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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文化語語與意義蹤跡》這部文集可以視為王岳川教授十多年寫作生涯（1986-1996）的一個“自我反省的記錄”（序言P2）。除自序、附錄（包括跋和學術論著簡表）以外，該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體驗與意義”是作者80年代“讀與寫的基本主題”；第二編“主義與問題”是90年代初幾年的所思所寫；第三編“東方與西方”則主要收1994-1996年近三年的作品。
    作者把自我生命與學術歷程的變遷視為一種“蹤跡”，但這種“蹤跡”不是德里達的“曾經出場而後被擦去的痕跡，一種在場中的不在場”，而是海德格爾的通過蹤跡去“追尋那曾被遮蔽的存在及其意義”（序言P1）。因此，反思並呈現作者人生經歷與學術歷程“非此不可”的內在關係，總結百年中國的文化精神與一代學人的為學之道便成了該書的核心題旨。
    第一編“體驗與意義”由七篇討論文藝學美學的文章所構成，帶有80年代那段歷史階段特有的學術思想印痕——詩意的表述、人的解放的核心即審美的人的生成。不過，與一般的體驗性表述不同的是，作者在介入這一學術領域時，已明確地意識到，就文藝學的三個維度而言，“文藝理論長期停留在認識論水平，文學批評則僵化在作家作品上，文學史基本上是對某一社會生活的反映史，理論思維滯後使文藝學話語陳舊”（P496），這使作者的研究迅速從審美心理學的領域突進到“藝術本體論”的領域，通過對中西藝術體的歷史嬗變、藝術的體驗本體、作品本體、解釋本體、文藝學美學方法論的清理與建構，從而重審並成功地改寫了文藝學話語。可以説，生命投入、靈思頓悟、重新命名是這一輯論文的獨特品質。
    藝術本體論的建構，西方思想是一個最重要的話語資源。自80年代以來西學東移的實情是，中國學界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盡可能多地吸納一個世紀以來西方盛行過的各種文藝思想。在這種吸納中，中國學界一方面感受到了理論思維被全方位刷新的“震驚與快感”，另一方面又強烈地感受到理論雜食的“消化不良”。於是，正本清源地梳理百年西方文論的演變蹤跡和知識譜係，透過各種主義而把握住人類藝術精神發展在現代後現代所面臨的危機和難題，便是進入當代文藝學研究前沿的基本路跡之一。第一編“主義與問題”便是對這一問題的展示。該編收專題文章六篇，分別討論了現象學作品本體論與審美價值論、現代解釋學之維、解構主義的挑戰以及後現代主義文化美學的邏輯、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和後殘民主義話語等。稟著“對生命的體驗和對歷史的思考”，作者力圖在各種泥沙俱下的潮流中，“重新尋找哲人詩人失去的位置，尋找世界的本質意義”（P497）。
    進入1993年，在世俗化大潮的衝擊下，作者開始研究文化研究方面的問題，同時關注東西文化語境中的百年中國文化命運及其千年文脈的接續問題，進而實現了從文藝理論家到文化思想批評家的自我身份改寫。第三編“東方與西方”所收九篇論文就屬此類。從“百年中國學術思想嬗變的基本問題”到“重建文化與再鑄國魂”，通過對中國文化思想的肉身凝聚——知識分子及其存在之家——漢語的本體反思，通過對全球語境中的中國文化邊緣身份的透視，作者力圖揭示出一個時代的歷史重心或文化結構范型，把學術獨立與現代化轉型確認為百年思想文化史的根本核心。“努力尋求中西文化的平等對話，打破西方文化‘神話’，重新書寫中國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克服對西方文化的‘闡釋的焦慮’和對中國文化‘鏡像’的‘誤讀’，以一種更廓大的世界文化視野重新反觀華夏文化，併為東西方文化平等對話和價值互補做出承諾”（P503），這便是論者所提出的超越東西對立的“世界主義”。
   “學者思想是自我生命存在的指紋，是歲月塵埃落定以後可以辯識的個體標識”（P503）。這種“個體標識”在這部文集中的體現，有著可貴的真情懷的投入、獨立不倚的學術品格和對“知者無知”的現象學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