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全球化的終極是什麼？ 西方國家的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得出建立世界共和國的結論。這是馬克思主義預言的一種折光。早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就論證了全球化的進程， 主張以自由人的聯合體代替階級社會和民族國家，先進生産力和市場全球化必然導致這種結果。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傳播引導世界人民認識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堅持科學的意識形態，選擇先進的文化範式，傳播各國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斷推進全球化的實現。

 〔關鍵詞〕全球化  世界共和國  傳播架構

    近幾年，關於全球化的議題擴展到各個領域，討論十分熱烈，經濟學和傳播學界尤其振奮不已。國內就全球化這個議題發表了種種高見，但“全球化”究竟“化”什麼？要化到哪去？研究的人不多，即使略有涉及，也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一、重評“全球化”概念
    人們通常認為，第一個闡述全球化概念的人是加拿大的麥克盧漢，因為他在1962年提出“地球村”的設想。他認為，印刷媒介使人類世界彼此疏遠，而電子媒介卻使他們更加相互依賴，把世界塑造為“地球村”的形象。電視正在補償我們，將人類從單個的民族國家變成一個“全球村”(global village)[1]。全球村是指信息的高速傳播壓縮了廣漠的空間，消除了人類視覺和聽覺的畛域，地球變得踱步及至那樣小了。傳播革命改變了人的感官尺度，世界的巨變將從這裡開始，但“全球村”不等於“全球化” (globalization)，它只是全球化的起點。
    “全球化”是個政治、經濟和傳播學概念。第一個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美國卡特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他在1969年出版的《兩代人之間的美國》一書首次使用了“全球化”一詞，認為人們已不需要談論“帝國主義”，因為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社會的方向發展，最能證明這種社會的典型就是美國。美國的傳播網絡最多，遍及全世界，是未來社會的原型。 今後解決世界衝突的外交戰略將不是“大炮外交”，而是“網絡外交”，這種模式更加靈活和實用。布熱津斯基還設想，在美國國務院之外再開設一個全球事務院，與前者平起平坐。[2]布熱津斯基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把美國的社會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向世界，使不同民族的國家都和美國“化”在一起，消失在它的政治容器裏。布熱津斯基主張非意識形態化，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美國上層人士的觀點，實際是以淡化意識形態的手法強化新的意識形態，即不戰而勝。起初，布熱津斯基的觀點沒有贏得西方學界和政界的響應，整個70年代，關於“全球化”的議論悄然沉寂。
    1980年，美國未來學研究者阿爾溫托夫樂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一書，提出了“全球意識”的概念。他説：“正像第二次浪潮造就一部分人擁有大於地方利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一樣，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擁有比國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團的紛紛興起。這些集團正在形成全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這種意識形態，有時叫做‘全球意識’”。[3]托夫勒為全球意識的出現勾畫了三個條件和三種趨勢。第一，隨著國家本身被迫建立超國家組織，民族國家的作用進一步削弱。民族國家這個第二次浪潮時代關鍵的政治單位，正受到像鉗子一樣上下壓力的夾攻，有些力量試圖把政治權力從民族國家轉移到次國家的區域和集團中去，又有一些力量則試圖把權力從國家向上轉移到跨國性的機構和組織中去。這兩者加在一起，促使技術高度發展的國家崩潰，變為較小也較少權威的力量單位。第二，跨國公司已經發展得如此龐大，具備了民族國家本身具有的某些特點——擁有自己的準外交使團和高效的情報機構，沒有一個國家能加以管理它。它向跨國通貨發展，這種通貨不是單一的“世界貨幣”，而是各種通貨或“變相貨幣”，即以各國貨幣或商品為基礎。它的意識形態不是放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是全球主義。國家主義過時了。第三，人們還看到跨國行業性組織和政黨組織的出現。例如基督教民主黨人和社會黨人，都在談論組成超越個別國家的“歐洲黨”。大約有幾千個超政府組織不停地穿越國境線進行活動。如果聯合國是“世界組織”，那麼這些團體實際上是“第二世界組織”。它們通過聯合體、工作組、委員會和特別工作組不斷保持橫向聯絡。所有這些非政府間組織，都朝著同一方向前進。
    最後，托夫勒預言，當許多窮國正在竭力爭取建立一個國家的歷史性時刻，那些超越工業化的富國，卻在削弱，國家的作用貶低了。從經濟、政治組織到意識形態，人們都看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支柱——民族國家，已遭到了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毀滅性打擊。可以預期，“為了建立能夠公正地代表國家消亡前後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機構，將會因此發生爭鬥，搞得今後幾十年難以安寧。”[4] 托夫勒預言，“全球意識”的終極就是國家消亡的意識，在歐共體和世界組織的迅速發展中似乎正在朦朧地顯現。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這一術語漸漸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現了高潮。正如澳大利亞學者馬爾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後現代主義是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西方整個社會科學界都在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對世界一體化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日益“成為一個合法的知識對象”[5]。全球化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社會活動，動因是多方面的，資本積累、技術革新、國際政治體系的合作，都在推動它的發展。
從20世紀90年代起，西方學者開始探討全球化的維度，從國家制度，經濟市場和文化領域闡釋全球化的要素。英國學者羅伯特遜認為，全球化趨勢的突出特點是，社會結構正在跨國化，經濟全球化建構了其物質基礎，跨國組織和政治運作及“全球文化”不再是從單一國家的外部與一個更廣大的體系聯絡在一起，而是從內部與一個單一的全球社會聯絡在一起。民族國家中心論範式，在以往歷史結構中得以發生，但它並不是超歷史的，而是生産力、社會階級和領土的特定歷史概念。社會結構的跨國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這種特定的組合，將國家間的互動變為建構世界社會的動態，走到人類認知和解釋的極限。全球化要求認識論上的突破，對當代世界一系列關係進行新的理論概括，説明各民族國家現存條件下潛藏的世界性結構和歷史運動。[6]
    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所看到的民族國家，可能事實上是跨國性和全球性的，需要從民族國家的聯絡中解讀跨國性和全球性的實質。由於人們從不同角度看待和研究全球化問題，對全球化的概念和含義有不同的理解。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末，全球化的觀點主要集中在經濟、文化傳播和政治領域，其代表的觀點是：
    (一)經濟全球一體化。德國學者卡爾海因茨巴奎認為，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緊密相關，全球化“最貼切的概念是以貿易聯絡的密切程度為基準。根據這種見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國界的貿易額在世界生産中所佔的比例越高，世界經濟就越強烈地表現為全球化”。[7]
    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裏門塔寫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可以這樣理解，商品、服務、資本的交易變得越來越全球化。跨國公司諸如麥當勞、豐田或者西門子在全球範圍內生産和銷售它們的産品。越來越多的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相互競爭，國界的作用越來越小。我們正在進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時期。……‘經濟全球化’的概念使人産生這樣一種想法，在任何地方都能買到任何産品。在任何企業之間，每一種工業産品和每一種服務産品都處於面對面的競爭之中。”[8]
    (二)信息與文化傳播的全球化。丹尼爾耶金指出，全球化“就是24小時相互聯絡的、極度活躍的、剝奪睡眠機會的、並受電子郵件推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各國政府對本國的影響力將減弱”。[9]網絡傳播的世界性增進了各國經濟與文化的聯絡，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神經，也作為政治全球化的“激素”推動國家間和地區間的接觸和溝通。世界各民族文化正在接近，但不是亨廷頓提出的西方文化一統天下，而是各民族先進文化的互融。
    (三)政治上的全球共同體。德國圖賓根大學政治哲學研究中心負責人奧德弗利德赫費教授繼《理性和法——跨文化法的討論基石》(1996年第1版，1998年第2版)和《存在跨文化的刑法嗎？——一種哲學的探討》(1999年第1版)之後，又于1999年10月推出了全球化問題研究的最新力作《全球化時代的民主制度》，提出，全球化要求用法和正義性來代替任意性的強制權力，依據民主方式建立公共強制權力。其基本含義是：適用國家信念和民主信念之上的民主制度用於全球和平的和法的制度，為各種力量的自由活動提供空間。在這個制度中，借助於經濟的、科學的和文化的競爭促使各種社會和個體發展起來，帶來巨大的物質、文化和思想的財富。他指出，全球化要反對經濟主義，警惕和避免“經濟宿命論”，但依然鼓勵個體和群體的創造性、自由競爭和經濟進步，這需要有一種組織管理的力量，建立一種相對民主的組織，姑且稱之為世界共和國。“世界共和國的責任是：反對全球性暴力共同體，支持全球性合作共同體，保護患難共同體。”[10]
    到此為止，全球化的概念的最終含義已十分清晰，即建立世界共和國，包括建立經濟與文化合作的共同體、民主共同體及和平共同體。但這個共和國的實質是什麼，它的內部結構怎樣，如何才能實現它，至今還沒有見到一語見地的論著。

                        二、“全球化”是個歷史過程
    托夫勒和赫費都揭示了“全球化”的終極，即建立世界共和國。但他們沒有指出這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更沒有探索世界共和國的性質。他們的全球化觀念只是19世紀馬克思主義預言的一種“折光”，闡釋的體系僅僅是皮毛的東西，很像一篇呀呀學語的孩提時的作業。
    實際上，全球化的終極就是世界大同，但這絕不是在本世紀內就可實現的目標。這種烏托邦不能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遙遠趨勢。1902年康有為發表《大同書》一文，闡述了“百工之業，皆歸公有，人皆平等”的“大同社會”，對這一理想的初步描繪是：“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 康有為指出，實現天下大同，第一“人道不可少”；第二，“破國界去國義”。康有為堅信，世界大同是“人心觀之，大勢所趨，將來所至”，也意識到“需以年歲，行以曲折耳”[11]，這是個艱難的、久遠的發展過程。
    全球化作為一種科學理論，在19世紀中期就産生了。早在1847年，恩格斯不僅提出全球化的問題，而且論證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他説，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絡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著另一國家的事變的影響。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得不相上下，以致無論在什麼地方，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共産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共産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特別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12]
    全球市場是先進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都離不開它，各國人民也由此而走到一起。全球化標誌著生産力發展的一個新的質變，各民族國家納入高度發達的經濟整體中，各國人民友好合作、平等交流成為人類的普遍要求。所謂共産主義革命，不過是消滅階級剝削和欺壓、剷除強國對弱國的訛詐，全人類平等享受共同創造的鉅額財富，各國人民平等相待，這一理想只能在各國同時取得勝利。因此，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由先進生産力和經濟世界性帶來財富的巨增和具有全球觀念的人形成共識的結果。要達到這一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諱言地認為，人類必須首先接受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首先變為資産者（即有産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對上述趨勢作出了合乎邏輯的推論，預見和揭示了全球化的實質。他們提出，(一)資産階級不斷擴大産品銷路的需要，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産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並且每天都在被消滅。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産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二)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了公共的財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這説明，世界性的意識文化也會越來越接近，會出現被各國人民普遍接受的精神産品。(三)資産階級由於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3]
    以上三點，指出全球化開始階段的三種必然性。實事求是地看，今天許多落後的國家正在按照資産階級創造的生産方式和“文明制度”緩慢地、曲折地、甚至是痛苦地走向全球化。其中充滿了形形色色的鬥爭和難為情，甚至不斷出現難以克服的震痛，有些國家出現反全球化的暴力遊行就是一例。但任何拒絕現代文明，背離全球化趨勢的國家，都註定陷入落後和腐敗的泥潭，甚至連吃飯穿衣問題都解決不了。
    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是各國建立共有制，這是全球化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説：“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而有計劃地儘量利用生産力；把生産發展到能夠滿足全體成員需要的規模；消滅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生産教育、變換工種、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以及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一切都將是廢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結果。”[14]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恩格斯強調：“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産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産品，即所謂財産共有。”[15]目前，以國有制、股份制為經濟體制的國家正處於共有制的萌芽階段，之所以稱為萌芽，因為還沒有達到在一切生産部門人民有權佔有生産資料和以協議分配産品。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隨著共有制的建立，人人都成為有産者，階級對立將逐漸消滅。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所説的消滅私有制，第一步不是剝奪富人的財産、消滅資産者，而是首先消滅無産者，讓人人佔有財産，實現共有制。在這時，公民之間按自己的能力和市場規則取得的財富如果都是合法的，不管他們佔有的財産份額有多大差別，都不是對立的階級，而只是不同的社會階層。除了依仗權力和其他非法手段竊取國家和他人財産被認定為剝削者外，人人都有合法的私有財産。
    當有人問到無産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是否立即消滅私有制時，恩格斯回答説：“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産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經濟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正象顯著即將來臨的無産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存社會，並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産資料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恩格斯明確指出：“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産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人民手裏的時候，私有制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産增加了，人也改變了，那時，舊社會的各種關係的最後形式也才會消失。”[16]顯然，消滅私有制是自行地與消滅階級、消滅貨幣隨影俱來的，那是未來的事情。在今天就想徹底消滅私有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
    為了説明消滅階級差別的條件，並由此引起政治性質的根本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再次鄭重地闡釋：“當階級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産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説無産階級在反對資産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説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産關係，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産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7]這種共同體在世界到處出現時，全球化也就走向了“世界大同”。可見，全球化的終極，實質是建立沒有階級壓迫的、人類自由聯合體的社會。

                             三、國際傳播的架構

    走向世界共和國是遙遙無期的遠景，它的起跑是從傳播全球化思潮開始的，大眾媒介的國際傳播成為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動力。關於聯合國的維和活動、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一致協商及各世界組織的共同決議和倡議，資本跨國流動的各類信息，都已成為各國傳媒的重要內容。以有益於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思想影響各民族國家，使其漸漸融于全球的共同體，開始成為各國媒介的重要報道視線。
    從某種意義上看，全球化的發展離不開國際傳播，各國大眾傳媒、特別是互聯網是推動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引導各國人民穩步達到全球化的預定目標，迫切需要國際傳播正確解釋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説明全球化的結構性變革。在現階段，大眾媒介都受民族國家或跨國集團的控制，只能是民族國家的媒介，在本質上是和國際化對立的。令人尷尬的是，至今還沒有真正全球化的媒介，互聯網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各國的控制。聯合國這個世界各國最大的聯盟沒有創辦報紙、廣播和電視臺，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出現“UN”的媒體，但現在起主導作用的是那些超越國界的少數新聞集團。它們一面發出全球化的聲音，一面為這些集團的經濟政治利益而忙碌。全球化無論作為經濟運動、政治運動還是生態社會主義運動，都缺少與其匹配的國際傳播實體與傳播內容，不能不滯緩了全球化的有效進程。
    正義的民族國家的媒體為全球化提供健康的思想和傳播架構，主要是指傳播內容的多維性、合理性和先進性，以利於推動世界經濟合作和世界和平。國際傳播的合理架構，引導各民族正確認識人類的共同利益，採取共同行動制止偏離這種利益的舉動。合理的國際傳播架構大體應包括以下幾點。
    (一)確立科學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作為人類反映世界的思想體系，由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構成認識系統。國際傳播無法擺脫意識形態，但也最容易被錯誤的意識形態所浸染，對人類社會的現狀作出混亂的解釋。國際傳播的成效取決於科學意識形態的確立，正確解釋全人類面臨的共同任務，消除世界上存在的種種不平等，讓各國人民逐步消滅貧窮而成為有産者，是21世紀主導的意識形態。科學意識形態是實踐的意識形態，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隨著實踐的飛躍而不斷自我否定，具有深化實踐和指導實踐的特性。它不接受任何過時的、先驗的理論，如果理論脫離了實踐，它就從各國人民的實踐中總結出新的理論，説明世界新的發展趨勢。建立共産主義或世界共和國、徹底消滅私有制是人類未來的理想，是透支的意識形態，今天不要更多地談論它，而要腳踏實地地研究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發展先進的生産力，解決實現人民利益的具體問題。
    國際傳播的對像是各國人民，細心觀察各國人民的文化差異和在各自實踐中相互接近的東西，把意識形態的潛望鏡轉向他們的融合之處。媒介有了駕馭全球事件的分析器，尊重世界各國的國情，從中找出相近點，才能對全球事務看得更全面些。國際傳播不能不反對霸權主義、窮兵黷武和民族利己主義，堅持以世界人民為主體、以“平等待我”為最高原則，逐步創造各民族大家庭的融洽氣氛。
    (二)倡導世界平等和各國的共同發展
    在全球化沒有達到終極目標之前，各民族國家的存在和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受到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保護，國際傳播要維護各民族國家的利益，促進各民族國家的友好合作，推動各個國家的完整、統一和穩定。為實現全球化，不斷擴大國家間的相同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擴大國際間的裂痕、歧視，炫耀核威脅，把別的國家排斥在國際事務之外。
    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不斷發生互動，世界力量的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世界和平是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前提，各國的共同發展則是保持世界和平的基礎。倡導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文化，儘快擺脫貧困落後狀態，是國際傳播的重要任務。只有世界各國都發展了，經濟水平相互接近，才能有走向世界一體化的可能。在新的世紀裏，一切愛好和平、渴望發展、嚮往進步的國家和人民，爭取實現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共同推動歷史車輪向著光明目標前進的保證。各個國家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友好交往，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平等協商，國際社會應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各國應加強經濟技術的交流與合作，逐步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使經濟全球化達到共贏和共存的目的。
    各國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承認世界的多樣性，是國際傳播必須考慮的問題。從傳播內容到傳播形式，都要適應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的特點，把強調在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作為報道的平衡方法，使國際傳播推動全球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三)選擇先進的文化範式
    全球化是一個變動中的世界，各種客體、人民、圖像和話語的變化不是朝著一個方向集中，而是千姿百態。這些不同事物的軌跡有著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起點和不同的歸宿，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與其體制有著不同的關係，同時也在孕育各種新的文化。其中，有先進的文化也有落後的文化，它們之間的分離導致了種種不同的問題，造成了變動中世界的特質，産生了諸如宗教衝突、恐怖主義及正義和治理等方面的基本問題。西方傳媒送來了一幅幅生活福利的景象，使落後或發展中國家的人不滿足於本國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出現大量偷渡、販毒和賣淫現象；人權論引發了東西方的衝突和各種訴求；關於“誠信”、平等和民族榮譽也越發迫使各國需要規範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國際傳播應對上述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使窮國和富國都應盡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國際傳播不單是推動全球化，而且要選擇先進文化和表現文化的先進範式引導人們解決各國出現的種種棘手的難題。阿俊艾帕杜萊在《普遍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一書中説，各個地區、各種文化和各個社會之間的接觸固然不算什麼新鮮事，但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的確有一些新的特徵，電子傳媒和大規模移民為全球性的社會關係創造了一個新的力場(force field)。從民族國家的視角看，我們正站在一種全球秩序的邊緣，這一秩序出現了多種力量，抑制或侵蝕了國家主權在經濟、法律和政治忠誠方面的運作。民族國家的時代還沒有終結，但是民族國家體系作為惟一的遊戲廳的時代卻已過去。[18]在今天，先進的文化最終要戰勝落後的文化，全球化就是無情的戰場。
    世界上各種觀念與意識形態、人員與商品、圖像與信息、技術與工藝，是一個川流不息的文化世界，也是一個有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及其穩定形式的世界，由此構成了種種文化範式。如果仔細觀察，就會認識到以變動為特性的人的活動正以不同方式造成了各種文化。先進文化是沒有國界的，必然要走向世界，落後文化只能是民族的。國際傳播對待文化問題，只能選取先進文化説明世界變化的真諦。後工業化時代，千百萬人拚命地希望找到可以依靠的東西——從得克薩斯道教，到瑞典的泛神秘主義，從菲律賓的信仰治療，到種種邪教巫術，不但沒有建設一個適合新世界的文化，有人反而力圖宣揚適合於舊時代的思想，讓自己重新生活在老祖宗那種狂熱信仰之中。面對技術、社會、政治的新現實，工業化時代的思想結構越來越使人感到格格不入，許多新思潮一轟而起又很快消失了。國際傳播要分析那些曇花一現的東西為什麼短命，找出它的根源，從而制止它的暫短的渲泄，把説明世界發展方向的創新型的文化傳播給大眾。21世紀新文化的種子正在成長，強大的綜合性見解已經開始涌現。工業文化的廢墟被全球化思潮席捲而去，世界人民渴望平等分配先進文化的美景已初見端倪，國際傳播把先進的文化告訴各國人民，已越來越受到歡迎。
    以對撞粒子為基礎的自然形象，以法治觀念普及的政治理性，改變了人們關於自然和民族國家的看法，正以正義原則為思想導向。這個正義的內涵就是堅信自然規律、堅持先進的生産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從正義性中找到合適的傳播形式，為優秀文化開闢繁衍的空間。


註釋：
[1]Marshall Mcluhan,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P.31, 58.
[2](法)阿芒馬特拉：《傳播全球化思想的由來》，譯文載《國際新聞界》，2000. NO.4。
[3][4]參見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聯書店，1984，426、427頁。
[5]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
[6]Robertson .  R, 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Sage.
1992,  P.146.
[7][德]卡爾海因茨巴奎：《世界經濟結構變化與後果》，載《政治與現代史》，1995.  NO.49。
[8][德]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裏門塔：《全球化的十大謊言》，新華出版社，   2000，第3、5頁。
[9]丹尼爾耶金：“一個時髦詞的誕生”，載美《新聞週刊》，1999年2月15日。
[10]龐學銓，陳姝靜：《全球化研究的新視角》，載《國外社會科學》，2000，NO.4。
[11]《康有為政論集》上冊，516-519頁，中華書局，1981。
[12][14][15][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21、217、223頁，人民出版社1972。
[13][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卷254-255、273頁。
[18]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