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容與金秋共燦爛

　　1、 讓久違的笑容成為特寫

　　北京。金秋時節。暖陽斜挂時分。首都國際機場附近空港工業區的一棟4層辦公樓前，記者正在為鄧亞軍拍照片。

　　用尼康D70標準鏡頭試拍了幾張，發現都不理想，主要是背景比較零亂。我又換上了長焦距鏡頭，為的是虛化背景，利用鏡外成像原理來突出主體。此時，正是下午3點半左右，光線很適合拍照。

　　我請她向前走了兩步，避開背後那一排黑色的窗口。然後豎起相機把鏡頭對準她，並推成特寫。於是，取景框邊沿基本成為白墻的領地，黑色的頭髮、黑色的衣飾被白色的背景所襯托，畫面整潔單純，人物輪廓清晰。我又請她側身站好，目光水平注視我右側半米遠的位置。

　　“請笑一笑。”她總是一副喜氣洋洋的表情，我的話也順理成章化作了助燃劑。於是，她眉梢上的喜色溢滿雙頰，唇齒之間爆發出無瑕的燦爛。那種天然的開朗和率真，與我期待中的一模一樣。

　　“看鏡頭。”我又做了一點點微調，希望能抓到更好的角度。

　　她把目光移過來鎖定鏡頭的那一瞬間，我按動了快門，“啪啪啪”連拍三張。

　　這是一爿久違的笑容。而在9個多月前，也就是2005年新年即將到來的前一天，扛著攝像機採訪時，我曾提醒她儘量不要笑。那時，她率領的中國DNA專家小組剛剛踏上救援賑災的旅途，正在異國他鄉的長夜裏中轉，大家期待他們面對鏡頭時能表現出果敢、嚴謹的那一面。如今，艱巨的使命終於完成，莊嚴的承諾已經兌現，人們期待看到她熱烈綻放的笑臉。

　　這個時節屬於收穫，而勇於挑戰、善於挑戰的成功者最值得驕傲。既使在全世界面前也該有她揮灑燦爛的一席之地。鄧亞軍的笑容不僅凝聚著中國人的慷慨奉獻與靈感智慧，也輝映著人類永恒的超越時空的自強不息、上下求索的進取精神。

　　2005年9月21日，採訪吳儀副總理出訪期間，在從新加坡飛往泰國清邁的包機上，記者第一次從外交人員那裏獲知：以鄧亞軍為首的中國DNA專家小組，今年1月中旬自海嘯災區返回北京後，又經歷了幾個月的曲折和起伏，並一度曾身陷瓶頸進退兩難。但最終還是受到了機遇的垂青，在艱苦的努力下迎來了勝利。我當時就在想，回北京時一定找機會再次採訪鄧亞軍，並親眼看看他們神秘的工作環境。

　　10月8日上午，十一黃金周結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我撥通了鄧亞軍的手機。幾句寒暄過後，向她説明了要去他們單位參觀的意向。

　　“太好了！今明兩天我都在，你隨時來都可以。”她爽快地答應了。只是聲調很高節奏也有些急促。電話裏還有一些雜音和混響，或許是正在爬樓梯。

　　“你從三元橋上機場高速，到北皋收費站出來，繼續往前開，到第5個紅綠燈左拐，然後……”她像背誦“大江東”、“朝辭白”一樣，熟練地展開了電話路線圖。 “開到第一個紅綠燈左拐，再直接往前走大約400米到500米，右手就有一棟4層樓，上面有‘華大基因’4個大字，就是我們研究所了。” 如此駕輕就熟，可見到他們單位參觀、辦事的人一定不少。

　　第二天下午2點25分，經過一番週折、3次繞路，我們的車終於開進了“華大基因”的大院。同行的是我兩位以前做電視時結識的好友----申文龍和王曉丹。鄧亞軍站在大院門口等候我們。她上下裝穿的都是黑色，但樣子仍然很颯。原因是她的上衣從領子到胸前嵌有一片V字形的“花地”，黑白相間，對比鮮明，呼應之中凸顯變化。而她滿面春風的笑臉，更透出超凡脫俗的爽朗。

　　就憑今天的天氣、今天的裝束、今天的狀態，一定能給她拍出好照片。和鄧亞軍握手時，我閃過了這樣的想法。一個多小時後，在光線柔和的時候，我在院子裏給鄧亞軍拍下了一組特寫照片。

　　2、 榮譽有時比十字架還沉重

　　鄧亞軍首先把我們帶進了西側辦公樓，並不寬闊的門廳兩側墻上挂滿了獎狀、證書和照片，這裡相當於她所在的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和它下屬的華大基因研究中心的榮譽陳列室。最高處挂著國際組織給所長楊煥明和副所長于軍頒發的學術&&人證書，他們同時也是研究中心的負責人。4年前，由於代表中國完成了人類基因組1%的測序工作，“華大基因”蜚聲海內外。

　　“這是2003年胡錦濤主席來視察時的照片。原來説是國務院領導要來，後來胡主席説他一定要自己親自來看看。”介紹情況時，鄧亞軍總是開口便笑，熱情洋溢，和我2004年12月31日淩晨第一次採訪她時一樣，那時中國DNA專家小組剛剛抵達曼谷廊曼國際機場，天亮後將轉機去泰國南部災區參加救援。他們一共5個人，兩女三男，最大的32歲，最小的22歲 。當時我還提醒鄧亞軍在鏡頭前説出了自己工作單位的全稱。後來也記下了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另一位女士叫李黎，3位小夥子是于曉光、陳保獻和郭奇。

　　“這是我們中心做的水稻基因組序列，是專門做的袁隆平院士的超級雜交稻。”“華大基因”墻上的文章還真不少。在一大間被隔成許多小空間的辦公室裏，挂著一串圖譜，一張張連起來足有6、7米長。“日本人華了兩年的時間，還不如我們拼了兩個月，我們關於水稻的文章發表在《SCIENCE》雜誌上。”

　　看著水稻圖譜，我又想到了人類基因圖譜，便問了一個與之密切相關又廣為公眾關注的問題：“有人説十年之內人類將戰勝癌症。你認為可能嗎？”

　　“我覺得有可能啊。有些癌症是基因突變造成的，現在人類的基因組序列已經出來了，有了正常的參考序列，導致癌症的基因變異也應該不是那麼困難了。”

　　“那你們研究所可是功不可沒。”王曉丹説：“要是拍紀錄片就可以從這些圖譜和你們兩個人的對話開始-----你認為十年內癌症可以戰勝嗎？------完全可以！因為基因技術已經為我們創造了這個條件。”

　　“所以現在我們中心特別有吸引力。許多學生物的、化學的、計算機的都願意來。面向社會服務的業務量也越來越大。”鄧亞軍的話裏充滿了自豪感。當初他們5 個如此年輕的科技人員之所以被稱作DNA專家，無疑是“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和“華大基因”這三個響噹噹的名字提供了精神動力，讓他們底氣十足。

　　記得到達海嘯災區的第二天 ，也就是2005年新年的第一天，這夥年輕人就語出豪言，提供了一條為當天世界各大通訊社所競相報道的熱點新聞。在有20多個國家救援隊參加的協調會上，作為中國DNA專家小組代表，郭奇當場承諾中國將對海嘯後發現的所有無名屍體無償提供DNA檢測。據説他的發言結束後，全場出現了10多秒鐘的靜寂，隨即掌聲雷動。消息也隨我們兩位央視記者的報道傳回國內，一時間大振人心、大長國威。後來我們才得知鄧亞軍在前一天曾就此事同遠在北京的研究所副所長汪建進行了電話溝通，並得到同意。

　　“我們研究所人才濟濟。汪建平時為人低調，在公眾面前很少露面，但卻是所裏公認的諸葛亮式的智囊軍師。”鄧亞軍娓娓道來。

　　水可載舟，也可覆舟。雖然不是一時衝動，但很多人還是感到鄧亞軍他們當初的承諾有越位之嫌，不僅把自己，也把中國推到了鋼絲繩上走單車的境地。這場突如其來的世紀大海嘯造成的損失和危害難以估量，救援中的未知數也太多，所以挑戰之大、風險之高是不言而喻的。外交部門、公安部門都為他們捏了一把汗。

　　2005年4月底，“華大基因”獲得了北京市總工會頒發的首都勞動獎狀；5月4日，鄧亞軍獲得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5月4日，央視《焦點訪談》對鄧亞軍進行了專訪……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榮譽和機遇讓鄧亞軍肩上的壓力陡然超載。那段時間，她甚至不敢與陳列室的光榮榜面對面，每次走過時都會低著頭。

　　5月1日至7日，很多人都在大好河山之間留連忘返的時候，鄧亞軍和她的同事們還在檢測室里加班做測試，然而當時的成功率非常低，許多樣本的結果不好。

　　本想錦上添花，卻不小心砸了牌子的例子並不罕見。難道語驚四座的承諾真的會無果而終？難道幾個月的努力真的要付諸東流？難道噩夢真的要給鄧亞軍他們這幾個年輕人當頭一棒嗎？

　　3、 “白玉蘭”緣何錯過了花期

　　3月初的北京，長安街西側的紅墻前，總有一樹樹潔白的玉蘭花迎著春風怒放。按照原來的計劃，中國DNA專家小組也應該在2005年3月，完成對2000多位海嘯無名遇難者DNA樣本的檢測，並向泰國方面提供可以用於身份鑒定的標準結果。科技、外交、商務等等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都期待著這樹中國高科技的白玉蘭能夠如期綻放，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光榮，也是獻給中國、泰國建交30 週年的特殊禮物，更是對遇難者最好的追思和對他們家人巨大的安慰。

　　“中間那兩台設備就是做海嘯DNA樣本檢測的。”我們隨鄧亞軍上了二樓，隔著玻璃窗她指著檢測室裏的一排儀器説。

　　“就是帶玻璃窗口的那兩台嗎？”申文龍問。

　　“對！” 鄧亞軍回答。平時我特別愛提問，但此時只好一心忙著拍照，因為來這樣一個充滿神秘感的地方的機會畢竟不多。

　　3月中旬，長安街路邊的白玉蘭相繼凋謝了。而中國DNA專家小組則在恒溫檢測室裏遭遇了一場“倒春寒”，錯過了報喜的佳期。

　　1月15日，鄧亞軍和3名同事攜帶100件遇難者牙齒樣本回到北京。1月30日泰國方面又發來了一批樣本。中國、泰國，以及許多在海嘯中遭受人員損失的歐美國家，還有許多參加海嘯救援的國家都把目光集中到“華大基因”。一時間信任有之，期待有之；觀望、懷疑有之，甚至還有嫉妒和非議。

　　截至3月中旬，“華大基因”共獲得560件樣本。其中507件牙齒樣本，72件骨骼樣本。由於這裡面有一些遇難者既有牙齒樣本，也有骨骼樣本，所以前後數字有一些出入。

　　然而，經過第一輪測試，無論是牙齒樣本，還是骨骼樣本均沒有得出理想的檢測結果。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9月21日，在報道吳儀副總理出訪，從新加坡飛往泰國清邁的包機上，記者遇見了外交部亞洲司的一位秘書楊欣，他是外交部指定的負責中國DNA專家小組協調工作的專員。自2004年年底以來，小楊一直在國內各政府部門和泰國有關方面，以及一些國際組織之間穿針引線。當初3個小時就辦完了鄧亞軍等5人前往泰國手續的就是他。

　　“你想，去年冬天包頭空難時，屍體在零度的水裏只泡了一天，樣本就很難檢測出來了。”當時，楊欣用對比的方法向記者説明DNA專家小組攻關課題的艱巨性：“這次海嘯後，很多屍體在攝氏35度以上的天氣環境下，在海水裏泡了3、4天才打撈上來，牙齒檢測肯定沒戲了。”

　　而此刻置身於檢測室裏，鄧亞軍又從專業角度，對牙齒樣本檢測不成功的原因給我們做了分析：溫度濕度過高導致牙髓DNA高度降解，簡單説就是DNA的片段變的太短，已經達不到檢測所需要的基本長度。

　　“那為什麼骨骼樣本檢測也得不出好的結果呢？”記者問。

　　“使用密質骨進行檢測不是我們的強項。在亞洲國家，大家一直都是通過提取屍體的肋軟骨來進行DNA檢測，而歐美國家一直用的是密質骨檢測。泰國提供的骨骼樣本，都是從屍體大腿上取下來的密質骨，我們缺乏密質骨的檢測經驗，也缺少關鍵儀器。不可能幾天之內就攻下難關。”

　　“但是後來聽説你們還是提出要泰國方面繼續提供大量的骨骼樣本，你不覺得這是更大的風險嗎？”

　　“當時，我們的確是在走鋼絲，而且好像越走越細，越走越晃。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需一邊補習、一邊攻關。”

　　然而，泰國方面並沒有馬上同意中國DNA專家的建議，他們又向另外兩個歐洲國家提供了牙齒樣本。

　　一石激起千層浪。消息傳來，中國DNA專家小組和鄧亞軍本人受到了許多質疑。“華大基因”這塊3年來被鮮花所包圍的名牌一時間黑雲壓頂，飄忽動搖在風雨之中。

　　4、 都説勇士是幸運的寵兒

　　“聽別人講，你們當初的承諾非常冒險，後來是在運氣的幫助下，才僥倖獲得了成功。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知道這個問題很敏感，所以注視著她眼睛裏的第一反應。

　　“我認為就是這樣的。”鄧亞軍的回答非常肯定。她的眼神平靜如常，沒有絲毫遊移的跡象。可以相信這是她內心裏的真實想法。

　　“我一直説我很幸運。”她補充道。

　　“那你邁出的最幸運的一步是什麼？”

　　“是及時找到了那兩個美國姑娘。”

　　今年3月，正當“華大基因”面對牙齒檢測得不出結果，骨骼檢測又一籌莫展的雙重僵局時，一個信息從泰國南部災區傳來，讓人眼前一亮。DNA專家小組留在普吉的聯絡員郭奇，從美國GENECODE公司代表那裏獲得這樣一個情況：紐約9.11事件發生後，大批遇難者的DNA檢測工作是由美國兩位年輕的女法醫完成的。這兩個姑娘在密質骨檢測方面很有辦法。同時，小郭還打聽到了她們的聯絡方法。

　　稍後，又有消息傳來，歐洲兩個國家也確定用牙齒樣本進行DNA檢測行不通。但這並未使“華大基因”上上下下産生鬆口氣的感覺，而是更緊張了，他們更認識到儘快掌握密質骨檢測方法的重要意義。因為歐洲國家在這方面具有多年積累的優勢，如果我們起動慢了，“華大基因” 就會陷入被動，中國就會陷入被動。如果最終是由歐洲國家大批量地完成了遇難者的DNA檢測，那麼也就等於宣佈鄧亞軍等人當初代表中國所作的承諾，已經從豪言壯語貶值成空頭支票。這無疑是對一個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的巨大嘲笑。

　　4月初，兩位美國姑娘應邀來到北京，並且帶來了一台鄧亞軍他們最急需的設備----冷凍研磨機。4月5日，“華大基因”收到泰國方面發來的500件骨骼樣本。

　　“通過研磨機把骨骼加工成粉末，然後在這臺離心機上分離出所需要的成分。”鄧亞軍指著檢測室內一台和炒鍋大小差不多的圓盤形儀器説，接著又指向另一個長長的有玻璃箱蓋的櫃式設備：“然後就在這裡面稱量。因為怕污染，所以必須在密封高度凈化的環境裏進行。”

　　5月1日，記者自曼谷給國內一些朋友發短信祝賀勞動節。鄧亞軍很快回復表示謝意，説：我們在北京加班做海嘯遇難者DNA檢測。普吉那邊確定了9例，有8例是根據中國提供的數據比對出來的。

　　當時我感覺到他們的工作可能遇到了什麼困難，因為按原來設想的進度，全部鑒定應該早結束了。身在千里之外的記者並不知道，此時的“華大基因”已經在鋼絲繩上艱難地踱過半程，在撐起一把平衡傘之後，他們終於告別了命懸一線的危情時刻，柳暗花明的彼岸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海市蜃樓。

　　在美國專家的指導下，鄧亞軍他們很快制定了工藝流程並出國採購到了必備的耗材和試劑。

　　俗話説好事多磨，當5月7日第一批樣本檢測完成後，結果仍然不太理想。於是，他們又嘗試不斷優化DNA提取方法，包括消化液的配比、操作方式等，成功率慢慢提高了。到6月6日，又完成了500件樣本的檢測，成功率達到85%。

　　7月1日，是中泰兩國建交30 週年紀念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將1000件海嘯遇難者樣本的DNA檢測結果，轉交給來訪的泰國總理他信。在中國駐泰國大使張九桓的引薦下，他信特別來到鄧亞軍、李黎面前，與她們合影留念。

　　7月3日，鄧亞軍接受了央視《面對面》欄目的採訪。

　　9月8日，鄧亞軍再次飛到泰國首都曼谷，向泰國政府秘書長轉交了一張小小的光盤，裏面記錄著“華大基因”完成的1089例海嘯遇難者骨骼DNA檢測的全部數據結果。這是當代中華優秀兒女通過高科技手段，為“中泰一家親”作出的最新詮釋。

　　目前，由多個國家參加的泰國南部海嘯災區遇難者DNA檢測已經結束。其中，中國為1089件骨骼樣本檢測出結果，其他兩個歐洲國家分別完成600件和200件。

　　“不過，我們在經濟上付出的代價也高多了。”鄧亞軍説，如果採用肋軟骨的方法，只需要投入300多萬元。而由於在實際檢測中使用的是密質骨，“華大基因”付出的成本就增加到了600多萬元。

　　“好在商務部已經同意在專用救災款中提供這筆資金。從這點上講，我們也很幸運。”鄧亞軍補充道。

　　5、 這些照片味兒不小

　　為了參觀另一個重點完成海嘯樣本鑒定的檢測室，我們隨鄧亞軍走進另一座辦公樓，爬樓梯到二層，並在隔壁她的辦公室裏坐了一陣子。

　　再次路過光榮榜時，我注意到鄧亞軍、李黎和他信的大幅合影照片。

　　“你自己保存這張照片了嗎？” 記者問。

　　“我辦公室電腦裏就有。”鄧亞軍又表現出了過人的豪爽：“我們大家海嘯救援時拍的東西我都保存了。如果你需要，可以全部拷走！”

　　我原來在央視海外中心工作時，所在部門有一男一女兩位副主任。那位男副主任不只一次當面對女副主任表示欽佩：“你比男人還痛快！”我想把這樣的評價轉移到鄧亞軍身上一定也不會錯。

　　“我們正好交換。”我告訴她我也把自己收集到的和他們DNA小組有關的照片都帶來了。

　　上到二樓，進入工作區之前，我們都換上白大褂，並在鞋上罩上了塑料袋，為的是保護整潔的環境。我們先到了那個檢測室，鄧亞軍給我們演示了離心機和搖床的使用過程，它們都是檢測DNA樣本的關鍵設備。鄧亞軍還向我們出示了兩個塑料袋，説裏面裝的耗材是從美國進口的。

　　她的辦公室和賓館的標準間大小差不多，擺著五六張辦公桌，顯得比較擠。鄧亞軍的桌子在裏面把角的位置。她説今年1月從泰國回來後，她就把辦公桌搬過來了，為的是作試驗方便。

　　我把我帶來的那些照片剪切到她的電腦中。其中有一張是他們幾個人到達泰國時，在曼谷機場手執國旗舉在胸前的合影。鄧亞軍看了非常高興，説這正是她幾個月來一直要找的。我還把剛剛在樓下給小鄧拍的那組特寫和檢測室裏拍的一些工作照也復給了她。

　　隨後，我開始通過USB線往照相機的CF卡裏拷貝她保存的照片。這些照片都是DNA小組成員和駐泰使館的外交官們在泰國拍的，有摧毀的木船，有災民的帳篷，有運送棺材的卡車，有貼滿尋人啟事的佈告欄，有正在起飛的直升飛機……其中屍體檢測現場的最多，也最觸目驚心。看著黑亮亮的面孔上爬著很多蛆蛹，我仿佛又聞到了濃烈嗆人的腐臭味，它會像具有磁場的幽靈一樣，緊緊跟著你，久久不肯散去。1月1日離開屍體檢測現場後，有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我的鼻子裏全是那種味道。後來有時侯又去海邊拍攝，回來後，鼻子裏也隱約會有一些那樣的味道。我想這一定和海水裏散發出的什麼東西有關係。也許正像那位台灣記者所説的，是海中的微生物在人體裏産生了化學變化。

　　一陣刺耳的機械切割聲傳來，我又回到了現實。申文龍捂著耳朵説有刀子鑽進了腦袋。鄧亞軍解釋説旁邊正在裝修，這兩天他們一直在電鑽、電鋸的考驗下工作。

　　半分鐘後噪音暫停，我又陷入了回憶，因為我看到了駐泰使館武官處的小夥子鄒揚捷在屍檢現場的照片。近幾個月來每次見到我，他都會鄭重其事地稱我“王總”。每一次旁邊的人都會感到莫名其妙。一開始我也不明白是什麼含義，因為總經理、總編輯、總領事這些稱謂都和我無關，連總攝像也不太沾邊兒。後來聽多了，也只能用他或許很感謝我來解釋了。其實我倒是打心底感謝那位台灣同行。

　　和小鄒第一次見面時，他是另外的態度。當時他堅決地拒絕了我的拍攝。那是在2005年1月1日下午，我們從攀牙府海嘯災區趕回普吉島，直奔普吉府府尹公署大院，對中國救援前方協調小組進行採訪。

　　他們的駐點設在一座藍色的帳篷下，到達現場後，我發現有兩位年輕的工作人員正在向筆記本電腦裏輸入數據。便從他們側後方扛起攝像機拍起來。我先把鏡頭推在電腦的顯示屏上，從尋像器裏看到一張表格，上面的文字和數字清晰可辨，是有關海嘯失蹤、負傷、死亡人員的統計情況。大陸的、香港的、台灣的都有。

　　“這個你不能拍。”一個小夥子回過頭，儘管他長得白白凈凈很文氣，但口氣實在硬得無法商量：“這是秘密，還不能公佈！”他就是小鄒，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位現役軍人。

　　1月2日夜裏吃夜宵前，我和一位台灣記者在賓館的餐廳裏聊起來，獲得了一些令人不敢完全相信而又不能不在乎的信息，這些信息後來也讓小鄒比較緊張。

　　由於台灣經常發生地震和颱風等災害，因此他們在救援和善後處理方面很有經驗，這一點是被廣泛認同的。據那位記者講，此次海嘯過後，台灣來的救援人員發揮了具有先進探測儀器的優勢，已經幫助泰國在淤積的垃圾下面快速搜尋到了許多遇難者的屍體。

　　“你們到大廟裏的屍體檢測現場去了嗎？”他問我。

　　當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嚴肅地説：“千萬要小心。”

　　我正在疑惑，他又問道：“你知道那種嗆人的氣味是什麼嗎？”

　　“是什麼？”

　　“全是散發出來的各種各樣的細菌。”

　　“細菌？會傳播瘟疫嗎？”

　　“這個不敢肯定。但是裏面的成分太複雜了。説不定這麼一混合，會産生什麼有害人體的東西呢。”

　　“怎麼複雜呢？”

　　“你想，屍體在海水裏泡了4、5天，發酵的有人體自身的微生物、有海水裏的微生物、有寄生蟲身上的微生物，這些混合在一起，又産生了很多新的變化和物質。”

　　“原來是這樣。”他的語速很慢，我基本聽清楚了他的意思。

　　“當你聞到氣味時，你已經呼入了細菌。味道越大，細菌的濃度越高。所以，一定要帶口罩，儘量少呼入這些東西。”他望著窗外出神，似乎在自言自語：“看到那些歐洲的醫生什麼都不戴，就對著屍體口腔提取牙齒，再近一點就和口對口人工呼吸差不多了，真覺得太危險了！”

　　“……”我也陷入了沉思。烈日下大廟廣場上的情景歷歷在目：一隊隊穿白大褂的人們在一排排仰天平躺的屍體間穿行，還有三三兩兩的人們蹲在屍體旁……

　　“這和處理一般交通事故或兇殺案件的屍體絕對是兩回事。” 我們倆的大腦好像發生了互聯，分享著同一幅幻燈片，而他正在對它做著局部放大：“其實露天屍檢最危險的部位是腳。”

　　“為什麼？”

　　“因為腳最接近屍體，而且接近屍體的時間也最長。”他的畫外音力度在不斷增強：“屍體上的液體，也包括地上的液體，比空氣中細菌的濃度要高出幾百倍、幾千倍，千萬不能讓它們直接接觸皮膚。大家一般不會忘記戴手套，但更要知道腳也得保護好，尤其腳上皮膚有破損時，絕對不能沾上那些液體，否則……” 這些話字字千鈞，不亞於一陣連環雷振聾發聵！

　　就餐時，我獲知小鄒第二天將被派往露天屍檢場，做中國DNA專家小組的聯絡員兼翻譯。在他快吃完時，我坐到他的身邊，毫無保留地轉述了台灣同胞的忠告。

　　或許表達得太直白了，我發現這位白面書生的臉變得更白了。

　　後來我又下樓找英文報紙，一齣電梯就看見小鄒正在和鄧亞軍商量：“我可以戴帽子，口罩、手套都可以，工作服我也可以穿……”

　　“不一定那麼嚴重吧。我們接觸屍體的人也穿不了那麼多。”小鄧想要打消他的顧慮。

　　而小鄒仍在堅持著：“我是南方人，我不怕熱……”

　　在鄧亞軍提供的照片中，夾著一個文檔文件，是她在海嘯救援期間寫的一些工作日記，其中有兩段關於小鄒在屍檢一線的紀錄。鄧亞軍對他還是很佩服的：

　　下午3點鐘，由於還需要安裝其他設施，所以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使館的小鄒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竟然沒有一點感覺。還強烈申請要進到泰方工作的場所去實地看看屍橫遍野的場景。我讓曉光帶他進去，並要求他至少待夠20分鐘。

　　20分鐘後他們出來了，還是一點感覺也沒有，曉光説關鍵是裏面的情景變了很多，我只好佩服他到底是武官處的，有膽量。

　　我倒認為也許正是小鄒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所以才如此從容。而日後每每他稱我為“王總”時，我十有八九會想起那位台灣記者來。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我也常想起這樣的話。看到屍橫滿場的情景，就會明白生命的脆弱與寶貴，就會珍惜平平常常、安安穩穩的每一天，就會更加愛自己、更加愛別人。而作為我們這些記者，不僅應該為大眾傳播服務，也應該履行普通人的責任和義務，在人際傳播中貢獻愛心。因為我們可以借助工作分享到更多的信息，更有條件去這樣做……

　　6、專家組有一位美籍華人

　　在鄧亞軍辦公室複製照片時，我還見到了陳保獻。他拿著一個塑料袋，裏面是一件樣本，他來問鄧亞軍樣本的批號。他還是若有所思、不愛説話的樣子，只是簡單地和我打了個招呼。這讓我想起在泰國時的拍攝和採訪，無論在飛機場，還是在屍檢場，無論是在賓館就餐，還是往麵包車上搬運物品，他總是躲我的鏡頭。後來有一天晚上，他們幾個在儲藏室裏整理第2天要用的防護服和工具，我專門盯住他拍了有5分鐘，心裏只是想應該機會均等，不能讓老實人吃虧。

　　鄧亞軍還向我介紹了DNA專家小組裏其他幾個人的情況。

　　于曉光還在這裡工作，是技術上的骨幹。小夥子聰明健談。1月8日，我們曾同一架飛機從普吉飛回曼谷，他正好坐在我旁邊，我是從他那裏得知“華大基因”近年來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

　　李黎現在駐守在普吉，是由多國專家組成的DNA工作組的負責人。他們正在根據中國和其他國家檢測出的骨骼樣本的DNA數據，與死者的標準數據進行比對，目前已經確認身份的有200多例。在李黎的努力下，香港三個家庭9名遇難者的身份都已經得到了確認。鄧亞軍説李黎那裏的故事特別多，如果我們要去採訪，她可以給李黎先打個電話。

　　最有傳奇色彩的是郭奇，其實他是一位美籍華人。今年3月從泰國回京後，就已離開“華大基因”。估計現在應該在美國讀書。1979年，他出生在中國大陸。11歲隨家人去美國定居，現擁有美國國籍。2003年小郭來到北京，為“華大基因”供職兩年。

　　有人説中國DNA專家小組的成功是國際合作的一個標誌性成果，記者認為這個結論是辯證的、實事求是的。雖然它並不像指南針、火藥、造紙術那樣屬於中國人獨立的創造，但同樣值得海內外華夏兒女為之驕傲。因為21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信息是資源也是財富。在這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創造力更多地表現為對全人類資源和成果的不斷消化、吸收和整合的程度，而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更是直接建立在不斷增強國際合作能力的基礎之上。靠唯我獨尊的思維、閉門造車的方式立足於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固步自封的結果只能是畫餅充饑，只能永遠步落後之後塵。

　　鄧亞軍們的成功正是發揮中國人的勇氣和智慧，通過追蹤科技信息和動態，把世界上的優秀成果、豐富資源進行吸收消化，並努力探索、創新的過程，而最終也使受災國和許多國家的遇難者家屬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幫助。這既是國際社會合作的結晶，也使國際大家庭成為受益者，為履行人道主義義務盡了愛心，為突發災難事件的善後處理積累了經驗。因此放在世界範圍內來講，鄧亞軍們的成功也有其必然性。

　　而在這次短短的不到3個小時的“採訪”中，鄧亞軍則多次談起來自國內方方面面的支持：研究所和“華大基因”的決策、外交部的調度、商務部同意出資、公安部，司法部派專員協調、海關給予免稅……

　　7、 親子鑒定暴露人生形形色色

　　挑選照片時，記者需要先把選中照片的號碼記下來，然後再一一點擊，進行複製。於是，我便向鄧亞軍要一張白紙，她竟然遞過來很厚的一本。我一看是裝訂在一起的記錄檢驗結果的空白表格。

　　“這些你們沒有用了嗎？”我舉著表格問。

　　“沒有用了。”鄧亞軍回答。

　　“還可以用。”申文龍插話説：“讓她蓋個章，你就可以出去了。”我沒明白他的意思，但從表情上看，顯然是一句玩笑話。

　　“那得先寫上一句。”我知道鄧亞軍他們經常面向社會做親子鑒定，就開了個更大的玩笑：“茲證明：你本人確係此兒童之親生父親。”

　　又一陣尖利的噪音響起，申文龍捂住耳朵，那樣子像是被上刑。

　　“我們不做絕對的結論。”噪音低下去後，鄧亞軍解釋道：“一般我們是這樣寫：強力支持誰誰誰是誰誰誰的親生孩子。”

　　許多人都知道，法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職業，整天要跟屍體打交道，收入也不高，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戀愛、結婚時遇到問題。1994年秋天，我曾經因為處理一起交通事故與一家法醫檢測鑒定中心有過接觸，發現他們從主任到副主任都不滿30歲，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那些有多年經驗的資深人士大部分都改行謀別的差事去了。

　　“我們這裡還好。近幾年做親子鑒定的越來越多，員工的收入還可以。”鄧亞軍是 “華大基因”下屬的司法物證鑒定中心的主任，她説現在有很多專門研究基因工程的科研人員也要求來他們中心工作。目前，這家中心是在北京開展親子鑒定業務的3家機構之一，而根據新的行業認證結果，明年將只有他們一傢具備這個資格。

　　“但是，做親子鑒定要面對另一種考驗，付出的心理代價非常大。所以，我們的良知經常受到極大的挑戰。”鄧亞軍説他們見到的千奇百怪的事情特別多，每個月所做的親子鑒定都在100例以上，有時可以甚至能達到300例。她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而我則將它們概括為“四六不懂”：

　　第一個例子與“四個”有關。身在某大城市的某民營企業董事長事業有成。他的妻子“為他”育有4個兒女，一直在老家的一座小鎮上生活。經過努力，這個城市同意接納他的家人。但是，當戶籍管理部門得知他的下一代有4個之多時，懷疑其中有親朋好友的孩子乘機沾光。便要求出示他和4個孩子血緣關係的直接證明。於是，他便帶著4個孩子的樣本來做親子鑒定。鑒定結果讓所有人大驚失色，這個男人簡直倒楣到了極點！第一個孩子不是他的骨肉！第2個也不是！！第3個、第4個仍然不是！！！！

　　“那這4個孩子是不是同一個父親的？”王曉丹問。

　　“這種鑒定屬於商業行為，因為沒有人提出付這樣一筆檢驗費，我們就沒有繼續查。”鄧亞軍解釋。

　　第二個例子與 “六個”有關。某孕婦攜帶六個男子的頭髮來做親子鑒定。檢查結果顯示，胎兒與第3個男子的遺傳物質吻合。這位孕婦如釋重負：“這回好了。我總算知道該和誰結婚了。”

　　聽了“四六不懂”的故事，我們3個年屆不惑早已做了家長的大男人，不禁唏噓不已，隨後又面面相覷……

　　接著，鄧亞軍又向我們介紹了一組統計數字。雖然調查發生在不同國家，而結果竟超乎想象地異常接近。就“父親”的經濟地位而言，神不知、鬼不覺地替別人撫養孩子的情況，在富人階層存在的比例是1—2%，中等收入階層是5—6%，貧困階層則達到了30—40%。綜合以上數字，就社會整體而言，“父親”代別人撫養孩子的比例是15%。

　　“幾乎每一天，我們的神經都要受到一些刺激。”鄧亞軍話音剛落，又一陣電鑽在墻上打眼兒的噪音響起來了。而她似乎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只是提高了嗓門，説他們這裡很多工作人員對婚姻的信心都受到了打擊。這一回我的朋友沒有捂耳朵。

　　“那這樣的結果公佈出來，不是會影響家庭和社會穩定嗎？”申文龍問。

　　“可這是事實。許多國家的情況都是這樣，都是15%的概率。”鄧亞軍回答：“遇到這種結果，我們就必須要提醒當事人：血親重要，情親也同樣重要！”

　　8、 驚濤駭浪催生博士論文

　　“你十一長假休息了嗎？”我問。

　　“這次沒有加班。因為海嘯樣本做完了。”小鄧回答。

　　“那沒出去旅遊嗎？”

　　“沒有。關在屋裏寫了幾天論文。”

　　我問為什麼寫論文，小鄧説本來應該5月份就答辯，結果因為參加海嘯救援不得不推遲了。

　　“答辯？那一定是博士論文了？”

　　“對。”小鄧説她目前還是一名在讀博士。我問是不是還在西安交大，她説是西安交大法醫係。

　　“論文題目是什麼？”

　　“《大型災難遇難者個體識別》。”

　　“原來不是這個題目吧？”

　　“原來的方向是水稻研發。”小鄧講由於參加了海嘯救援，所以積累了很多新東西，就對選題做了調整。

　　“那你的這篇論文也為母校的榮譽增了光啊！”

　　“也許吧。那得看專家的評語怎麼寫了。我今晚就要坐火車去西安見導師呢。”

　　“什麼時候的火車？”

　　“8點多鐘。”

　　我一看時間，已經是下午5點20了，趕緊起身告辭，出了小鄧的辦公室。

　　下樓時，裝修的噪音已經平息。而我的兩位好友已經在20 分鐘前跑到樓下的車裏過煙癮去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這是個好題材。”返程時，我們3個做電視的又談起做節目的事。王曉丹率先説出了想法，他不僅是拍紀錄片的老手，原來做攝影師時，也拿過全國一等獎。“可以圍繞鄧亞軍的DNA專家小組拍個紀錄片。”

　　“12月底，海嘯一週年紀念日的時候，可以請鄧亞軍去我們欄目做嘉賓。”申文龍曾經是專業舞蹈演員和講師，後來到臺裏做了綜藝節目的導演。“我們欄目正好要改版，以後會以訪談為主。”

　　“剛才聽鄧亞軍説親子鑒定，聽口氣她好像還是一個人，沒有結婚。”王曉丹説到了對她的一點印象。

　　“有可能吧。不過這麼私人的問題，咱們肯定就不方便去問了。”

　　我想鄧亞軍一定笑得很欣慰，當她把小小的光盤傳遞給泰國政府代表的時候。

　　它的存儲空間雖然不大，但容納我們展開聯想的空間卻是博大的------碟中志、碟中事；碟中數、碟中路；碟中名、碟中情……

　　如果真的有機會建立一座中泰睦鄰博物館或印度洋海嘯救援紀念館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張小小的碟片將會成為最有價值、最具光彩的收藏品之一。

　　而此時，夕陽的光芒正輝映著寬闊的楊林大道……(中央電視臺常駐東南亞（曼谷）記者 王玉國)

　　寫于2005年10月15日

責編：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