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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錦洲近影 |
1、 序語
時間:2005年3月15日下午4時20分
地點:泰國曼谷市皮耶泰路群僑購物中心一層
人物:華總----華錦洲,中國駐宋卡(泰國)總領館總領事
老李----李國田,新華通訊社曼谷分社首席記者
我----王玉國,中央電視臺常駐東南亞(曼谷)記者
背景:三個男人的購物行動接近尾聲。華總為他的相機買了一枚77毫米的偏光鏡和一個拍攝遙控器;老李買了個大號的攝影包;我沒買東西但也有所收穫,已經看好了適合自己的一款尼康相機。
情景對話:
(三個男人從滾梯走下,邊走邊説)
華總:我還要到電腦城去看看。那邊會有空白的光盤吧?
老李:肯定會有。你買空白光盤幹什麼?
華總:我這有個好東西。
(華總從隨身的文件包裏取出一個光盤盒。它的包裝很精美,圖文並茂)
華總:看,這個就是我做的。
(老李一邊讀上面的文字一邊打開光盤盒)
老李:《泰國海嘯賑災圖集》,駐宋卡總領事華錦州攝,版權所有。
不錯!相當漂亮!
我:是您自己刻的嗎?
華總:自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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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包裝是音像公司設計的?
華總:也是自己設計的。
老李:(停頓後)真不簡單。這是什麼水平吶!啊?
我:非常專業!
老李:回來別忘了送給我們一份作收藏。
2、異國他鄉遇“知音”
華錦洲既是外交官,也是攝影家,他長我整整17歲。自從2005年元旦我們在泰國南部海嘯救援中結識後,經過幾次交流,發現我們之間沒有任何代溝的感覺。聽他講自己的經歷和愛好,我時常會有共鳴,甚至他的自豪和遺憾、歡樂和苦惱都像我親身感受到的一樣。也許這就是人們常説的忘年交吧。
2005年新年第一天的中午,在印度洋海嘯的重災區----泰國南部的攀牙府,我第一次見到並採訪了他。具體地點是在海濱公路邊的一個半開放式的餐廳。所謂的半開放其實是指熱帶特有的那種有頂無墻的房子。由於當時我到泰國才剛剛三天,所以看什麼都有新鮮感。
那天同事張莉拿話筒提問,我扛攝像機拍攝。在場的除了我們中央電視台東南亞記者站的兩位記者外,還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駐泰國的幾位記者同行。一開始,中國駐泰大使張九桓向大家介紹了已經趕到這裡工作的三支中國救援隊的情況。隨後,記者們提出要了解海嘯中失蹤、遇難的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同胞的統計數字。通過鏡頭,我看見張大使回頭指著自己身後一位一直站在那裏靜聽的中年人説:“請華總來講講。”
華總給人的直觀感覺就是長,長臉型,身材瘦長,尤其四肢顯得特別長,而且還穿著印有藍豎長條的襯衫。他的外表很像一位退役後做教練的排球運動員。
趁張大使和華總換位置的機會,我問一位同行“華總”的“總”是不是就是“總指揮”的意思。她回答説不是,華總的職務是中國駐宋卡總領事館的總領事,也是此次海嘯後中國派出的賑災前線工作組的負責人之一。海嘯發生後,他們是最先到達泰國南部災區的外國使領館人員。
華總一開口,我就聽到了熟悉的聲音。
他的話很有韻律感,婉轉的語調中,點綴著一些頓挫有力的唇齒音和小嗓音,節奏柔緩又透著鮮亮,顯得很有活力也非常精明,是典型的江南小生那種類型的聲音。我馬上想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以説唱江南名作《珍珠塔》見長的蘇州評彈團團長金麗生,8年前我在央視4套《中國文藝》欄目做編導時,曾拍過他的表演。後來在寫一篇比較曲藝和戲曲表演差異的論文時,我也多次向他諮詢。
他們倆的聲音簡直太像了!
平時拍攝時,常常是閉上左眼,用右眼通過尋像器進行觀察。這次我下意識地把左眼睜開,這樣可以直接看見被採訪者,而不必通過攝像機鏡頭。
那一瞬間,我想自己有可能認錯人了,所以得親眼看個究竟!
3、 我的鏡頭選擇了他 他的畫面選擇了我
如果説中午對華總的採訪和拍攝是規定動作的話,下午我拍到的他的畫面則絕對屬於自選動作,起因是我注意到了他的照相機。
當日下午,我們趕到大鍋巴地區一個設在寺廟大院內的臨時屍體檢測場,對中國DNA專家小組進行採訪。提問結束後,我沒有關機,而是繼續站在一個半人高的臺子上,鏡頭隨著DNA專家小組組長鄧亞軍的前進而轉動,她繞過一堆疊放在一起的設備和物資,快速地走向停放著大量屍體的場地,走進許多身穿白色防護服,頭戴藍色防護帽的醫務工作者中間。
拍完這個鏡頭後,我馬上提著攝像機追了過去。但場地中穿防護服的人太多了,已經分不清誰是誰了。我發現有兩個工作人員正蹲在地上對一具屍體進行檢測,一個工作人員把屍體的口腔打開,另一個正把鑷子伸到裏面,我馬上感到這些第一手的真實生動的素材必須拍下來,即使留作資料也相當寶貴。正當我一手提著攝像機把手,一手托著它的底部,將它送上肩頭時,余光裏有人在我的右側上方舉起了照相機,而且也聽到了變焦鏡頭推出來時發出的聲音。側目一看,原來是華總正在拍照。此時,我還不知道他是一位攝影家,只是覺得他手裏的東西比一般攝影發燒友的數碼相機要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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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顧不得多想,馬上開機。先拍了工作人員用鑷子從屍體口腔取牙齒的過程,接著又拍了另一位用一種盒子狀的、頂端發光的儀器向屍體口腔內照射的情況,像是尋找什麼,也像是消毒。
過程中,我一直聽見身邊有“咔嚓” 、“咔嚓” 聲音,那是照相機快門打開時發出的特有的響聲。我知道這是華總在拍攝,而且拍了不少。
於是,我將鏡頭側轉,拍下了他凝視取景器拍攝照片的畫面。
我是一個喜歡讓鏡頭跟著鏡頭走的人。時間再緊張,也要把身邊別的攝像師、攝影師工作的畫面拍下來。一來是因為後期編輯起來比較方便,如果把兩個領導人剛會面時握手的畫面和他們坐下後交談的畫面硬接在一起,觀眾會感覺很彆扭。如果把記者們正在拍攝的鏡頭放在中間用於過渡,就舒服多了,同時也可營造氣氛,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二來是因為攝像師、攝影師都是拍別人的人,很少有機會被別人拍。適當地給這些鏡頭後面的人提供些露面的機會是必要的,它可以提高新聞隊伍的凝聚力,最起碼可以幫助調節出鏡記者和攝像師之間的關係。如果時間來得及,我也注意拍些文字記者工作的畫面,如記筆記、做錄音等等。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這些也屬於新聞的一部分,另外他們上鏡的機會的的確確太少了。而一個電視鏡頭隨便是在哪個時段裏面一播,即使是在收視率最低的午夜時分,至少也有幾百萬人可以看得見。久而久之,只要見到扛攝像機、端照相機的人,我就想拍。不管當時自己是在工作,還是不在工作,不管對方是記者,還是遊客。如果當時肩上沒有攝像機,就用隨身的照相機來拍。
此時,我還不知道華總是一位資深攝影家。13天后,在普吉島的制高點,華總和我分別為對方拍了照片,這為我和他日後聯絡埋下了伏筆。
1月14日,我們隨中國赴印度洋海嘯災區慰問考察團採訪,再次來到普吉。慰問考察團的最後一站是登臨普吉島至高點,對受災後全島特別是海濱情況進行觀察。早就聽説普吉是安達曼海濱的明珠,但前兩次來都是出機場奔災區,無暇觀景望海,這一次終於得以見識,確實名不虛傳。鬱鬱蔥蔥的小山峰雖然海拔只有530米,但已經是這裡的第一高度。登上它後,我們把普吉島西岸最漂亮的海濱風景盡收眼底。蜿蜒起伏的山巒推出三條新月形的金色灘塗,並擁向大海,她們像三個手挽手的迎賓少女佇立在安達曼海東岸,眺望著遠海錨地那一叢如玉蘭花瓣散綴的潔白帆影。然而,向拉古納、素霖、巴東這三座明星海濱撲面而來的卻不總是印度洋溫潤的季風和美妙的鴿哨。2004年12月26日上午,三層駭浪洶湧咆哮,奔襲而來,讓不設防的美景遭受重創。
此時已是下午4點鐘過後,柔媚的陽光從斜側方打在藍海青山金灘白帆之上,既勾出了清晰的輪廓,又拖成了淺淺的陰影,明暗對比過度舒緩,正是拍攝彩色照片的最佳時段。於是,下山之前大家紛紛合影留念。
張莉喜歡拍照片。可是那天不巧,她的尼康5700相機在上午出了故障。於是就用我帶來的尼康5400相機來幫大家留念。拍到後來,她建議給我和攝像機合一張。我右手提著、左手托著攝像機站好位置。當張莉按下快門的一瞬間,就聽旁邊一個熟悉的聲音説:“這個挺有意思!”就見華總過來也舉起了相機。
隨後,別人接過華總的相機為他拍照。我也借此用自己的尼康5400為他連拍了三張。
那天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在普吉機場候機室,我見到了華總的“圖片資料庫”。當晚我們要隨慰問考察團飛返曼谷。候機時,發現華總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一邊有滋有味地點擊著一台筆記本電腦,我就湊過去看。原來那裏面存的全是華總拍的照片。從海嘯摧毀的椰林、漁船、房屋到各國救援人員聯席會議,從中國DNA專家小組的工作情況到中國衛生代表團考察災區等等,看樣子至少也有幾百張。大量的照片使我對華總的攝影水平有了概念:很不一般,構圖、表情、色彩都很抓人。而且,他用的筆記本電腦也和他的相機一樣,比一般人用的要大一些。
4、 第一次通電話:我今天晚上到曼谷
1月24日,當我整理圖片資料時,發現沒有張大使現場同中國DNA小組人員交談的照片。我印象中在華總的“資料庫”裏見過。正好我也要給華總通過網上發照片。於是,便撥了他的手機,請他幫忙提供照片,並要他的電子郵箱地址。
“華總,我想請您幫忙提供一張張大使在現場和中國DNA小組交談的照片。”
“那個是有,但很不理想。一共兩張,趕得特別不巧,不是這個閉眼就是那個閉眼!”他的話很果斷、很直接。
“另外,我原來給您拍過幾張照片。想要一下你的電子郵箱地址,好給您傳過去。”
“我也有一張你的照片,而且覺得做得不錯!”
做的不錯?“做”是什麼意思?我有些困惑。那邊他還在繼續講著江南普通話。
“不過,在網上傳損失太大了。這樣吧,我下午的飛機,晚上到曼谷。現在看起來還沒有別的安排,你要有時間晚上就到酒店來吧,可以把照片拷回去!我會把我的電腦也帶來。” 他的話直截了當,而且接得比較密,聽得出他是很講效率的人。
當晚,我們在一起談了很久。大部分時間是我問他答,估計所提的問題至少在100個以上。不僅了解到了華總的經歷、愛好,還詳細瀏覽了他在海嘯救援中拍的大量照片,以及他在其他亞歐美國家常駐時拍攝的風光作品,並看到了他在電腦上加工數碼照片的過程。
我特別喜歡提問題,不僅是出於記者的習慣,不僅與大學曾學過工程專業有關,也是從小就養成了的。我的父親是做記者的,他愛好廣泛、善解人意、循循善誘,童年中的我總是在盛夏的晚上,坐在自家小院中間的葡萄架下,聽他講歷史故事或民間傳説。聽著聽著總喜歡問“然後呢?”“後來呢?”“咋回事呢?”這樣的問題。他總是耐心來回答,問到最後直到説“然後就沒了。”“怎麼沒了呢?”我還問。“因為明天要講新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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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也到鄰居家聽大人們講《水滸傳》或《三國演義》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比我父親的要多,但感覺並不怎麼盡興,因為不能一連串地提問題了。只要我一問,他們就半開玩笑地回答:“小孩子家家的怎麼老是刨根問底!?沒事撓墻根去吧。”
參加工作後,我喜歡接觸專家型和萬事通型的人,從中獲益匪淺。經過半個小時的交流之後,我發現華總就是這樣的人。在英語翻譯、攝影、電子産品方面他絕對是專家,在音樂、書法方面他至少也是半個專家。這幾個專業聯絡在一起,又足以顯現他善於觸類旁通的思維特點。
那一天我們能談得很久,最主要的是因為他非常願意回答問題,他總是主動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提了一個問題,他直接回答後,常常也會就相關問題給予解釋。我想他是一個善於從別人眼神中連續發現新問題的人。
5、投身救援 記錄救援 22天拍攝賑災照片700張
12月26日上午海嘯發生後,與災區的通訊聯絡中斷,飛機停航。華總當天下午2點啟程,驅車580公里從宋卡趕到普吉,進入賑災指揮中心開展救援。他和同事們的主要任務是尋找中國同胞的下落,安排大陸和香港遊客儘快返回。27日淩晨,在設在普吉府中央商場的外國遊客臨時安置處,華總拍下了第一張照片,至1月18日華總返回宋卡,賑災中他共拍攝照片700多張。應該説這個數字相對於攝影家來講並不是很多。但華總是職業外交官,是中方參加海嘯救援的指揮者之一。他必須首先要完成組織救援的任務。在災區採訪時,我曾讀到華總寫的兩篇記錄海嘯救援的文章,對他們當時的工作情況有了直觀的了解:
“時已午夜,但我們應急工作組四名同志的共同意識是時間就是生命,隨即開始了搜尋中國公民的工作。當夜我們有一項特殊工作,香港特區政府要求我們找到失去聯絡的香港重要人物李永達、陳書英。我們在大院的草坪上四處搜尋,發現那裏好像沒有中國人,於是我們又根據泰方的提示,來到當地政府為當夜無處投宿的外國人提供的臨時住處——中央商場電影院。我們發現劇場地毯上、椅子上躺著大約五、六十個人,此時已是淩晨兩點多,他們在一天的驚恐之後,大多已入睡。誰是李永達,誰是陳書英?問了幾人沒有結果,我們向他們轉達了中國政府的慰問,可我們不忍心挨個全部去驚醒他們。我們從劇場和商場間反復走了幾個來回,在即將決定搜索別處之前,從一個志願者手中得到一疊入住者名單,我從拼音中終於興奮地發現了用廣東話拼寫的“李永達、陳書英”字樣,出自同一個似乎是中年人的手筆,可以肯定他們是一起來的。於是我們再次返回劇場大廳,我和潘公參合計了一下,根據手跡估計年齡應在四十左右,如是一對夫婦,應該在相鄰的位置歇息。根據這些推斷,十五分鐘後老潘找到了他們。李、陳從驚魄中醒來,惺忪的睡眼中充滿了困惑,當弄清了我們的來意,聽到轉告香港區政府的慰問之後,十分感動。
因初戰告捷,心頭的石塊變小了,開始感到疲勞和饑渴。當我們回到國際學校學生宿舍和衣躺下時,已是淩晨四點。一小時後,我們開始接聽各種緊急電話,回答大量的記者提問。接踵而來的,是更艱巨的任務。”
----摘自華錦洲《泰國賑災現場實錄:第一時間奔赴賑災前線》
“為了協助丟失護照的香港同胞儘快返回家園,使館經外交部商國內有關部門同意決定簡化常規程序,我當即提議把宋卡總領館製作相關證件的工作改到普吉現場辦公。這樣,被海嘯卷走了護照而急於回家的中國同胞就不必長途跋涉到曼谷或宋卡的使領館去辦理旅行證件,可直接從普吉回家團聚了。28日一早,駐宋卡總領館一秘領事蒙文彪帶著製作證件的器械和印章等,火速趕往普吉,他一路上顧不上吃喝,580公里的路途僅用了5個多小時,到達現場後立即開展制證,香港特區工作人員對此深為感動,連連説幫了大忙。我們還幫助特區政府工作組在普吉機場向香港公民提供及時服務,經聯絡,中國民航普吉辦事處慷慨地把他們在機場的辦公室較給特區政府工作組使用。”
----摘自華錦洲《泰國賑災現場實錄:血濃于水,“我的DNA不會改變”》
6、數碼相機也風光
華總打開電腦,調出了一張照片。那是在普吉島制高點上他為我拍的留影。
“你的這張照片我做過了。你發現沒有?”
我搜尋兩遍後,沒發現什麼加工過的痕跡。
“你看,這條淺淺的亮線,就是後加上去的。”
我發現在我帽子下面的影子裏,有一條亮線出現在鼻梁子上。“加得好。這樣立體感就有了。”
“這樣的效果光靠拍是出不來的。在過去這是不可想象的。就算用閃光燈補了光,作用也不大。”説到這裡,華總露出了笑容: “可以這麼説:是數碼技術改變了攝影創作的觀念,現在是三分拍,七分作。”
“這比膠片攝影的創作空間可就大多了。”我説。
“所以來泰國後,已經有三年多了,我徹底扔掉了膠片機。我越來越感到數碼相機的方便,尤其很適合拍風景。為此,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叫《數碼相機也風光》。如果前期不理想,很多東西可以在後期用軟體來做。”
華總馬上給我在電腦上演示起來。他調出了兩幅照片,是張大使和中國DNA小組在屍體檢驗現場的工作照片。這正是我需要的。遺憾的是兩幅照片都分別有一個主角閉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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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總講他只拍了這兩張。正在我有些失望時,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我們可以製作一下,讓她的眼睛睜開。”
他打開一個程序,從軟體工具欄裏分別點出畫筆、刷子、橡皮,一番畫、描、涂、擦之後,視窗裏不僅出現了女主角睜開的眼睛,黑眼球光澤柔和,白眼球隱約可見,而且還有很漂亮的雙眼皮。
“太好了,妙手回春。”我説。
“當然對你們做媒體的來講,這得有一個前提:不能損害新聞的真實性。對藝術攝影來講,這裡面的創作空間可以説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華總調出一張他的作品。乍一看還以為是一幅水墨畫。像是魚塘的一角,一根根纖細的木枝從水中探出,並將顫顫的倒影留在水面,有的挂著網子,半是透明的。畫面右上方、左下方還各有一些“毛筆字”:煙雨水鄉。華錦州二零零二年懾于宋卡。這幅畫讓我想起了前幾年拍片多次到過的浙北蘇南:蘇州的同裏、紹興的柯橋……
“泰國南部有些風景很像我的老家無錫。”華總解釋説。
當我提出拷貝一份作收藏時,華總欣然同意。這幅作品攝影、書法珠聯璧合,而且還有水墨丹青的韻味和他鄉里面尋故鄉的意境,確實讓我非常喜歡。
然而,關於自己的作品,華總卻説出了讓我意外又佩服的話:“有時我看著自己的片子,覺得很煩。老是苦於沒有新東西,好像有個瓶頸一直沒有過去。我的作品構圖、色彩沒什麼可説的,但光有這些是不夠的。”
7、曾報考音樂學院 卻被錄取到外文局學翻譯
在華總的電腦資料庫裏,我還讀到一篇關於他的小傳,出處是《中國攝影家全集》和《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
“華錦洲(1946—)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外交官。江蘇無錫人。自幼熱愛文學藝術,能演奏數種樂器,熱心社會活動,曾擔任合唱團和樂隊業餘指揮。15歲起鑽研攝影藝術。80年代初開始外交生涯,曾常駐印度、斯裏蘭卡、加拿大、英國和泰國,歷任文化組長、領事、參讚和總領事。作為職業外交官,他以長期積累的文化底蘊會友,交結了眾多國際友人和社會名流,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國際交流等方面均作出過不懈努力。外交生涯為他發展攝影藝術創造了良好條件,使他有機會融中、外文化之精髓,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他堅持嚴謹地追求完美,作品體現了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傳統與現代的統一,優雅中滲透著勇敢奮進的力度和富於哲理的凝重,在國內外一些攝影展上屢屢獲獎,作品出版為攝影雜誌的封面或藝術掛曆,或收入攝影畫冊,並多次自編教材舉辦攝影講座。”
“本來我可以成為一個音樂人。當時考音樂學院專業課已經通過了,錄取時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華總的話回溯到了1965年高考。當年他參加了上海音樂學院的專業課考試。這個考試很特殊,歷時3個多月,採取一邊培養一邊測試的方式。它不像現在的考試,只考現有知識和能力,而是在此基礎上由老師講授新的內容和技巧,看學生的理解、運用能力,總之是對發展潛力更重視。華錦州前後通過了6關測試,剛開始參加的30多人只剩下了6人。
文化課考試結束後,華錦州更是成竹在胸。然而家裏卻接到了一個叢北京打來的電話,通知他已經被國家外文局辦的翻譯班錄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選集》1至4卷中文版發行後,毛選外文版的翻譯提上了日程。為此,國家外文局需要培養一批專業翻譯人員。1964年,他們首先在部隊錄取了一批優秀戰士。但由於文化底子的限制,他們的業務進步比較慢。於是,國家外文局直接給國務院打報告,擬在1965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取一些外語基礎好的學生來培養,獲得了總理周恩來的批准。這樣,國家外文局便在當年高考成績出來後,搶在上海音樂學院之前提走了華錦州的檔案。華錦州和家人聽説這是周總理的“決定”,便同意到北京國家外文局來讀書。
如果讀音樂專業,華錦州可以獲得本科文憑,而學翻譯只能是大專。 “什麼事情都是有得有失。” 雖然在文憑方面的損失比較大, 但他卻有另外的看法。“後來上海音樂學院那批學生畢業後,很多人都去了縣裏的劇團,在樂隊裏面做京劇樣板戲改地方戲的事。他們更不容易呀!”他還説文革期間因為寫標語,他的毛筆字大有進步,隸書、黑體、宋體字寫得都很漂亮,這也算是因禍得福吧!
8、泰國南部是世界關注的熱點地區
華總在國家外文局工作期間,正趕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由於經常幫助單位和朋友們翻譯電子産品説明書,他很快成為大半個工程師,從設計原理、組裝調試到使用維護,他都鑽研。這也幫助他獲得了更多的觸類旁通的能力。在攝影方面,他屢有佳作推出。1979年,他調入文化部外聯局,先後在中國駐印度、斯裏蘭卡、加拿大使館工作,後又于1992年46歲時被舉薦到外交部,先在新聞局工作,後被派往英國常駐。2001年後常駐泰國,任駐宋卡總領事。
宋卡位於泰國南部,距離首都曼谷1000公里。泰國南部地勢狹長,東面瀕臨太平洋的暹羅灣,西面是印度洋的安達曼海,陸地最窄處只有幾十公里。駐宋卡總領館的工作範圍覆蓋泰國南部的14個府。
這裡是世界關注的熱點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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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次印度洋海嘯,泰國有六個府受災,全部在南部地區。由於泰國與中國和歐美國家均保持很好的外交關係,加上南部旅遊勝地開發早,西方遊客特別多,所以受災後,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這使泰國成為海嘯後獲得國際救援力度最大的國家。
其次,泰國南部距離東西方之間的水上交通要道馬六甲海峽非常近。近年來,中泰雙方正就建立能源大陸橋項目展開論證和合作。此項目完成後,一條長274公里的輸油管線將把印度洋和太平洋溝通在一起,世界地圖上將出現一條新的交通線。中國等東亞國家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將不必通過馬六甲海峽來運輸,因而可以縮短距離,節約時間和成本。由於這個項目關係到周邊許多國家的利益,所以受關注程度可想而知。
另外,受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泰國南部北大年、陶公、也拉3府近年來分離主義勢力活動頻繁,恐怖事件時有發生。現在針對無辜平民的行動也不斷升級。
處在這樣的環境,華總的工作充滿忙碌、曲折和挑戰。他不會有大量的時間去拍風景,但他卻更有機會透過鏡頭來記錄和表現特殊的經歷與人生。
9、第二次通電話:我今天晚上到曼谷
近來,我常苦惱于自己從北京帶來的那架尼康5400數碼相機。
我喜歡抓拍人物。即使在採訪時,也喜歡在拍足電視畫面的前提下,適當拍些照片留作資料。可每次按下快門,我的相機總是慢一拍,總得猶豫幾秒鐘之後,才訴諸行動。等拍下來時,被攝主體的表情、動作、距離早就發生變化了,所以耽誤了不少事。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須更新武器,我下了這樣的決心。隨後,給幾位攝影界的朋友打電話諮詢,請他們就相機型號、功能等提些建議。
3月14日上午,我撥通了華總的電話。這是我第二次給他打電話。巧合的是我又聽到了和第一次幾乎一樣的話:“我下午的飛機,晚上到曼谷。你有時間可以到酒店來,我們好好聊一聊!”
當天下午,我採訪了一個500人的大會。但拍得很順,回來片子編得也很順。晚上7點,我已趕到酒店和華總一起吃飯。
“扛著攝像機,再背著攝影包。你的情況比較特殊。”華總帶來了一些攝影雜誌,他邊翻資料邊説。
“所以,我的建議是照相機一定要選數碼的,一定要輕。” 他從包裏取出自己用的尼康D70相機:“如果選這樣的單反相機,需要配個頭很大的變焦鏡頭。那麼沉,你就太累了。”
“有人説有尼康8800和8400兩款數碼相機,什麼活都幹了。它們一個照顧長焦,一個側重廣角,重量、體積都不大,不用老換鏡頭。你電視採訪任務重時,也可以只帶一個。”他遞過來一篇文章:“這個方案可以考慮一下。不過這兩款機我沒有用過。明天下午我要去買配件。你有興趣,我們一起去看看相機。”
“聽新華社的老李説,曼谷的群僑購物中心有很多賣數碼相機和配件的,價格也便宜。”我接受了邀請,並就地點提出建議。
第二天下午,我和華總如約來到那家購物中心。走進一家專賣店時,竟巧遇正在那裏選攝影包的老李。
華總請銷售員拿出一架尼康8800,並裝好電池和存儲卡。當他開機試拍時,同樣出現了我使用尼康5400時的情況:按下快門後,拍攝延遲。“這個不行,不適合抓拍!”他把鏡頭對著我按下快門,過了至少3秒鐘,才見到閃光燈的光芒。
華總又拿出自己的尼康D70相機,隨便舉起來連續按快門,伴隨著閃光燈的閃爍是快門“啪啪啪”開關的聲音,覺察不到有拍攝滯後的現象。“記者還是用這個比較合適。要不,得把誰急壞了!”
“急不壞,也得氣壞了!”我説出了自己真實的體會。
10、 為中泰友誼添新綠
從群僑購物中心回來後,我很興奮。一方面相機的購買意向明確了,另一方面為華總的圖集問世而高興。所以就打電話給華總,向他進一步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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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為華總的圖集是公開發行,這時才知道僅僅做了三份,一份送中國外交部國外工作局,為在外交系統開展學習教育活動提供經驗和資料;一份送中國外交部檔案館存檔;另一份華總自己留用。我很希望他能有機會公開發表圖片集,也希望他在五個國家常駐時所拍攝的攝影作品能夠早日與大家見面。
此次製作到光盤中的照片共140張,是從華總拍攝的700張海嘯賑災照片中精選的,分為9個題材:1、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在普吉出席國際會議,視察並慰問;2、駐泰國使領館在災區工作、實施領事保護;3、 中國DNA 專家小組工作現場;4、劫後余生者的生活;5、中國醫療隊在泰國工作;6、張大使在泰國災區考察、慰問;7、中國印度洋海嘯考察慰問團在泰國災區;8、泰國災區狀況;9、泰國災民村。
正當我欣喜之中多少有點遺憾時,華總卻提供了一條有價值的新信息。他説海嘯過去雖然已經快3個月了,但賑災卻是長期性的。他談到了一個已經啟動的項目,這就是中泰友誼村、友誼碑、友誼林。目前,中國援助災區的400套活動住房已經以散件的方式運到了甲米府的毗毗島,很快就進行安裝。在那裏將建成一個中泰友誼村。他已建議泰方立一個中泰友誼碑,同時也在村子周圍籌劃建設中泰友誼林。這樣做可以幫助對方綠化環境,同時也能吸引更多的中國人幫助泰國重建家園,讓美好的兄弟情誼能夠枝繁葉茂、永遠流芳。
“友誼村落成的時候,請你們過來採訪。”華總熟悉的江南口音在邀請。
“我們一定去。不僅做節目,還要拍照片。”我回答。
寫于2005年3月18日
(中央電視臺常駐東南亞(曼谷)記者 王玉國)
責編: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