬克思主義因素，如他在《新紀元》一文中認為：“自蟲鳥牲畜乃至人類乃至人類，都是依靠互助而進化的，不是依戰爭而進化的”。
——政論在形式上擺脫“報章文體”的影響，篇幅變短，語言平易，句子簡短有力。許多政論採用第一人稱和談心式説理，使人讀之心悅誠服。如《新舊思潮之激戰》、《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
®五四運動後——大革命前夕（1919.6－1927）
這一時期，李大釗的世界觀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從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與此相適應，他的政論體現出兩個鮮明的特色，即思想內容的日臻完善和緊密結合革命實際。
五四運動激發了李大釗政論寫作的激情，從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夕，兩年多的時間他就寫出122篇政論。他以政論為武器，同胡適、張東遜等人進行了激烈的思想論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思想。
李大釗還撰文繼續對巴黎和會的實質進行揭露。《不要再説吉祥話》、《威先生感慨如何》、《哭的笑的》等短論，嬉笑怒罵，不拘一格，發揮了投槍匕首的作用；發表于1919年7月的《真正的解放》一文，教育人民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碎頭上的枷鎖，自己解放自己。這種徹底的革命精神是作者對剛剛結束的五四運動的精神的總結。
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他撰寫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這篇洋溢著悲壯、堅定革命精神的短論，其警句式的語言，至今仍被人們奉為奮鬥途中的座右銘；孫中山逝世後，他撰寫政論高度評價其本人和他所指導的國民運動的功業，對於促進革命統一戰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總之，五四運動以後，李大釗的政論緊密配合革命實際，緊扣新聞事件進行評論，廣泛干預社會生活，熔思想性、知識性和指導性于一爐，是新聞評論的佳作。
2．李大釗政論的風格
在中國無産階級早期的政論家中，李大釗的政論別具一格。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的政論相比，他的政論在立論上表現出高度的政治遠見；在説理上表現出辯證的説理藝術；在文風上表現出昂揚的青春之氣。
（1） 高度的政治遠見
作為政論家的李大釗，首先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偉大政治家。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
他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培養出很強的政治敏感。“桐葉落而知天下驚秋，聽鵑聲而知氣運”，他往往能先於別人預感到國內外政治氣候的變化，透視籠罩在世人頭上的迷霧。反映在他的政論上，表現在高瞻遠矚、洞察形勢、預知事物的發展趨勢；揭示複雜事變的本質。這些特色具體表現在：
科學的預見性
十月革命後，李大釗代表著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運用無産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國家的命運。由於他接受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了科學的認識和把握，因此能見微知著，敏銳地認識到事物的發展趨勢。
李大釗首先預感到五四運動這個劃時代思想革命的來臨。1919年元旦，他滿懷深情地呼喚著它的到來：“這個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幾世紀一樣”。他認為“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 由於十月革命的劃時代意義，這個新紀元必然給“黑暗的祖國”、“死寂的北京”帶來一線曙光，照見新人生的道路”。他科學地預見了不久以後的時代將成為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新舊轉換的關鍵。
責編：邢立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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