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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小引

　　秦漢以來，中國文學內部至少經歷了兩次大的變革，一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次是在明代中葉。然而，這兩次變革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衝擊並不大，都未能動搖儒道互補的文學傳統的整體結構。明代中葉具有近代色彩的獨抒性靈的文學運動，不僅自身還借助於傳統的語法規則，而且也很快被清代復古文學的洪流所淹沒。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造就了“文的自覺”，但是，整個文壇只不過偏離了儒家的文學路線，而更傾向於道家罷了，而且這種偏離也很快遭到了唐人如陳子昂、白居易等人的抨擊。因此，這兩次文學變革都稱不上對中國文學傳統的革命。
　　我們在這裡使用的是“文學傳統”這一概念。“文學傳統”不同於“傳統文學”或“古代文學”，雖然有時候人們經常將這幾個概念混為一談，而且它們也的確有意義的重合之處，但是，倘若仔細分辨，還是可以發現其細微的差異。“傳統文學”可以理解成“傳統時代的文學”，而這一理解與“古代文學”的含義是一致的“文學傳統”則指一個民族的文學在歷時的承繼和發展中，形成的一以貫之的傳統。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期是在先秦，以《詩經》為代表的中原文學與《楚辭》為代表的楚文學，分別成為中國文學傳統的兩個源頭。漢代以後，中原文學與楚文學日趨融合，漢賦就是二者融匯的結果。不過，《楚辭》雖有豐富的想象力，卻受儒家影響甚深，並不具有出世色彩。因此，真正為中國文學傳統構成實質性的感性內容的，是儒、道二家。它們有時會統一于一位文人身上，有時又彼此分離。就唐詩而言，陳子昂雖然對六朝偏道的文風不滿，而有儒者之文氣，但他面對自然或者在現世受挫之時，又表現出濃重的道家意識。儒、道的分離在杜甫、李白身上表現得很典型。杜甫偏于儒家，人稱“詩聖”；李白偏于道家（甚至道教）．人稱“詩仙”。儒家的詩學形成較早，《禮記樂記》、《茍子樂論》與《毛詩序》一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詩學系統。道家的詩學形成較晚，在六朝時才蔚然成風，而到劉來以後，儒家文人在詩論中也表現出濃重的道家意識。在著名的《文心雕龍》中，儒、釋、道三家的意識都有所表現。儒家一派的文學偏于倫理，將美與善混淆，關心國事民情，形成了一種感時憂國的傳統；道家一派的文學偏于個人的解脫，在自然中領悟人生的真諦，在蟬蛻蝶化中解脫人生的痛苦，形成了一種飄然出世的文學傳統。而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都側重於文學的抒情表現功能，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學的抒情詩傳統。
　　五四文學之所以不同於魏晉南北朝與明代中葉的文學變革，就在於它以對儒道徹底掃蕩的姿態，發起了一場對中國文學傳統的革命。在五四文學革命中，無論是儒家文學，還是道家文學，都成了批判的對象，成了應該打倒的“貴族文學”與‘“山林文學”（陳獨秀〕，成了不敢正視現實的“瞞和騙”的文學（魯迅），成了“非人的文學”——“獸道文學”與“鬼道文學”（周作人）……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到錢玄同則成了要廢除漢文的倡議，因為中國的“貴族文學”與“山林文學”、“獸道文學”與“鬼道文學”，其存在的家園正是漢文。這麼一場大規模地掃蕩中國文學傳統的叛逆運動，除了以“革命”二字加以形容；別無他詞。而這場文學革命儘管是從偏重於語言形式的白話文運動開始的，但其目的卻是服務於倫理道德的文化革命——新文化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