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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尋求與世界的平視 ——北京青年報記者閔捷對話報告撰寫人張頤武
作者: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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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一工程: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的精神文明建設評選活動自1992年1 月起每年評選一次,評選上年精神産品中五個方面的精品佳作。這五個方面是:一部好的電影作品,一部好的戲劇作品,一部好的電視劇(片)作品,一部好的圖書(限社會科學方面),一篇好的理論文章(限社會科學方面)。1995年起,將一首好歌和一部好廣播劇也列入評選範圍,“五個一”名稱不變。五個一工程的評選對於文藝創作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也調動了各地和各部門組織和促進文藝發展的積極性。
■追星
在流行文化中,指青少年將影視、體育、音樂等方面明星視為偶像。這是青少年文化在消費文化中成長的特殊現象,它顯示了青少年已經具有的消費能力和市場影響力,也使得青少年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受到了影響,産生了一些負面的效果。但如何引導這股潮流,是家長和社會面臨的挑戰。
■70年代出生作家
90年代後期出現的一批70年代之後出生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大多表現90年代之後的都市青年的生活。其中一部分以“美女作家”著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有些作品由於過度表現個人的私生活而受到社會的批評和爭議,也有一些作品較充分地表現了年輕人所面臨的種種真實的困擾和面對生活的勇氣。
■QQ
由騰訊公司在1999年2月開發的一種基於因特網的即時網絡通訊工具。它是網絡“聊天”的主要工具,由於其方便易用,受到熱烈的歡迎,QQ的用戶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因特網註冊用戶群。QQ已經成為中國網絡文化的重要形態。QQ的網絡“聊天”已經非常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交流方式。
■文化快餐
指在大眾文化中消費性的文化産品。暗示這些作品沒有永恒的價值,只是一次性的消費。這一名詞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討論中經常出現,表現了人們對於大眾文化的相當複雜的態度。它的出現既反映了文化市場的活躍,也投射了具有深度的文化的供給不足。
■10部大片
自1995年起,中國開始採用利潤分成的形式每年引進10部優秀的外國影片。由於這些影片基本上是好萊塢電影,可以反映國際影壇的流行趨勢,所以被稱為“10部大片”。自1994年11月12日在北京首映《亡命天涯》開始到今天,“大片”已經成為中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大片”的引進豐富了人們的文化消費,也帶來了新的文化衝擊,為民族電影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問題。“大片”的票房也並不是每部都成功,而且近年來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這説明觀眾基於文化的選擇仍然是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可能。
■前衛藝術
近年來在各個藝術領域出現的以探索性和反傳統的姿態出現的藝術現象。如美術領域的行為藝術、先鋒繪畫;電影電視界的新紀錄片運動和“第六代”電影等等。這些現象一方面擴大了藝術表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藝術與公眾的疏離和對藝術價值的衝擊。其中一些藝術現象,如一些過激的行為藝術活動受到了媒體批評和公眾的質疑。如何在藝術探索和公眾的了解和承受之間,在藝術的可能性和普遍的精神價值之間取得平衡,是前衛藝術發展的問題。
■“小資”文化
指由都市“白領”等構成的中間階層的文化。這一新的階層是中國發展中出現的新的具有相當收入的階層,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消費能力都受到人們的矚目,他們的文化在市場化和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中已經具有影響力。關於這種文化的探討一直沒有明確的定位,但這一階層對於高雅的文化品味的追求和對於各種新文化形式的興趣是其基本的文化取向。他們的文化往往在經典文化的接受和新的文化時尚的追求之間擺動。如何超越階層的文化,在社會團結基礎上追求各階層“共享”的文化,是人們關注的問題。
■以“全球本土化”的積極心態迎接WTO
記者: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對中國的文化進程會産生什麼樣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大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之後,中國文化産業怎麼應對結構性的調整?
張頤武:WTO問題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在文化上有很多的衝擊,這個衝擊一方面是所謂文化市場的開放,另外一個方面,是文化思潮高度的多樣化複雜化,特別是外來的文化思潮,通過文化市場的運作,會對中國社會文化産生很大的結構性的衝擊。這個衝擊實際上從90年代以來越來越明顯了,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會更大。
但是我覺得,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影響的深遠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國文化自我調整及適應能力。現在中國社會抗壓性適應的能力已經比較強了,已經建構了自己比較穩固的系統文化體系。經過了這十年來市場化的轉型,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好的適應力。所以加入世貿組織以後,進口好萊塢大片馬上就增加到20部,電影市場也允許國際資本進入了,在廣東默多克的星空衛視落地,這都是很明顯的現象。
■我們正在創造本土文化的品牌
記者:我們對文化市場有條不紊的開放是否也説明我們的應對能力在加強?
張頤武:是的。經過20年改革,特別是十年來的發展變化,我們自己正在創造本土文化的品牌。比如我們電視劇的製作實際上已經創造了能夠抗住好萊塢衝擊的自己的風格,像《紅色康乃馨》、《突出重圍》、《不要和陌生人説話》、《空鏡子》、《激情燃燒的歲月》等電視劇,正是用非常獨特的本土的方式,創造了能夠既借鑒來自於外國電視劇的成功的經驗,又適應本土觀眾欣賞願望的電視劇風格。他們能夠準確把握中國觀眾的趣味和想象,能夠針對中國觀眾製作相對比較精良、投入又相對比較大的劇集,能夠迅速贏得自己的市場。
而跨國公司要進入中國市場,必須依靠中國本土的精英,靠一些熟悉本地市場的“大腕”。馮小剛之所以成為哥倫比亞投資的對象,是因為他賀歲片的成功,有《甲方乙方》、《不見不散》的經驗。馮氏賀歲片這個品牌在中國電影市場上一枝獨秀,他有能力把握這個市場上觀眾的愛好。所以,跨國公司借助這些人才能搞起來。
記者:即使好萊塢的大片也要過“本土”這一關。
張頤武:確實如此。從1995年十部大片進入以後到現在,我們發現好萊塢電影在中國市場除了少數像《泰坦尼克號》、《哈利 波特》、《指環王》這樣的片子很成功外,有相當多的大片失敗了。英文有一個説法叫culture discount(文化折扣),好萊塢遭遇文化折扣,到這兒水土不服,怎麼辦?跨國公司進入到中國如何跟本土社會結合,這是他們面臨的挑戰。
記者:我看到您在一篇文章當中曾經提到中國文化要“尋求與世界平視關係”,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國文化應該尋求怎樣的發展路徑?在中西文化之間我們究竟應該怎麼樣才能做到恰到好處?
張頤武:這是特別有意思的問題。實際上在中國整個現代化過程當中,文化上一直有兩種心態,一個是全盤西化,覺得西方什麼都好,仰視西方的做法,主張全盤西化。第二個是我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最了不起,是俯視。一個自我貶低,一個自我擴大,這兩種傾向經常左右我們的心態和想法,很難避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個好處,現在無論中國的生産能力還是中國綜合國力在世界上已經有了很明顯的提升。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的今天,特別是中國人已經撫平一百年來精神的傷痕,現在的狀態下我們有了更加平和的心態,和世界建立平等的對話關係。在這個對話中,我們既不落後於世界的潮流,同時又保留我們自己的長處,並取別人的長處,創造出一個21世紀的中國新的文化。
記者:在這方面,亞洲的其它國家像日本和韓國,他們的做法對我們有一些什麼樣的啟示?
張頤武:説到日本和韓國,他們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這些都會變成我們的財富。日本的經驗有成功的一面,在他們現代化的過程裏邊比較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失敗的教訓,它走向偏執的軍國主義。民族意識是值得我們珍惜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創造出與西方不同的新的模式。因為我們畢竟是大國,國情乃至於社會的狀況在東亞這個地方都是舉足輕重的,和韓國和日本情況不同,21世紀的中國應該以新的姿態改變世界,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我覺得我們可以更開放,但同時更能夠保護自己的東西,這兩個方面結合得好的話,我們的未來是非常輝煌的。
■大眾文化娛樂化是市場化、全球化的必然結果
記者:怎麼看待大眾文化的娛樂化傾向?文化産品商業價值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怎麼來評價文化的消費特性?
張頤武:大眾文化娛樂化傾向是客觀的現實,因為社會的變化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了。這是很難避免的,它是市場化和全球化必然的結果。中國大眾文化娛樂化的發展,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説還不是很充分的。美國的大眾娛樂業是美國最大的支柱産業,而中國的電影産業微不足道,全年只有六億的票房,娛樂化的程度可能還不夠,還需要我們做得更專業,更加吸引大眾。我覺得很多文化人或者知識分子一提到娛樂就覺得是狼來了一樣,特別氣憤。
一方面,大眾文化娛樂化的程度不夠,另一方面需要敏銳觀察這種娛樂文化包含的負面因素,比如説它給人的精神造成膚淺化,不能更好思考,這當然是有的。娛樂化的趨向不是壞事,關鍵是怎樣把娛樂化趨向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輕。我們不應該因噎廢食,同時我們也不應該放縱它自由發展,這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要掌握臨界點在哪兒。目前的矛盾是,有的時候我們容易反應過激,另外有的時候太放任自流。在電視裏面對性的問題,我們的尺度是很嚴的,可對暴力的尺度有時又是很寬,這對兒童心理的健康成長有很大的危害,我們對這些尺度需要有一個共識,應該比較明確,具可操作性,我覺得標準問題是比較重要的。
再有,關於商業化的價值。因為藝術或者文化作為精神産品本身就是有商品的特徵,是特殊的商品,文化的消費也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們所要做的是規範這個市場,建立有序的市場,而不是反對消費。有序的市場跟上面講的娛樂化傾向一樣,我們如何用我們的法制法規,用我們的引導,用我們媒介的監督,公眾的監督,從業人員的自律建立有序良性運作的市場。這個市場目前還需要我們花大功夫清理、創造。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是怪現象,不可接受的東西,過一段時間可能就會消失了。我覺得,我們既要有強烈的責任感,也不能操之過急。
記者:精英階層在文化導向上將産生怎樣的影響?
張頤武:精英階層或者説擔當對高級文化的守護者這樣的人,要正視大眾文化的發展,而不應該逃避,更不應該蔑視它,應該研究和探討它的規律。大眾文化的發展還是有它重要的意義,它使得更多人能夠接觸到文化。隨著文化的普及,識字率的增加,一般觀眾對文化的接受能力也在增加。現代社會文化是多元、開放、民主的,這就決定了精英階層應充分理解其他人的文化趣味,那些趣味裏邊也可能包含有衝擊力有魅力的要素。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説最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後來慢慢它的價值被發現,金庸的小説也是一樣,原先是通俗小説,慢慢變成經典。這種變化中間精英階層首先要心態開放,應該了解其他不同文化並與之對話。另外,精英階層不應該放棄批判性、反思性的特點,對社會對文化有守門人的責任,應該提出自己的反思,自己的批判,自己的質疑,這也是需要的。
■電視與網絡前景廣闊
記者:你怎樣評價電視和網絡作為兩大新興媒體在文化傳播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張頤武:電視現在是支配中國生活非常重要的東西,它是傳統媒體裏邊最有活力的部分。它的直觀性強,有深入到每個家庭的能力。特別是現在頻道開放以後,大量的頻道選擇的餘地很大。
而網絡文化比電視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它更靈活,更具有個人性,更能夠包容有個性的東西。電視文化是依靠收視率、依靠廣告存在,網絡的文化有更大的廣泛性,任何一個人隨時加入到裏邊去,可以參與文化的建設過程,而且參與的門檻更低,不光是觀賞,還可以變成創造者,跟電視文化不一樣。
記者:網絡文化已呈咄咄逼人之勢,未來呈現怎樣的發展態勢?
張頤武:電視文化大眾往往作為受眾,網絡文化大眾可以作為一個參與者,是一個互動的文化。所以這種互動的文化將來的發展空間是越來越大。
隨著整個社會變化、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參與到文化創造裏邊的熱情是很大的。網絡文化有一個更自由開闊的空間,而書面的文化出版業門檻是比較高的,大家都知道,作家出版社一般只盯住幾個大作家,電視僅僅盯住有限的明星,為什麼呢?因為不能失敗,市場運作怕虧本,血本無歸,出版商、電視的運作商都是很謹慎的,這樣的話造成文化創新力不足。
網絡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新銳的力量就沒有這種擔憂。比如一個小説,我貼上去,一分鐘的時間就貼上去,很大一篇小説。在網上可以發現《蒙面之城》、《天堂盡頭》,這些小説原來在網上發表,後來在紙面媒體發表。網絡能容納、包容更多的另類文化。這是網絡最大的潛力。借助於這樣的發展,很多邊遠地區的年輕人可以直接接觸到最新的文化。我在西雙版納、西藏看到邊遠地區的年輕人通過網絡能夠接觸到最新的文化、最新的信息,這樣的話他們發展的起點就是創造力解放的起點,他們可以利用網絡跟全世界有直接的聯絡。
網絡發展對中國的發展有巨大的意義,同時也有一些負面的東西,比如大量無用的信息,網絡信用問題等,跟人類社會其他事物一樣永遠有好壞兩個方面。有壞的方面並不是我們拒絕或者害怕新事物的理由,只能在迎接它的同時儘量把它的危害或者危險降到最低,這樣的話在未來的網絡生活中間,我們就會創造出很好的非常有趣的文化。
責編:詩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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