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紀錄片欄目經過數年的大浪淘沙，現存的多數已呈疲態。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欄目多依靠自身的創作力量，主要展播、評述或研討自己創作的作品。這樣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主題重復和創作模式重復的問題。據雲南麗江地區主管宣傳接待的人員講，五年中到此地同一村落、同一人家、拍攝同一題材的攝製組，就超過了30個。這些年各電視臺每年選送到國家級評獎機構的節目，大多作品題材、語言、結構、風格皆有雷同現象。某種程度上，節目在生産的過程中藝術的權威性常被政治、經濟、特定時期、受眾群體等因素沖淡，完成額定工作量成了各欄目製片人的首要任務。另外，高水準的紀錄片，是從生活中濃縮出來的精華，多需較長的拍攝週期和大筆的資金投入，它往往負載著沉甸甸的時間重量，可謂是“十年磨一劍”。如《最後的山神》、《山裏的日子》都歷時兩年之久。
因此，這種欄目內的生産方式——製作、播出一體化，以及為欄目實現正常播出而進行製作的創作動機，不可避免的會降低此類優秀紀錄片産生的幾率。此外，固定不變的欄目時長也給自由創作限定了空間。雕琢的深度和播出時間的長度常常不可兼得，那麼如何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呢，從CCTV-12紀錄片欄目《天 地 人》的實際運作過程和所取得的效績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
一、 組織片源靈活，市場需求多樣
《天 地 人》欄目開播伊始便以組織片源為主要的工作內容，其中包括委託創作、社會購片、適當數量的欄目創作，最大程度上避開了精品創作與欄目化播出相衝突的尖銳矛盾。
1、委託製作
委託地方檯資深的紀錄片導演就其地域內有價值並經過審核的選題進行創作，欄目支付委託創作費用，作品版權則歸屬中央電視臺。這些分散在各地的紀錄片創作精英皆有各自的創作風格，拍攝的題材也不僅限于一地一類，從社會人文到自然環境，從南疆邊陲到西北大漠，從華夏文明到異域風情，應有盡有。同時，欄目30分鐘的時長和每週6期高頻度的播出頻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全面展示的社會和多樣化的紀錄。更為重要的是，各地方檯編導依託地緣優勢，近距離拍攝，交通、食宿、設備租用等費用大大降低，節約了製作成本。
2、面向社會徵集優秀紀錄片，購買播映權
社會影視文化公司拍攝的一些紀錄片，一般都緊跟當下文化熱點，主題多樣，時效性較強，通過《天 地 人》這樣的品牌欄目播出後，擴大社會影響，然後通過出售播映權或者直接進入音像發行市場來盈利。目前，隨著媒介市場的放開，國外及民間資本的介入，北京等大城市已經有很多規模不一的影視文化公司，這些公司除了自拍一些節目外，還從國外引進了大量製作精良的紀錄片，如《Discovery》、《國家地理》、《傳奇》、《神奇的地球》等在國內倍受青睞。《天 地 人》欄目在及時購買這類節目的同時，將自主知識産權的優秀節目和地方檯具有市場開發潛力的節目，委託、推薦給這些公司銷往海外市場獲得利益。欄目與公司互惠互利，既密切了業務往來，又拓寬了銷售渠道。
民間製作隊伍的另一生力軍是獨立製片人。他們通常遊走于現有的體制之外，多將目光對準遠離話語中心的邊緣群體，呈現出與主流文化不同的精神特質。許多紀錄片人如吳文光、楊天乙、施潤玖等。他們的作品也得到了紀錄片界的普遍認可，如楊天乙的《老頭》，曾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節上獲獎，施潤玖的《靖大爺和他的老主顧》在國內也屢獲大獲。這些獨立製片人在創作思想上更為獨特，但是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況較為窘迫。先期缺乏商業投資，後期沒有好的展播窗口，流通渠道不暢，難與受眾見面。將這些人的片子整合改編納入欄目播放，一方面擴充了紀錄片的創作力量，另一方面也讓欄目中多了另一種聲音。
充分利用民間的力量，如一些單純的紀錄片愛好者和藝術院校的大學生等，實現社會購買。DV技術在民間的普及，使得越來越多的非專業人士拍起了紀錄片，他們的玩票狀態和實驗狀態給紀錄片創作帶來了張揚個性的新意。但整體而言，由於文化和專業的差異，他們的片子良莠不齊，只有極個別的片子水準較高。但不可否認，他們的片子自有一種樸實無華的魅力和新鮮的氣質。鳳凰衛視的《DV新世代》欄目和北京臺老百姓自己講述自己故事的欄目就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從這一領域中選取一部分質量合格，適宜播出的片子在欄目中播出，同樣會得到紀錄片迷的鼎力支持。只是增加了一些欄目後期整合、修改及終審的工作量。
由此看出，《天 地 人》欄目將自己定位於優秀紀錄片的展播平臺，完全遵循經濟規律，根據市場供需來運作欄目，通過各種渠道拓展片源，基本上卸下了耗財、耗力、耗時的製作包袱，為紀錄片實現商品化經營提供了可能。就實際情況而言，一方面緩減了全年三百多期的播出壓力，保證了高頻率、高質量精品節目的播出。另一方面不斷輸入新鮮血液，不僅使得欄目能充滿活力，也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責編：邢立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