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大眾媒介就是對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重要。”
                      —— 美國媒介批評家謝昂(Robert L. Shayon)

    什麼是媒介批評？
    讓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這是1999年7月的一個晚上，電視劇《還珠格格》（續集）正在某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出。屏幕前，一對北京的青年夫婦因為看電視而引發了一場爭論：
    丈夫：這麼俗的東西你也看，再看就關電視！
    妻子：什麼，俗！你拍部不俗的看看！
    丈夫：罵它“俗”是輕的！“你是風兒我是沙”我看歌詞應該改成“你是瘋子我是傻子”！
    妻子：電視臺也瘋了傻了？人家可是花55萬元1集的高價買斷的？
    丈夫：媚俗！
   …… ……
    上面的對話是對一部流行電視劇的評價，儘管評價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評價內容有褒有貶，針鋒相對，但始終是圍繞電視劇這個中心的。評論的對象：新聞媒介及其産品——某電視臺及其買斷的《還珠格格》（續集）；評價內容：電視劇的質量優劣以及對電視臺和劇作家的看法。像這樣對於大眾傳播媒介及其産品的分析和評判，就是媒介批評。當然，上面的例子並未公開刊播，只能算作非正式的、微觀的媒介批評。
    媒介批評（Media Criticism），簡言之即對大眾傳播媒介系統的批評（準確定義見第一章），它在我國新聞界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台灣的學者開始引進西方的媒介批評理論，到90年代中期進入內地傳播學者的視野，媒介批評逐漸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重視。作為大眾傳播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嚴格意義上的媒介批評理論在西方盛行已達30多年之久。西方許多大報都開設有“媒體”或“媒介批評”的專欄，而且許多國家還設立了“新聞評議會”（press council）之類的媒介批評組織或實行“媒體監察人”（ombusman）制度，它們像“哨兵”和“船長”一樣監督著大眾傳播媒介及産品的優劣，規劃著傳播媒介的宏觀走向。論及媒介批評的作用，美國媒介批評家羅伯特L謝昂(Robert L. Shayon) 説：“批評大眾媒介就是對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重要。”一
    1969年7月20日，美國“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成功登陸月球，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邁出了“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從而實現了人類千百年來的夢想。雖然登月計劃耗資巨大，並有很強的政治意味，但它對科技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稱為世界航天史上劃時代的事件。謝昂以此作比，無疑是想凸現媒介批評對於大眾傳播媒介以致整個社會的重大意義。因為對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理性的思考和批評，無異於檢視我們每天攝入大腦的精神食糧，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眾所週知，西方非常看重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美國傳播學者斯蒂文小約翰 (Littlejohn, S.W.) 認為：“任何大眾傳播研究的核心都是媒介。媒介阻止傳送影響和反映社會文化的信息，向大量不同的觀眾提供信息，使媒介成為塑造社會制度力量的一部分。”丹尼斯麥魁爾（Denis McQuail）有一段精彩的比喻更是廣為人知：
    “媒介是使我們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幫助我們領悟經歷的解説員；是傳送信息的站臺或貨車；是包括觀眾反饋的相互作用傳播，是給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標;是去偽存真的過濾器;是使我們正視自己的明鏡；是阻止真理的障礙。”（2）
    在18世紀的歐洲，英國輝格黨人政論家埃德蒙伯格將大眾傳播媒介稱為“第四等級”（The Fourth Estate）（3），認為其作用比貴族、教士、平民三個等級加在一起還重要；美國新聞評論家道格拉斯卡特于1959年著書立説,提出傳播是除行政、司法和立法之外的“政府的第四部門”,此説更是風行一時；20世紀80年代,美國廣告與政治傳播大師唐尼史契瓦滋(Tony Schwartz’s)甘冒宗教之大不韙，著書稱傳播媒介是人類的“第二位上帝”。（4）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人類創造了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卻像一柄雙刃劍，在惠及人們心智的同時，又將許多負面的影響加諸人類：
    ——暴力、色情、虛假的新聞氾濫成災。在美國，新聞與娛樂的界線已經消失，“犯罪、毒品和流氓團夥已經成為新聞報道和娛樂節目的主要內容。媒體將戲劇性、武打、暴力和衝突,尤其是戲劇性的電視節目當做提高收視率和賺取更多利潤的有力工具”。（5）據美國全國電視暴力聯盟的統計，美國全國無線、有線電視節目中,有37％含有大量暴力，家庭影院有線臺的節目中，86％含有暴力,美國孩子長到18歲時，將觀看到20萬個暴力鏡頭（6）。
    ——垃圾信息[又稱“垃圾食品新聞”(7)]無孔不入，人們飽受“信息超載”之苦。據統計,美國平均一個家庭有6.6台收音機、平均每人每天有8小時52分的時間花在傳媒上,但是,在他們每天接受的海量信息中,又有多少可以被稱為“精神食量”？許多人不知道他們州的州長是誰;不知道他們州的參議員、眾議員是誰;不知道最近有什麼提案被通過、被否決。（8）
    ——在“新聞自由”的口號下，媒介權力極度膨脹，個人隱私在閃光燈的照射下無處藏身；20世紀70年代電視興起後，人們的識字率隨之下降，青少年模倣“屏幕”犯罪更成為社會一大公害……
    於是，人們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批評之聲蜂起。美國每一位總統一方面盡力利用、拉攏新聞媒介，另一方面卻又公開指責新聞媒介“不負責任”、“吹毛求疵”和“有破壞性”等。特別是電視，還被西方一些政治家冠以“顛覆性媒介”之惡名。（9）
    學者們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批評也毫不留情，正如馬爾茨科索所説：“新聞也造就了人民的叛逆性。電影也許應對不斷增長的青年犯罪負責。收音機可能使孩子在做作業時注意力不集中和煩躁不安。所有在社會中表現出危險的、壞的或令人憂慮的東西，在今天都可以歸罪于電視。”（10）
    以上批評不免帶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它畢竟代表了人們對傳播媒介看法的一種另類聲音。在西方發達國家，媒介批評幾乎是與傳播媒介的誕生而同步出現的，“埋葬電視”、“拒絕電視”的呼聲至今仍清晰可聞。普遍的、激烈的媒介批評，為西方新聞界鼓吹的“批評自由”找到一個注腳。
    然而，作為已成為我們“生態環境”的新聞媒介，誰又能真正地將其拒之門外呢？在西方，參加完“埋葬電視”活動的人們，還不是像其他人一樣，回家饒有興致地打開電視機，收看當天電視臺有關“埋葬電視”活動的報道？
    對資本主義傳播媒介負面影響作出猛烈而系統批評的，是20世紀中期崛起的法蘭克福學派。該派舉起人文主義和反對物化的大旗，對西方社會氾濫成災的“文化工業”以及為其推波助瀾的大眾傳播媒介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批判。它力圖從理論上闡釋大眾傳播媒介的功用，正視其不容質疑的負面作用，對後來的西方媒介批評理論有很大的影響。今天，西方媒介批評的對象已囊括了包括媒介業務、媒介制度、媒介權力、媒介環境、媒介人等十分廣泛的內容。由於其媒介批評的背景和目的與社會主義的媒介批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對待西方的媒介批評，只能是批判地“拿來”，為我所用。
    其實，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就從批判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著手，開始從事媒介批評的實踐，比美國公認的《時代》雜誌的媒介批評實踐要早80年。馬克思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不但對新聞出版審查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提出了區分“好報刊”和“壞報刊”的標準，並對媒介批評人的素質問題進行了批判和反思。馬克思是無産階級媒介批評的真正先驅。
    在我國的新聞事業史上，媒介批評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2世紀初的南宋高宗時期，在周麟之的《海陵集》中，就有批評“小報”的文字記載。在以後的歷史長河中，還陸續涌現出梁啟超、李大釗、鄒韜奮等早期的著名報人，他們以生動的報刊工作實踐豐富了我國的媒介批評。
    雖然我國歷史上不乏媒介批評的實踐，但是大部分是零散的、不系統的，有時甚至異化為批判運動。尤為令人惋惜的是，延安整風時期盛行的新聞媒介自我批評之風，後來未能相沿成習。深入的、系統的媒介批評的缺失，並非表明我國的新聞媒介系統盡善盡美；相反，媒介批評成為稀缺資源，恰恰是媒介系統低度有序的表現。例如，改革開放前我國缺少對外傳播（又稱“外宣”）方面的媒介批評，並不足以證明外宣的成績。事實上，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外宣一直“出力不討好”，這種情況甚至令一些國際友人和海外華人學者深感不安。英國作家、英中了解協會副會長費裏克斯格林早在1977年就曾寫過7000字的“意見書”，對此提出中肯的批評：“你們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風和表達方式是很缺乏感染力的。據我猜想（僅僅是猜想而已），收到這些出版物的人當中，有80％至多是瞧一眼目錄，也許揀出一篇他們可能感興趣的文章，看看畫報中的圖片——其餘的就丟到一邊去了。”這對當時那種不看對象、不講方式，試圖“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外國人頭腦”的外宣作風，無疑于當頭棒喝。他還以諍言諄諄相告：“從事對外宣傳的每一個作者、翻譯和編輯，都應該在他的寫字檯上放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外國人不是中國人。”（11）這分明是“替天行道”式的外來媒介批評。  
    近年來，隨著我國新聞文化、媒介文化的興起，以及輿論監督的力度不斷加大，大眾傳播媒介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新聞媒介的權力意識也進一步凸現出來。新聞媒介自覺不自覺地濫用起“社會公器”的權力，成為干預、操縱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種無形力量。與此同時，一些新聞媒介為追求經濟效益和轟動效應而淡化社會責任，大肆刊播虛假報道、“一黃二黑”報道、泄密報道，甚至大搞錢權交易，出賣版面、報號（登記證）等。媒介權力的濫用以及由此滋生的媒介腐敗行為，使得媒介批評成為一種現實的需要。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報紙、刊物紛紛開闢專欄、專版，對媒介行為和媒現象以及媒介産品進行及時的批評；新聞界、文化界的一些有識之士紛紛研討開展媒介批評的意義，倡導理性的、系統的媒介批評；出版界則踴躍推出一系列研究國內媒體的批評性著作。雖然我國媒介批評的層次有待繼續提高和規範，但是筆者相信，作為政府管理和法律監督的有效補充，在21世紀，媒介批評必然成為中國新聞媒介系統內部最為活躍、最為重要的一種監督形式。
    與漸成星火燎原之勢的媒介批評實踐相比，我國內地的媒介批評研究相對滯後，至今仍處於啟蒙階段。這一方面表現在，關於媒介批評定義和一系列屬性的探討，尚缺少有份量的研究成果；至於系統的媒介批評研究，至今仍是一片空白。無論是20世紀末出版的《新聞邊緣學科概論》，抑或權威的《新聞學大辭典》，甚至都無法找到相關的詞條和內容，更不敢奢望有一本可供參考的《媒介批評學》專著了。媒介批評研究的長期“貧血”，不但不利於我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及時糾正偏差、調整方向，而且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傳播事業的繁榮和有序發展；系統的媒介批評研究的缺失，則限制了我國媒介批評向更高的層次和水平邁進。
    基於對媒介批評現實意義的深入認識，筆者不揣冒昧，大膽地將這個帶有拓荒性質的課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並義無反顧地在這個“一窮二白”的領域艱苦跋涉近4載，終於有了這本在博士論文基礎上豐富而成的專著。開篇之前，筆者有幾點重要説明：
    其一，論文題目中的“媒介”，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簡稱，在本書中，筆者重點論述的是“新聞媒介”——報紙、廣播、電視、新聞性雜誌、通訊社以及新興的“第四媒體”（12），因此，如無特殊説明，本論文中的“媒介批評”實指“新聞媒介批評”。之所以不用後者作為本書的標題，是因為“媒介批評”的叫法在西方和港臺已約定俗成，用“媒介批評”一詞，可為引文和敘述帶來方便。
    其二，對於“媒介批評”中“批評”一詞，筆者將其定位於“價值的判斷”，即評點優劣、區分良莠、辯別正誤，揭示美醜，既包括“尋美的批評”，也包括“求疵的批評”。但在本書中，筆者強調的是媒介批評的現實意義，針對的是目前媒介批評中存在的淺薄和俗化的傾向，因此，立論和例證多從批判性思維出發，側重的是“求疵”的一面。
    其三，本書一如標題所示，只能算作一本“導論”，即不求面面俱到地集媒介批評之大成，但求對其中尤其是新聞媒介批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東西作一導入性的探討。
    本書中，儘管筆者涉獵了諸多學科的大量文獻，並採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系統科學方法、社會學的方法、比較分析方法以及訪談的方法處理材料和進行論證，但是由於媒介批評這一課題本身帶有一定的拓荒性，因此，這篇論文難免帶有一定的探索色彩。願這篇凝聚著心血但不無缺點的專著，能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媒介批評學的建立有所裨益。

註釋：
（1）黃新生《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第3頁。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990年9月再版
（2）以上兩段話引自斯蒂文小約翰編著，陳德民、葉曉輝譯《傳播理論》第57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3）法國大革命後不久，法國形成貴族、平民和教士三權分立的局面。伯格一次在下議院抬頭望見記者席説：“那邊坐著第四等級，他們比以前三個等級加在一起還要重要”。見英國傑弗裏阿徹爾著《報業巨頭》一書《序》，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4）Tony Schwartz's 著《傳播媒介——第二位上帝？》譯序及原序，美國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彼德菲利普斯、禁發新聞項目組著，張曉譯《美國禁發新聞》第24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
（6）俞燕敏、鄢利群著《無冕之王與金錢》第35－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7）美國人把土豆片、炸薯條、巧克力糖這些熱量高、沒營養，但卻能在短時間內吸引人的食品稱為“垃圾食品”。而美國的新聞評論界則將色情、暴力和危機當成胡椒面和味精濫用的新聞稱為“垃圾食品新聞”。見陳曉薇《美國新聞自由評析》一文，載《我看美國新聞媒體》第8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
（8）《無冕之王與金錢》第7頁。
（9）“顛覆性傳播媒介”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的轉移》（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第27章標題中所運用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在全世界各地，人們在利用新的傳播媒介或使用老傳媒的新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電視），來對國家的權力提出挑戰，有時是推翻這種權力。
（10）（德）阿特斯蘭德著《經驗性社會研究方法》中文版第19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11）沈蘇儒著《對外傳播學概要》第216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
（12）“第四媒體”又稱“新媒體”，是指繼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傳統媒體之後出現的因特網和正在興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狹義的“第四媒體”是指互聯網站。此概念在1998年5月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年會上正式提出後，被學術界廣為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