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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透輿論監督的“熱鬧”與“門道”——評梁建增著《焦點訪談紅皮書》
作者：王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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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皮書”、“藍皮書”已經叫濫的圖書市場上，一本叫做《<焦點訪談>紅皮書》的書起初沒有引起我的太大注意。不過，後來我還是仔細地將它披閱了數遍——不是因為它寫的是《焦點訪談》，也不是因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吉炳軒和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親為作序，而是因為它的作者是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主任和《焦點訪談》創辦人之一，是將《焦點訪談》看成“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梁建增。也許僅僅因為這一點，該書封面上那句“全面回顧《焦點訪談》走過的歷程 獨家披露鮮為人知的真實內幕”的廣告式用語，就能擺脫“噱頭”的嫌疑。
“嚴格來説，《<焦點訪談>紅皮書》不是一部系統的新聞評論理論專著”，“也不是一部關於輿論監督的新聞專論”。讀完該書，我對《序一》中的這句論斷深表贊同。但是，也許恰恰因為這兩個“不是”，它才“卻是”“第一部最為完整、最為翔實地闡述《焦點訪談》欄目理論與實踐的著作”。如果用更通俗的話來表述就是：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輿論監督的“熱鬧”和“門道”。
書中首先衝擊讀者閱讀視野的，是在電視屏幕上難得一見的一組組鏡頭，諸如在央視門前找《焦點訪談》“説情”與告狀的長隊，《焦點訪談》記者暗訪拍片的全過程，編導、記者採訪時所遭遇的非法搜身、非法拘禁、綁架、誣陷、車禍等人身傷害，記者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況下，面對4萬元“閉口錢”的舉動，《焦點訪談》記者“找按摩小姐嫖娼案”的真相……此外，對於電視“追星一族”來説，像敬一丹、水均益、白岩松、方宏進這樣的“名嘴”們邁進央視門檻的生動記錄，無疑也是十分搶眼的內容。除了以上的種種“熱鬧”場面，作者著墨較多的，則是電視評論和輿論監督的“門道”。
“《焦點訪談》——電視評論的經典、輿論監督的藝術。”在今年一二九運動紀念日，作者梁建增應邀到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演講時，主辦者在屏幕上打出的是這樣一句話。在媒體競爭（或曰“混戰”）日益慘烈的今天，《焦點訪談》之所以能夠在全國許多電視節目收視率不景氣、“焦點”欄目滿天飛的情況下，沒有成為驚鴻一瞥，沒有成為一瞬流星，而成為億萬觀眾注目的焦點和亮點，上面這句話中的“經典”與“藝術”也許是其“救亡圖存”的要訣。
作者在《<焦點訪談>紅皮書》中説：“新聞評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儘管學界對於“焦點訪談式的評論”是否真正意義上的電視新聞評論尚有爭論，但是，今天已幾乎沒有人懷疑它是電視新聞評論的經典了。在未有電視評論之前，所謂的“新聞評論”一般要符合“三性”的要求，即新聞性、政治性和群眾性。讓我們來分析一下，看看《焦點訪談》是否符合以上三個要求。
新聞性——正如它的片頭語一樣，《焦點訪談》“用事實説話”。這個“事實”，一般是“新聞事實”；“説話”，則是利用電視手段，對新近發生的事實進行評論。
政治性——它將“團結穩定鼓勁、以正面宣傳為主”作為欄目的宗旨和定位，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服從和服務於“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局。因此在傳播口徑上，它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的主流媒體色彩是非常明顯的。據統計，截至2002年8月20日，在《焦點訪談》已播出的3000多期節目中，屬於正面宣傳的報道共有2150期，佔71％。
群眾性——由於電視強勢媒體的獨特優勢以及該欄目輿論監督的廣泛性，從而使得《焦點訪談》將新聞評論“群眾性”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全國有近3億觀眾用他們手中的遙控器，支撐著該欄目每晚近30％的收視率。這在中國是任何一家報紙、廣播、新聞週刊等其他傳統媒體所無法相比的。
由此可以看出，《焦點訪談》無疑應屬於典型的新聞評論。不過，如果從專業的角度來看，《焦點訪談》更確切地説應被歸入“述評”這一新聞評論的邊緣文體。從這方面來説，作者在書中頻頻使用的“深度報道”和“電視深度報道”則失之寬泛。因為在《焦點訪談》的各期節目中，夾敘夾議的鏡頭語言佔了13分鐘節目的大部分時間，“述評性”應該是其最重要的一個特徵。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用作者在書中提供的“《焦點訪談》常見的節目結構模式”作為佐證：
演播室主持人評論（1分鐘左右）＋新聞事實陳述及分析（10分鐘左右）＋演播室主持人評論（1分鐘左右）
但是，因為學界尚無一個“電視述評”的叫法，因此，稱之為廣義的“電視評論”則是可以接受的。
除以上“三性”以外，《焦點訪談》因為充分發揮了新聞媒介“守望環境”的功能，因此與一般的新聞評論相比，它還增加了一個“性”——“輿論監督的藝術性”。儘管在已播出的3000多期節目中，輿論監督的節目只有600多期，約佔20％左右，但是，這些節目因為多屬於“金剛怒目”式的“實名制”監督，因此它們産生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並成為人們心目中輿論監督的“代名詞”。訴諸類似的“硬監督”而能避免像南方一些“打擦邊球”的媒體那樣經常陷於被動局面，這不能不歸功於《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藝術性。作者在《後記》中認為：“輿論監督難，難就難在度的把握上，既讓領導滿意，又讓觀眾愛看；既要報道問題，又要報道本身不能出任何問題；既要敢於監督，又要善於監督；既要瞻前，又要顧後。可以説，天天有一張考卷擺在《焦點訪談》面前……”
那麼，“老焦”是怎樣將監督做成了藝術的呢？書中引用中央電視臺前任新聞評論部主任孫玉勝的話説：“我們不能以在野黨的位置來看待監督出來的問題，向政府發難；也不能像時下粵派比較流行的‘生猛海鮮’，搞得那麼‘生猛’，過把隱就死”。“而是要本著一種建設者的思維，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幫助政府來工作，絕不是添亂。”這番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對於傳媒人來説，該書的價值在於，它從不同的側面和外人不易論及的層面，回答了“《焦點訪談》是怎樣成功的”這一問題。一般人談及《焦點訪談》，認為其成功有賴於“上面”的支持、央視本身的權威性、強大的財力後盾以及業務上的創新。讀完《人是財富》以及《打造中國的評論主持人》這兩章，品味一下書中所列《<焦點訪談>選題程序》以及洋溢企業化管理精神的《質量管理手冊》、《製片人管理規範》片斷，也許讀者會有新的領悟。2002年9月，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獲得中國質量認證中心頒發的ISO9001:9002質量管理認證證書，這既是我國電視傳媒的第一張，同時也是世界範圍內ISO9001：2000版電視傳媒專業認證的第一張證書。它向讀者傳達的不外是這樣的“話外音”：在國內許多媒體的新聞評論部門還在為完成宣傳任務而捉襟見肘、心力交瘁時，央視新聞評論部已在內部各個欄目中建立起導向正確、科學合理、運行有效的質量管理體系，形成了以人文環境和競爭精神為特徵的部門文化。這些也許正是《焦點訪談》欄目長盛不衰的深層次原因。
對於青睞學理色彩的新聞與傳播學研究者來説，本書也不乏“形而上”的理論思維。如：實行“輿論監督實名制”的可行性及可能帶來的問題，如何把握輿論監督的“度”，怎樣在“政府重視、群眾關心、普遍存在”的“選題三原則”之下把握好的題材，怎樣看待隱性採訪，如何進行事實的調查、選擇、表現以及如何用事實説話等。所有這些，該書都通過具體生動的事例和幕後的故事進行了解説。透過作者總製片人的視角，讀者不難領略《焦點訪談》電視評論的特色和輿論監督藝術的種種“門道”。
通讀全書，如果你還有以下一些問題感到“霧裏看花”，那麼，你的感覺也許是對的，因為書中對其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交代。如果作者不是有意回避或者準備將來再出一本續集的話，那麼就是有意留下一個“包袱”，以供作者和他在閱讀以外的時空進行交流與思索：
“八年成功賴一字——‘度’。”這個“度”就是對輿論監督藝術最簡潔、最準確的概括。讀者也許會問到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度”是《焦點訪談》製作者操控有術的呢，抑或是在“上面”和“下面”的種種作用力之下，最終拉成的一個“平行四邊形”呢？
在反腐形勢依然嚴峻的今天，《焦點訪談》怎樣擺脫“蒼蠅好抓、老虎難打”的輿論監督尷尬局面？
“幫啞巴説話，扶瞎子過河”； “10年積案，13分鐘解決”，是群眾對於“老焦”的讚譽。作為並非萬能的新聞媒介的産品，“老焦”如何才能“盡職而不越位”地行使自己的職責，而非“替天行道”地成為“第二法庭”？
如日中天的《焦點訪談》還缺點兒什麼？一個獨領風騷的欄目如何進行媒介創新和自我批判，從而走出自己，尋找一個更好的電視評論和輿論監督的模式？”
（本文為《中國圖書商報》書評版約稿）
責編：邢立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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