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未捷身先困——瀋陽野蠻拆遷採訪手記

央視國際 2004年06月28日 14:37

　　李 娟

　　從事新聞工作近十年來，我很少打無準備之仗。照我的習慣，但凡拿到一個選題，心理和文案上的準備都要做到盡可能的充分和詳盡。但是，此次瀋陽之行，一切都在未知的情況下發生了……

　　一、採訪計劃突變 夜探拆遷現場

　　2004年5月24日晚9點，我和攝像乘坐的飛機剛剛在瀋陽落地，就在我打開手機的

　　一瞬，鈴聲一躍而起：“李娟嗎？聽説瀋陽有一個動遷戶困在家裏20多天了，你們先去看看情況是否屬實？……”主編劉年的突然襲擊，令我有點措手不及：我們此行是來採訪調查一個兒童村的情況的，有一大幫人正等著我們碰情況呢！但動遷的事比較緊急，我們只好轉移戰場。

　　聯絡“知情人”、選定碰頭地點、編好接頭暗號，夜10點，和攝像馬戰輝乘出租車大大咧咧地來到拆遷現場。只見“知情人”左顧右盼，慌裏慌張地跑到跟前，用手一指：“人就在那裏面。”順著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幢支離破碎、黑裏巴黢、鴉雀無聲的殘樓，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瓦礫堆中。“那裏面有人？被困？出不來？”與其説是疑問，不如説是驚訝！正欲下車前去打探一番，不料“知情人”衝著我直翻眼。回頭一看，驚地我一激淩：不知什麼時候，也不知從哪，冒出了一大幫保安，分佈在墻頭上、殘樓邊、馬路口、道路旁，眼睛生生地盯著我們，而且直逼過來。見情況不妙，我的腦海裏蹦出兩個字：快撤！

　　情況顯然並非我們想象地那樣簡單，一個拆遷現場，何以如此戒備森嚴？見有來人，又為何如此緊張？如果真有人困于其中，他的處境又該如何？在沒有全面了解事情原由的情況下，我們不能過早地暴露記者身份，更不能擅自採取行動，以免打草驚蛇。

　　我們連夜採訪了包括劉女士在內的5、6名動遷戶代表，熟悉了他們提供的所有證據材料之後，“野蠻拆遷”成為我們下一步需要調查核實的中心內容。而動遷戶董先生如果被困危樓屬實，這無疑將是“野蠻拆遷”行為一個活生生的有力證據。能否進入危樓成為我們此次調查活動的關鍵，也成為我們下一步採訪中的又一個未知數。我和攝像決定冒一次險。

　　25日淩晨2點，我和攝像第二次來到拆遷現場，裝做情侶的模樣逐漸接近工地。儘管已是深夜，工地周圍仍然守候著許多保安，見有人從旁邊走過，他們格外警覺起來。來回走了兩圈，我們分明能感受到身後一雙雙刺眼的目光。今晚，入危樓的可能性為零。

　　回到駐地，接到董先生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一陣陣劇烈的響聲，據説是保安在砸他的門窗。董先生的聲音充滿了恐懼，我的心也揪作一團，徹夜難眠。

　　二、現場突圍受阻 求助反被囚住

　　進入危樓採訪調查，幾乎成為我們當時唯一的目標。為此，我們設想了許多方案，準備對付保安的阻撓。而實際上，事情遠非我們預料的那樣簡單，結果也與我們的預想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5月25日上午8點半，為了證實開發公司是否真的阻撓董先生的家屬送水送飯，我們跟隨董先生的愛人劉女士第三次來到拆遷現場，同時進行了暗訪。

　　“我進去送點水和吃的，馬上下來，行嗎？”劉女士哀求道。

　　“不行！”一大個兒保安大聲説。

　　“那是我的家，有我的家人在裏面，憑什麼不讓我進？”劉女士強行往裏衝，被保安組成的人墻擋了回來。

　　劉女士曉之以情動之以理，交涉了半個多小時仍然無法進入。此時的董先生在唯一能看到我們的一個小窗口，隔著鐵柵欄用嘶啞的聲音哀求著：“我口渴，只送兩瓶水就行！”

　　看到面無血色的董先生隔著鐵柵欄充滿期待的眼神，我們計劃跟隨劉女士進入危樓的想法已經變得次要，我們急切希望，此時有人能夠真正地幫幫他，哪怕送上一瓶水。

　　工地上的一位老師傅見此情景於心不忍，主動接過劉女士手中的食品和水，想替她送進去，一個看似保安頭目的人狠狠瞪了老師傅一眼，一把把他拽了出來，呵斥道：“沒你什麼事！”

　　保安如此冷血，令我們産生疑問：他們到底受誰指使？為什麼這樣不通情理？我們在暗暗地觀察、記錄著這一切的時候，分明感覺到有一雙更加詭秘的眼睛，正在不遠處密切注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取來大攝像機，第四次走進拆遷現場。這一回，面對已經多次交過手的保安，我們第一次亮明了記者的身份。

　　剛踏上工地，保安就從四面八方涌了過來，一面阻擋我們進入，一面圍攻搶奪攝像設備。馬戰輝緊緊握住攝像機，任憑他們推搡，始終不撒手，不關機。與此同時，耳邊傳來許多群眾的呼喊聲：“不準打記者！不準打記者！”部分群眾衝上前來，用身體保護攝像機，阻擋保安對我們的圍攻。

　　此情此景讓我第一次從心底裏涌出一種感動。我們把鏡頭對準這些普通老百姓，他們中有動遷戶、附近的居民，也有親眼目睹過開發商在這裡進行拆遷的路人。在他們義憤填膺的控訴中，開發商停水停電、拆門拆窗、毀樓梯砸墻體，對動遷戶進行威脅毆打，甚至用煙熏……等等野蠻拆遷的一幕幕變得越來越明確和清晰。

　　一位80多歲的老奶奶用顫抖的聲音説：“我住六樓，他們把樓梯砸了個洞，從一樓一直通六樓。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沒有見過這麼野蠻的事情。”一位大嫂在訴説中因悲傷過度，甚至跪倒在地。

　　群眾的傾訴激發著我們一定要進入危樓深入調查的決心。同時，心中的疑問也越來越多：開發商為什麼能夠如此明目張膽地進行違法拆遷？當野蠻拆遷行為發生的時候，相關主管部門、公安部門都作為了嗎？

　　在此期間，保安的干擾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出於對安全的考慮，同時能夠深入拆遷現場進行拍攝，我們撥打了110報警，期望得到警方的幫助。

　　後來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的，我們不僅沒有得到警方的幫助，反而被這兩名警察以“核查身份”為由“請”進了派出所。

　　三、警局無辜受困 原因匪夷所思

　　那些保安到底受誰指使？為什麼這樣不通情理？這些困擾我們的疑問，連同時刻關注著我們的那雙詭秘的眼睛終於在兩名警察到來後，得以顯山露水。

　　在仔細看了我們遞上的中央電視臺介紹信後，兩名警察沒有表示出異議。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他們不時地與旁邊一位穿紅色體恤戴墨鏡的中年男子竊竊私語，而這個人從我們進入工地採訪開始就一直站在旁邊注視著這裡發生的一切（後來得知此人是負責該項目的房産開發公司物業公司的楊經理）。這之後，兩位警察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改變，我們再次被要求出示介紹信，這一回，因為沒有隨身攜帶其它證件，儘管我們一再解釋，兩名警察仍然堅持要帶我們到派出所”核查身份”。

　　平身坐警車（採訪）的次數也不少，但是這一回卻與以往有著天壤之別。事實上，我們已經被警察視為“不受歡迎的人”。至於哪招致了他們的不滿，我們不得而知。

　　明知是故意刁難，心理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已拍素材、攝像設備的安全性是我們當時最擔心的事情，因為那是我們戰鬥的武器。我甚至産生了讓老百姓幫忙保存拍攝素材的念頭，轉念又想，還是握在自己手中感覺更踏實些。

　　一路上，我們沒有停止拍攝。

　　從踏進派出所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暫時失去了人身自由，不經意地回頭一瞥，發現不少群眾紛至沓來，一些人悄悄暗示我們，有什麼不利情況就立刻告知。隨即心裏再生一種感動。

　　面對此情此景，一名警察甚至對我們嗤之以鼻地説：“那些人裏面一定有你們的七大姑八大姨。”言外之意，我們是假公濟私。立馬心中涌出一句極其革命的回答：“對，老百姓都是我們的七大姑八大姨！”事實上，在我們還無法判斷事件真偽的時候，調查是我們唯一的手段，但此時，我們繼續探究事件真相的權利已經被剝奪了。

　　中午12時，在瀋陽市和平區民主路派出所，一場警察與記者之間的較量開始了。

　　“上面正在查，你們等著吧！”一句話把我倆晾在了一邊。馬戰輝繼續偷偷拍攝著，我開始試探。

　　“我們很想知道你們把我們帶到派出所幹什麼？”

　　“核查身份！”

　　“你們憑什麼要核查我們的身份？”

　　“你沒有證件知道不？”

　　“我們有介紹信！也可以提供單位電話。況且，我們在街頭采訪，又不是搞詐騙活動，妨礙什麼了？你們憑什麼要查我們的身份？”

　　教導員狠瞪了我一眼，心想：還挺橫啊！然後説道：“按我們程序辦，往上報，一直報到公安部！”顯然他們有點被激怒了。而此時，馬戰輝的機器一刻也沒有停。

　　“我們已經在這裡呆了一個小時了，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再呆在這裡了，馬戰輝，我們走！”我起身就往門口衝。所裏幾個人（著便衣）一下子堵在門口，攔住我們，説：“不能走！”

　　“為什麼不讓走？為什麼不讓走？”我仍然執意要走。

　　“你自找的，知道不？你自己耽誤的，知道不？12個小時以內不犯法，知道不？就是來了也是這樣，一視同仁，知道不？”穿白色T恤的是個大嗓門，震得別人插不上話。

　　派出所教導員發現我們仍在偷偷拍攝著，指著馬戰輝的鼻子，呵斥道：“你不準拍了，知道不？”

　　馬戰輝不語。

　　“你聽到沒有，不準拍了？”教導員更火了。

　　馬戰輝仍不語。

　　“你想怎麼著，你？你想不想走了？啊？你想幹啥呢，你？”教導員火冒三丈。

　　馬戰輝還是不語。

　　指導員被徹底激怒了，與另外兩個人一起撲向瘦弱的馬戰輝，野蠻地奪走了攝像機。

　　警察搶走攝像機的同時也完成了一組精彩的拍攝：行進中的地面、拐彎、上樓梯、同期聲：“這幫記者，我！”再拐彎、進門、辦公桌、“咚”的一聲，機器平放桌上，鏡頭對準一個衣帽架，固定下來、嘭的一聲，門關上了。

　　這個長鏡頭連續、穩定、完整，恰似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後來受到諸多同仁的交口稱讚，被譽為諸多DV作品中的經典！

　　至此，警察與記者之間的較量暫告一個階段。

　　下午三點，我們被成功“解救”。繼續奔赴拆遷現場調查採訪，然後有了兩期連續報道。

　　後 記

　　在此番經歷中有一些東西令人回味。

　　最英勇的人——攝像馬戰輝。在被扣留的三個小時中，馬戰輝多次受到威脅，被強行要求關機，當數名警察湊上前去，檢查他是否關機的時候，馬戰輝説了一句話，也是他在這三個小時中説的唯一一句話：“不用看了，我正拍著呢。”這句話足以把那幾個人驚出一身冷汗。

　　最可敬的人——瀋陽老百姓。當我們的採訪遭到阻撓的時候，幾十名群眾自發地前來保護；在派出所門前，一直守候著關心我們安危的老百姓。

　　最佩服的人——動遷戶。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和自身合法權利，與看不見的強權抗爭，長達10月之久。

　　最不可琢磨的人——警察。警察扣留我們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不得而知。

　　最可憐的人——保安。受人指使，替人挨罵，為人擔責。拿了人家的錢，必定要替人消災，想必其中的無奈更與何人説？

　　收穫最大的人——本人。向全國人民證明了本人不是假記者。

　　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