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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02年11月18日 10:25 作者：湖北襄樊 張立榮
我出生於六十年代末，父親是一位地質工作者，常年在野外，一年在家的日子加起來不到一個月。每月三十六元的工資，他在野外留十五元，其餘寄回家的就是我們五口人一月的全部開支。
由於父親的工作流動性很大，因此，母親一直沒有固定工作，父親每月把工資寄回家後，母親便算計著，總是一分錢掰成二半用。她是一位很要強的女人，不管家裏再拮拘，她從不開口向別人借一分錢，並且教育我們：不要養成借錢的習慣，向人借錢就是滋長了自己的惰性。因此，她除了照顧我們、以及六十多歲的奶奶的日常生活外，大部分時間出外打小工賺一些錢來貼補家用。
她做的很多事連男人都無法承受。一個人和泥倒土坯，拉著板車步行幾公里到縣城，途中還要經過一沙灘地，拉回臟塑料布，在河裏清洗乾淨，放在山坡上晾曬，再裝板車送回去，一趟下來可賺二、三十元。有時在一家鐵鍋廠做臨時搬運工，一次要裝5噸的車，裝完車後，母親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累得飯都吃不下。
晚上，她安頓我們三個睡下後，還要坐在燈下為我們縫縫補補，一家人的衣服、鞋都是母親一針一線在燈下縫製出來的。在我童年模糊的記憶中，每次半夜醒來，都可以看到母親在燈下勞作的身影。她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有一台縫紉機。
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代裏，買什麼都用供應票，尤其是自行車、縫紉機、手錶等都屬於緊俏物資，國家控制購買，憑票供應，要靠關係才能弄到一張票。一次偶然的機會，母親知道有票了，就找到那位專管供應票的人。那人把母親打量了一番，不屑一顧地説：“票，我這兒是有一份，可你買得起嗎？”這話把母親給激怒了，“你只要把票給我，我就買得起，就是砸鍋賣鐵，我也要買！”
接下來的日子，母親天天出去打小工，她暗暗下定了決心：一定要買下這臺縫紉機，為自己爭這口氣。一個月後母親拿著沾滿血汗的126.7元錢，拉回那架“大橋牌”縫紉機。母親撫摸著它，就像是撫摸著自己的孩子，口中喃喃自語：“總算有一樣值錢的家當了。”眼中噙著激動的淚水。
從此，我們一家六口的穿衣，自家的、鄰居家的，縫縫補補她都包下了。後來，母親又在家裏接了一些縫紉活。每天，我都能看見她在縫紉機旁忙碌的背影。這架縫紉機就成了母親忠實的助手，和她共同承擔起家庭重任，直到母親找到了一份固定工作。
隨著我們的漸漸長大，母親縫製的衣服已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這架縫紉機才逐漸完成了它的使命。幾次搬家，我們姊妹三個都提議處理掉它，可母親堅決不肯。於是，它跟著我們輾轉了許多地方，至今仍然安靜地躺在屬於它的那塊空間裏，安享著晚年。
直到我們家的第三代出世。母親又坐在了縫紉機旁，為她的兩個外孫忙碌著。至今，在母親的一個本子裏還夾著縫紉機以及父親的一塊“鑽石牌”男錶、“永久牌”載重自行車、“春蕾牌”收音機這些家當的已經發黃的發票。母親一直都保留著它們，每翻看一次，便給孫子、孫女講一遍裏面的故事，仿佛又回到了那個久遠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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