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改版:《時空連線》《面對面》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28日 14:46

　　孫玉勝　

　　《東方時空》開播初期，曾有人斷言這個欄目的存活期不會超過三個月。然而彈指之間,《東方時空》已經走過十年路程。按當時31.5歲的平均年齡計算，當年的創業者目前都已經接近或跨過不惑之年。回首往事，我時常反問自己:《東方時空》一路走過從前的生命力究竟表現在哪?幾年前我曾經在新聞評論部一次年會上説:“一切優秀欄目的背後都有兩個重要的元素，這就是‘理念’與‘激情’。”

　　《東方時空》當然也不例外，但與其它新聞性欄目明顯不同的是,《東方時空》具有強烈的“實驗性特徵”。而正是這種實驗性特徵才使其生生不息並始終處於電視新聞改革的前沿，成為許多新型節目的孵化器。

　　1994年,《東方時空》中一個子欄目《焦點時刻》的實驗結果直接體現為《焦點訪談》的開播；1995年末,《東方時空》同時在做兩項實驗，一項是談話節目，另一項是將“再現”的手法引入紀錄片。“談話”的實驗直接催生了中國第一個談話類欄目《實話實説》;“再現”的實驗雖然沒有欄目化，但實驗的結果是幾年後30集系列片《記憶》的出臺。

　　2000年，為探路新聞頻道的運作,《東方時空》實驗著每天兩個半小時的直播及《直播中國》。此外,《東方時空》還實驗了“製片人制”、“招聘制”和“記者主持人制”。

　　2001年秋天，臺裏決定對150分鐘的2000版《東方時空》再次進行改版，秉承其一貫的前衛理念和探索激情，這一次,《東方時空》將實驗什麼呢?

　　1996年10月，我們曾在京郊韓村河主持召開過一次“新聞性節目前瞻座談會”，會議的目的是結合’97香港回歸直播報道及央視在新聞節目形態和報道方式上與世界大臺存在的差距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在這次座談會上，我們與各路傳播學專家一起探討了電視新聞直播和電視新聞頻道的許多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閔大洪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我後來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看到閔大洪對這次座談會的評價:“新聞傳播學界對多年來我國新聞改革出現的變化有一種表述：新聞主體意識的回歸，此次會議是一個證明。”

　　1998年初，央視臺領導先是提出要強化第一套新聞節目，而後又提出要創辦新聞頻道。為迎接新聞頻道時代的來臨，新聞中心開始做理論和人才方面的準備，並先後在央視順義培訓基地舉辦了兩期業務培訓班。在為培訓班講課的時候，我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在電視新聞改革五年後的今天，我們還缺少什麼?我的回答是：第一，缺少一個新聞頻道；第二，缺少新聞背景和背景分析；第三，缺少新聞人物的訪談；第四，缺少名記者和名編輯；第五，缺少對新聞的提煉和凸顯；第六，缺少新聞發現和策劃；第七，缺少新聞包裝和製作；第八，缺少直播節目的機動性和控制力；第九，缺少職業化的分工和運作體制。

　　在此後的五年中，新聞中心一直在試圖彌補這九個“缺少”，有的已經實現，有的已見端倪，但有的仍需實驗、探索和努力。

　　源自1993年的電視新聞改革使央視新聞中心有了14檔新聞節目，有了《東方時空》這樣的新聞雜誌，有了《焦點訪談》這樣的輿論監督節目，有了《實話實説》這樣的談話節目，有了《新聞調查》這樣的調查節目。2003年5月1日，一個最重要的缺失也得以填補：央視有了自己的新聞頻道，每天24小時不間斷播出，多檔新聞滾動讓觀眾有了更多的收視選擇，也使央視的新聞從業者們得到更加廣闊的實驗和創新的天地……我一直認為：在我所列舉的九個“缺少”中，當時除了新聞頻道不能由我們自己説了算之外，其他都是可以有所作為的，而在新聞節目的諸多“缺少”中，到《東方時空》第三次改版時，成為“首急”的就是“新聞背景”。

　　我所説的“新聞背景”是內容而不是一種獨立的節目形態。作為內容，它可以出現在整點新聞節目中，也可以出現在深度報道和談話節目中，甚至還可以出現在直播報道中。北京時間2003年3月20日上午，號稱“斬首行動”的空襲打破了巴格達的寧靜，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拉開了序幕。3月22日22：30左右，設在卡塔爾的美國中央司令部伊拉克戰爭指揮部舉行記者招待會，伊拉克戰爭前線總指揮弗蘭克斯將軍在開戰三天后首次公開露面通報戰況，包括央視在內的許多電視臺在持續的直播中都將弗蘭克斯的講話及回答記者提問的過程作了轉播處理。招待會之後，央視和鳳凰的主持人均向嘉賓提出同樣的問題：為什麼弗蘭克斯在開戰三天后才露面?弗蘭克斯説,“薩達姆的生死已不重要”和“美國沒有對巴格達發動大規模轟擊計劃”意味著什麼?嘉賓的解釋和分析就是觀眾在這個動態新聞發生之後最想了解的背景和評論。

　　在現代電視新聞節目中，內容的界定日益呈現出“模糊化”趨勢，別説觀眾，就是業內人士有時也很難在新聞節目、深度報道、談話節目，特別是直播報道中區別什麼是新聞主體，什麼是新聞背景，什麼是新聞評論。作為普通觀眾，他們只需要節目“好看”和“可信”就行了，但作為職業電視從業者，我們不能不明白我們缺少什麼。而“背景”的缺失很可能直接影響節目的“好看”和“可信”。“好看”是指吸引力，而“可信”是指權威性和公信度。

　　新聞實踐者可以不知道“新聞背景”的定義，但卻不能不知道新聞背景的作用——為受眾準確解讀新聞的價值及影響提供幫助。從這個層面説，新聞背景的缺失是傳播者缺少“受眾本位”意識的反應。對電視來説，新聞背景就是用更多的相關事實為觀眾做更多的解釋。這種解釋有時是要説明新聞事件的起因(也就是“五個W”中的“Why”)；有時是要披露事件背後更多的細節，其中包括事件中諸多事實之間的關係；有時則是同類事件歷史與環境性的對比。比如200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新黨章，新黨章在其總則中對共産黨的性質的表述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對此，電視節目在新聞背景中就可以將歷次黨章對共産黨性質的不同表述進行對比並加以解釋，通過這種對比解釋，觀眾可以了解以下事實：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章目前只有英文版和法文版原件，而沒有中文版；黨的性質不是在黨章中，而是在一條組織條例中表述的；與十六大黨章對黨的性質的表述最相近的是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但不完全相同；在“先鋒隊”的表述上，有時表述為“無産階級先鋒隊”，有時表述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而十六大則表述為“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兩個先鋒隊，這種變化的歷史原因如何解釋都應該是新聞背景。因此，有學者説:“解釋，就是新聞報道的深化。”正是從這個角度，我認為中國的電視還缺少一個品種，這就是新聞背景的深度報道欄目。《焦點訪談》可稱為深度報道欄目，有時也有這種新聞背景解釋類的節目，如伊拉克戰爭期間播出的《伊拉克戰爭升級》等節目就屬此類。但更多的時候，由於《焦點訪談》特有的“監督性”和“典型性報道”而使其新聞性被弱化了。

　　因此，早在2000年初，也就是《東方時空》醞釀第二次改版的初期，評論部就開始實驗“新聞背景”節目，以替代已經不能與時俱進的《時空報道》。因為我們常常感覺到，一些重要的新聞事件在新聞中被當作消息播出後，缺少應有的呼應和跟進，缺乏深度。當時曾先後進行過兩次實驗，但兩次實驗均以失敗告終。現在反思，當初實驗失敗的原因有三：其一，把“新聞背景”當成專題欄目來運作了，沒有找到更新穎而且更新聞化的表現形態；其二，沒有發現更機動化的前後期運作模式，從而不能確保深度報道節目的時效性；其三，在理念上不是把新聞背景理解成更多的事實與分析，也就是沒有將其理解為一種解釋性的深度報道，而是理解為更多的闡述道理和評論。兩次實驗均失敗的教訓再次提醒我們：電視新聞深度報道是應該體現為更多的事實背景和觀察事實的多種角度，而不是概念鋪路、觀點先行的連篇累牘的大道理。

　　實驗的失敗最終沒能用“新聞背景”取代《時空報道》，而是轉向以強化新聞現場為目標，將《時空報道》改造成為《直通現場》。

　　其實，就在2000版《東方時空》開播不久，新聞評論部副主任陳虻和當時退居幕後的白岩松就開始著手實驗另一個全新的欄目，陳虻説，這個欄目的目標定位仍然是:“新聞背景”，時段是瞄準了“雙零”(零收視率、零廣告額)的午夜23：00。這是一種前赴後繼的實驗精神和創新追求。

　　這次實驗從一開始就有了兩個重要的進步，一是成本意識，低投入高産出；二是科學意識，在確定欄目內容定位和形態定位之前先搞節目市場調查。2001年初，欄目樣片成型，取名《子夜》，欄目標語為“透明在子夜”。我看過幾次樣片，感覺節目形態在中國獨一無二，而且運作方法已經成熟，我關心的惟一一個問題是：能否批量生産?梁建增和陳虻承諾：沒有問題。

　　但由於央視第一套節目調整難度太大，這個節目一直沒有機會出籠，白岩松銷聲匿跡了近一年。那一年中，我常常為這樣一個出色的新聞節目主持人的閒置而焦慮。

　　2001年秋天，臺裏決定對《東方時空》再次改版。一天，羅明副臺長和我在新聞中心主任李挺的辦公室裏討論《東方時空》如何改版。我説這次改版必須要有新舉措，是否把《子夜》拿到《東方時空》來，取消《直通現場》?羅明和李挺都説這個主意好，羅明副臺長還説:“如果這個小欄目時長不夠，可以把《東方時空》整體延長。”事後羅明向趙化勇臺長做了彙報，建議被採納了——那個《子夜》就是現在的《時空連線》。新版《東方時空》45分鐘，比原始版增加了5分鐘，這5分鐘都給了《時空連線》。

　　經過八年的實驗、探索和改造，由《焦點時刻》到《時空報道》，又由《時空報道》再到《直通現場》，最終是由於《時空連線》的出現，才使《東方時空》這個新聞雜誌中的一個板塊在形態定位、目標定位和內容定位上徹底走出了《焦點訪談》的陰影，而且在新聞性、背景性和時效性上與其形成了鮮明的互補。

　　在我看來，雖然《時空連線》已經有了許多背景式的深度報道節目，但它仍然以獨立報道新聞事實為主，而不是以展延、説明、解釋每天的重要新聞事實為己任。

　　理想中的“新聞背景報道”應該相當於印刷媒體的“封面故事”，它應該是對當天或當時最重要新聞事件的“鏈結式”報道，既有該事件更多事實的展示、挖掘，更有深入淺出的對比、説明、解釋以及透徹的分析和見解。目前我們還缺少與“重點新聞”互動的深度報道欄目。

　　《時空連線》的實驗性還在於其運作體制。這種運作體制不相信個人水平和智慧，而相信專業化的分工協作，也就是集體的智慧。這種體制將決策核心置於其編委會之下，前方記者只是編委會委派出去的“採購者”。一期《時空連線》是多工種協作的結果，而不再是個人“包産到戶”式的作品。由於是一種協作，前方記者只負責將採錄的素材轉回電視臺，而由後期編輯對其進行處理，所以節省了記者的旅途時間，從而大大提高了節目的時效性，大多數的日子是《時空連線》的節目已經播出，而採訪的記者還在當地或者旅途中。

　　《面對面》是《東方時空》裏一個獨特的欄目名稱。這種獨特性表現為《東方時空》歷時十年僅有的三次改版中，每次都有《面對面》，但每次形態和命運都不一樣。1996年第一次改版時的《面對面》只有2-3分鐘，主要是以主持人的言論為主，是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和方宏進與觀眾“面對面”。2000年《東方時空》二次改版時，用《面對面》取代了《東方之子》，目的是為了彌補電視新聞中的一個缺失——新聞人物，但這次“面對面”是短暫的，三個月後,《面對面》又改回了《東方之子》。“新聞人物訪談”得而又失，再次成為一個缺失的品種。2001年11月《東方時空》第三次改版時曾設立了兩個週末版，星期日是繼承二次改版時的以本週國際焦點事件和焦點人物為定位的《世界》，以及講述一個經典的老百姓故事為定位的《紀事》；而星期六則是一部由《東方時空》歷時兩年拍攝的系列片——《記憶》。《記憶》的創作手法依據的是時任《東方之子》製片人時間幾年前在《東方時空》

　　實驗的“真實再現”形式，由周兵任總編導和製片人，共拍攝了30集。按每週播出一集的週期，這個系列片作為新《東方時空》的週末版可持續半年。我曾對新聞評論部主任梁建增説:“要考慮《記憶》播完之後用什麼欄目做週末版，可以再實驗一種新的節目形態。”隨著梅蘭芳、巴金、魯迅、陳獨秀、宋慶齡等百年人物在《記憶》中的依次出現，評論部新的欄目實驗也在緊鑼密鼓地策劃。首先是崔永元的《實話實説》欄目提出要做一個“發明”類的談話節目，但不知什麼原因又終止了。後來他們做了一期《誰贊成，誰反對》的樣片讓我看。這是一種對抗性的談話節目，節目主體是由兩個隊對一個話題進行辯論，之後由觀眾投票表示贊成誰、反對誰。欄目的形態有創新而且可以進一步完善，但最讓我擔心的是節目批量化之後如何把握。“拾金不昧要不要回報”的辯論曾一度使《實話實説》險些走到盡頭，對此我心有餘悸，因此這個欄目我沒有同意上馬。此時,《記憶》已接近尾聲。《誰贊成，誰反對》沒有出臺，但評論部另有預案，這就是重新實驗“新聞人物”。我與梁建增探討，實驗新聞人物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將《新聞調查》欄目中的人物訪談類的節目獨立出來。

　　2002年5月，評論部決定由《新聞調查》製片人賽納負責“新聞人物”欄目的實驗，其試驗的第一個人物就是他們誰都沒有想到我能放行播出的《與神話較量的人——劉姝威》。其後他們又實驗了閃淳昌。當時正值大連“57空難”發生，國務院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閃淳昌是事故調查組負責人，閃局長面對記者談了“57空難”整個打撈過程和調查過程，他還帶著王志看了由打撈出水的殘片恢復而成的飛機原型。當2002年5月看到他們的樣片時，我的評價是：形態成熟了，主持人成熟了，只待選定時機出臺。

　　2003年1月11日，再次以“面對面”命名的大型新聞人物訪談節目開始於每星期六在《東方時空》播出，主持人固定為王志。王志曾是湖南電視臺的記者，1994年加盟《東方時空》，任《東方之子》主持人，後又轉移到《新聞調查》。王志的沉穩、老練和質疑的提問風格備受同行稱道。與他面對面接觸、面對面交流、面對面碰撞的第一個人物是曾為“福布斯”排行“中國富人”的胡潤，其次是牛群、劉子亮、章孝嚴……2003年4月底、5月初，在“非典”肆虐中國的日子裏,《面對面》的許多節目，如“王岐山”、“鐘南山”等，都被臺領導安排在了黃金時間播出,《面對面》與王志家喻戶曉。

　　第三次與觀眾見面的“面對面”，終於圓了《東方時空》追蹤“新聞人物”的一個夢想。為實驗這個夢想，不同欄目的不同人共用去了八年的時光。

　　實驗性特徵，正是《東方時空》的生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