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元旦李黎（右）和同事于曉光在攀牙屍檢現場

　　DNA是什麼？

　　是負載生命遺傳密碼的基因組；是雙螺旋結構，是一對對鹼基……

　　這是在高中課本上就學過的知識點。然而10個月來，經過報道印度洋海嘯救援，經過對中國DNA專家小組的幾次採訪，記者發現除了生理玄機之外，它更富有情感意緒和藝術表達。

　　今天，當腦海裏再次呈現DNA環環相生的雙螺旋結構時，仿佛就像是面對一組一波三折、一咏三嘆的樂理譜線，而那支撐和維繫兩條有機鏈的一對對鹼基正是撥動心弦時才可能發出的一個個音符。於是，一首悽婉哀怨的安魂曲如潔白長綢般自星空飄落，這是天堂對人間的傾訴與依戀，這是生者對亡靈的牽掛與告慰……

　　而鄧亞軍、李黎這些中國DNA專家正是這首特殊安魂曲的創作者。

　　--------題記

　　1、 設計出來的採訪

　　10月9日，記者從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下屬的北京華大法醫物證鑒定中心主任鄧亞軍那裏了解到，經過國際專家的合作，截至8月底，中國DNA專家小組已經在北京的實驗室，完成了對1089位泰國海嘯遇難者的骨骼DNA鑒定，並於9月8日將數據光盤轉交給泰國政府。至此，今年1月1日，由鄧亞軍等5位DNA專家代表中國提出的，無償為泰國海嘯遇難者提供DNA檢測的承諾已經兌現。

　　“但我們還有一位DNA專家在第一線工作。繼續為海嘯遇難者身份的鑒定提供服務。”鄧亞軍告訴記者留在普吉的是她的同事李黎。她所在的項目組正在利用中國和其他兩個歐洲國家對遇難者骨骼樣本的DNA檢測結果，來和已經掌握的失蹤的個體數據相比對，從而確認死者的身份。

　　“她的故事很多。香港3家人有9個遇難者，在她的幫助下，屍體全都找到了。”

　　我想哪位記者聽到鄧亞軍對李黎的這番評價，都會産生跟蹤採訪的想法。我初步定在12月26日海嘯一週年紀念日之前，去普吉採訪她，同時也可以把中國DNA專家小組一年來的工作績效做一個回顧。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機會很快就不期而遇了。

　　10月23日記者接到泰國方面邀請函，27日將在攀牙府舉辦一個建立海嘯紀念公園的發佈會。

　　10月26日上午，當組織者告知第二天上午10點從曼谷起飛，11點20 到達普吉，然後轉乘汽車去攀牙的安排後，我突發奇想：可否請李黎一起去？

　　因為我記得1月14日上午，我們隨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率領的中國赴印度洋海嘯慰問考察團乘機到達普吉後，就是在機場和當時正在那裏參加救援的使領事館人員和DNA專家匯合，然後一同驅車北上70 公里去攀牙考察的。當時，我和李黎同排而坐。聽説他們5個人當時只配了一部能打國際長途的手機，到普吉半個月來只和家裏通過兩次電話時，我曾提出讓她用我的手機和家裏聯絡，李黎則推卻了，説沒有什麼急事。

　　大約11點時，我找出鄧亞軍提供的李黎在泰國的手機號碼，和她通了電話。記者首先了解了她目前的工作情況。一個多月前，李黎成為10 個國家20多名DNA專家組成的項目組的&&人。正如鄧亞軍講的那樣，李黎的工作很有成效，目前他們已經比對出367個遇難者的身份，而其中的200多例是最近一個月以來完成的。

　　“那你知道有多少例是利用中國提供的DNA數據做出來的嗎？”

　　“這個不好説。因為我們有的屍體取了2件骨骼標本，分別發給了兩個國家。但是用中國數據的情況肯定不少，因為負責DNA樣本鑒定的三個國家中，中國的數量最大，成功率也最高。”

　　她還介紹説她所在的這個國際鑒定中心，還通過指紋和牙齒鑒定出大量遇難者的身份，加上DNA方面的共有2211名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確認。目前沒有確定身份的還有1200個遇難者。

　　我話題一轉，向她談了準備請她第二天去攀牙參加活動的設想。並説這件事很有意義，攀牙受海嘯災害最嚴重，中國DNA小組曾在那裏付出大量艱辛的勞動，應該説紀念碑既是悼念死難者，也是為了記住救援者，應該也有對中國人奉獻的肯定。

　　“所以，我們在那個地方通過對你的採訪，可以把你們DNA小組的工作都帶出來。這不僅關係到你個人和你們研究所，也關係到中科院和中國科技界。”

　　“我儘量安排吧。我每天都要在鑒定報告上簽字，看看明天是不是可以找人代簽一下。”她説會在晚上給我打電話。

　　但是剛到下午2點半，我就不得不再次給李黎打了電話。因為主辦方剛剛通知第二天上午10點的航班取消了。改為當晚8點30 分從曼谷出發。

　　李黎在電話中告訴我説要她今天晚上就去攀牙不太可能，因為後天是週五，按慣例，一上班她要向鑒定專家委員會遞一份報告。今晚要是去攀牙的話，肯定就趕不出來了。

　　我提出了另外兩個調整方案：1、27日晚記者從攀牙回普吉機場時，請她過來作簡單的採訪。2、27日晚記者留在普吉，第二天上午去他們工作單位採訪。

　　她説後一個更好，但要馬上報告給他們的新聞官，而且得是書面形式的。因為他們的管理非常嚴格。而且這個報告要在週五上午召開的鑒定專家委員會上通過後才能拍攝。但她講她會馬上找新聞官去打招呼，採訪應該沒問題，只是得履行必要的程序。

　　大約半小時後，她把媒體採訪申報的標準英文表格傳真到了我的辦公室。我馬上開始填寫。

　　然而4點10分，我不得不第3次給李黎打電話，原來航班又有變化，變回了第二天上午，而且出發時間也提前到了8點。所以，我還是邀請她明天上午一起去攀牙。

　　“你早點説呀！我們同事都下班了。他們4點準時下班都走了。”但她還是講馬上找人商量一下，爭取能找到適合在報告上代替她來簽字的人。

　　晚上9點30分，李黎來電話説已經安排好了，明天她可以和我們同行去攀牙。

　　2、路邊的院子仔細看

　　10月27日上午9時20 分，我們乘TG921航班到達普吉。在機場出口我見到了身著黃色T恤的李黎，她説本來要穿工作服來，可是有規定不允許穿到工作區外面來，因為怕旅遊者對衣服上的標誌産生敏感。

　　關於目前的泰國觀光業復蘇不理想的原因有各種説法。西方人對屍體敏感，因為他們擔心吃了屍體的魚會成為餐桌上的菜肴，有可能影響健康。而很多泰國本地和周邊國家的人則害怕鬼，因為冤魂太多，而且身份不明，難免心有憤懣，所以會出來影響活人的生活。自從海嘯發生後，有關“鬼擾人”的故事就一直沒斷過檔。看來，儘快地完成對遇難者的身份鑒定對於許多活著的人來説，至少也是一種心理安慰。但看到身著鑒定中心標誌的人，他們又會心有餘悸，因為在他們的觀念中，有可能哪位冤魂就附在這位工作人員的身上。

　　汽車在普吉島要開上20分鐘，才能通過一座大橋進入攀牙府轄區。路上李黎説有一個神秘的院子，而且就在路邊。

　　“在什麼地方？”

　　“過一會要經過一個檢查站，然後就是了。”

　　我開始做拍攝準備。先是和李黎煥了位置，使自己坐在車窗一側，並拉開玻璃，又把攝像機扛在肩上。

　　“就是這個檢查站。”順著她指的方向看去，路上出現了紅白相間的移動柵欄。我拍起來。車子拐了個S形，通過之後，我搖了一個鏡頭，將攝像機轉向左側，通過窗口繼續拍攝。

　　“快到了。就是那個白色的大門。樹後面的就是……已經過去了。這邊不是了。”我從尋像器裏看到的是黑白圖像，覺得她説的那個地方很不醒目。

　　“沒有人懂中文吧？”

　　“沒有。我那兩位記者哥們兒在另外一輛車上。怎麼了？”

　　“我們有規定，暫時不能公開……”

　　路上我又看到了一輛皮卡從我們車子右側超了過去。敞開的後備箱上拉著一個長方形的木箱子，是噴漆的，還有浮雕做的外裝飾，挺美觀的。

　　“那會不會拉的是棺材？”

　　“應該是的。説不定是拉去火化的。”

　　3、光明日報、新華社和央視記者共同完成的電視採訪

　　媒體發佈會地點在攀牙府考拉地區一座半山腰上的賓館裏。賓館面向大海，灘塗很寬很平，只是沒什麼遊人。椰林中的一排別墅式建築，還沒有完全維修好，一層的門窗基本沒有了，海嘯摧殘的遺跡到處可見。

　　我們趕到時剛剛10點半。而發佈會要在下午1點半召開。所以組織者讓大家先在賓館半開放的餐廳裏休息，也提議大家可以到海邊去轉轉。一開始，李黎和我，還有光明日報駐曼谷的記者李騰坐在餐廳裏聊了起來。話題自然圍繞著DNA鑒定。

　　“聽説一開始還不太想給中國來做是嗎？”李騰問。

　　“不是的。泰國把第一批樣本都發給中國了。主要是西方國家覺得中國可能經驗不是很多吧。”

　　這方面的情況記者曾聽鄧亞軍介紹過，因為第一批都是牙齒標本，DNA數據都沒有鑒定出來，原因是屍體在熱帶高溫中被海水浸泡了4、5天，牙髓高度降解，已經達不到檢測需要的基本長度。後來經過另外兩個西方國家實驗室的驗證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今年3月初，中國DNA專家組開始呼籲採用密質骨樣本進行DNA鑒定。這是對自己的極大挑戰。因為亞洲國家一直都採用肋軟骨進行檢測，在密質骨檢測方面沒有經驗。所以很多人都建議泰方把密質骨的樣本交給經驗豐富的瑞典和波斯尼亞的專家和實驗室來鑒定。但中國DNA專家組當時留在普吉的代表卻從一家美國公司那裏獲得了寶貴的信息，紐約有兩位年輕的女專家曾在9.11遇難者屍體DNA鑒定中大顯身手，方法值得借鑒。於是，鄧亞軍他們便於4月初將這兩位美國專家請到北京來指導工作，還請她們帶來了關鍵儀器研磨機。在她們的幫助下，中國DNA專家組又從國外採購了一些試劑和耗材，開始用新的方法來檢測。儘管5月7日獲得的初步結果仍不理想，但很快通過改變溶劑的配比攻下了難關。6月6日成功率達到了85%。

　　我在樓梯口選了個位置，背景有綠樹，太陽又曬不到人。此時已經11點，熱帶的太陽升到了基本直射的位置。如果是在北京這個季節太陽會偏南一些。但也會在人的鼻子下面、眼眶裏留下重重的陰影。

　　我請李騰幫忙拿話筒，自己扛著機器對李黎進行採訪。我提問後，請她面向李騰來回答，這樣的畫面會形成被訪者和觀眾視線成45度夾角的效果，視覺上會比較舒服。

　　她開始比較緊張。語言節奏快、聲調高。根據以前的採訪經驗，我知道應該提幾個她熟悉又輕鬆的問題，以完成話語熱身。

　　7、8分鐘後，李騰到旁邊抽煙時又把李黎的情況轉告給了新華社曼谷分社剛到任的記者淩朔。這位28歲的小夥子馬上捻掉香煙跑過來了解情況，先是拍了幾張照片，又掏出筆本記了起來。

　　淩朔的提問慢條斯理，而李黎的回答也比剛才自信、流利多了。

　　我一看狀態不錯又取出長線話筒插到機器上，並請淩朔幫忙舉著。

　　“您要提問嗎？”小夥子很有觀察力，剛才我們採訪時他一定都注意到了，所以才這樣問。

　　“我只有一個問題。其他的你可以按自己的需要來提問，我來拍。”

　　我的問題是“海嘯中全部11名中國遇難者的身份已經確定了，你為什麼還要留下來繼續工作？”

　　而淩朔先提了些基本問題，如“你什麼時候來的？”“有多少位遇難者的身份已經確定了？”等等，後來他的問題便越來越有人情味了：“你一個女士見到屍體不怕嗎？”“你想家嗎？”“你哭過嗎？”

　　“生病時哭過。”

　　“身體怎麼不好了？”

　　“發燒。”

　　“嚴重嗎？”

　　“沒大事。我一般是週末發燒，到週一就好了。”

　　就這樣，在另外兩位中國同行的幫助、合作下，我完成了對李黎的同期採訪。

　　別看李黎個子不高，身體確實很棒。

　　採訪後我們去海邊拍攝，她主動幫我背攝影包和電池包，雖然攝影包大得和她的身材不成比例，但她並不吃力。

　　“今年2月我去登過非洲最高峰。我是登山運動員。經常要負重幾十斤吶！”

　　“真的嗎？自己去的？還是有人組織的？”

　　“我們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組織的。我們有一支登山隊。”

　　4、不是因為生病她也哭過

　　為了完成對海嘯大量遇難者的身份鑒定，國際刑警組織協助泰國在普吉島建立了鑒定中心，並經與有關成員國協商調來一批專家作為業務骨幹。李黎就是這些國際專家中的一位。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元月15日，經自願報名她曾作為中國DNA專家小組的成員，在泰國南部參加了海嘯救援。今年3月10日，她再次來到普吉，工作至今只回國一次，還是因為去參加中國和泰國建交30 週年的慶祝活動。7月1日，她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正在中國訪問的泰國總理他信合了影。

　　“在海嘯失蹤的11名中國人中，大陸有兩個，香港有9個。現在通過鑒定他們的身份都得到了確認。”李黎除了作DNA數據的比對之外，也是中國遇難者家屬的義務協調員，無論是香港的還是大陸的她都主動去聯絡、去溝通。

　　“都是通過DNA鑒定嗎？”記者問。

　　“大陸的兩個是。香港的有6個是，另外還有2個通過指紋，一個通過牙齒。”

　　李黎再次來到普吉後很快就發現，在各個國家的失蹤者名單中沒有中國大陸人員的名字。她清楚地記得在CCTV的節目中，播出過有關一個叫王婷的女留學生在海嘯中失蹤的報道，她馬上聯絡駐泰使館官員補填了統計表。

　　除了王婷的信息之外，李黎獲知大陸還有另外一個失蹤的女士叫趙蘇，她們都是江蘇人。王婷本來在泰國一所大學讀旅遊專業，因為去毗毗島實習，在海嘯中遇難。趙蘇則是來普吉旅遊時遇到了海嘯。另外還有一個中國人也報了失蹤，但海嘯前後沒有他進出境的紀錄。

　　海嘯後，王婷和趙蘇的親屬都來過泰國，並留下了用於DNA檢測的樣本。但通過查找記錄李黎發現，這些樣本在後來的測試中都沒有得出結果。所以，她馬上和兩位遇難者的家屬取得了聯絡。請他們重新做DNA鑒定，並把結果迅速傳到泰國來。但對方經過反復打聽，也沒有找到應該能夠負責此事的部門和機構。李黎獲知後，馬上給鄧亞軍打電話，請她幫助解決。

　　“後來是趙蘇和王婷的家人把提取的口腔拭子寄到北京，由我們研究所給做的。”

　　“你説的口腔拭子是怎麼採集的？”記者問。

　　“就是用棉簽在口腔內側刮一下，然後晾幹了，放到塑料袋裏就可以通過特快專遞寄走了。”

　　香港的9位遇難者分別來自3個家庭，有兩個家庭是夫妻和孩子，另一個家庭是兩個孩子和母親，只有孩子的爸爸鄭先生倖免遇難。那一次就是因為鄭先生和她故去的妻子，李黎哭了。

　　今年7月，鄭先生兩個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確認，鄭先生獲得通知後馬上出發來泰國認領屍體。就在他出發後不久，李黎經復驗、比對數據確定了他妻子的身份。她馬上給他打了電話，但已經關機。於是便發了條短信説：我們很可能找到了您的妻子。但還要進一步確認。鄭先生自曼谷轉機時回了電話表示感謝。

　　然而，最終結果的形成需要一個嚴密的過程。除了要兩個專家核準外，報告還要在專家委員會上認可才能生效。而鄭先生到普吉後原定2天就要返回香港，李黎不願意讓他延期或者到泰國再來一次。於是找到上司請求能否在當天辦妥鑒定程序。

　　當時已經下午2點多了，上司一聽吃了一驚，説：在這裡工作了這麼長時間你又不是不知道，怎麼可能兩個小時就完成？！他講可以幫忙提速，但今天絕對不行了。李黎覺得很傷心，當時就哭著跑出了辦公室。

　　後來她接到了電話，上司講經過協商，瑞典和美國的幾位專家同意加班解決。李黎又高興得流了眼淚。

　　“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西方人作息時間特別嚴格，上下班都守時。而且他們統一乘坐巴士返回賓館。錯過時間很不方便。”

　　10月3日，最後一位中國遇難者屍體被家屬認領，並在泰國當地火化。

　　11位中國同胞的安魂曲唱罷，李黎又面臨新的選擇。

　　本來中國同胞的問題一解決，她就準備回國了。但鑒定中心卻捨不得這位年輕的中國專家，他們要求她留下來，因為她的工作很出色。

　　經過權衡，她同意了。

　　“我在這裡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國際化語言自然不用説了，這些專家的作事風格就很能啟發人。”李黎也很喜歡這個國際化的特殊團隊。

　　李黎是北京人，1998年從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專業畢業後，一直在中科院下屬的研究所工作。本來這次利用高科技手段參加海嘯救援的行動，只是她人生經歷和業務經歷中一段攝人心魄的插曲，但通過自己的努力她已經把它擴展成一個波瀾起伏的宏大樂章。

　　5、應該呼籲為國民建立個體基本數據庫

　　“瑞典和波斯尼亞在DNA鑒定方面的實力怎麼樣？”

　　“很強。像我們用於比對的軟體就是波斯尼亞開發的。這個國家原來屬於南斯拉伕。他們的專家在前南戰爭過程中對大量遇難者屍體進行過DNA鑒定，經驗很豐富，也有很系統的方法。”

　　“那瑞典呢？”

　　“他們對每個人的基本情況都掌握得非常細緻。這次瑞典有400多人在海嘯中遇難，現在只剩下20多個身份沒有鑒定出來。為什麼呢？他們的政府部門對每個國民的牙齒、指紋情況都有詳細備案。”

　　“你覺得這會對我們有怎樣的啟發呢”

　　“我覺得應該呼籲建立每個人的基本數據庫。”她解釋説儘管中國人口基數太大，工作負荷很重，但既然人口普查可以開展，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來尋求突破。因為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口每個月遇到意外事件加起來都不少，像煤礦爆炸、洪水等等，都需要對遇難者進行身份鑒定。如果沒有個人信息儲備，只能找若干個親屬來提取信息，而這個機制又有待完善和改進。像這兩位江蘇的遇難者的親屬們，他們無法找到一個單位來做樣本提取工作，也沒有哪個部門負責聯絡國際組織，把信息或樣本傳到國外的鑒定中心。

　　“幸虧中國在海嘯遇難者鑒定中心裏有人，而我們北京的單位又可以做這個實驗。但我們不能完全依靠人道、同情和運氣來做事情。”李黎特別強調，這不是自我表揚，她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換成別的中國專家也會盡心盡力去做的。她最想提的是要建立一套系統化、規範化的程序。

　　6、這次設計搭對了車

　　下午發佈會召開後，記者發現如果單獨做報道的話份量還不夠，而且時機也尚未成熟。

　　為了紀念印度洋世紀大海嘯，為了追思遇難者，當地政府決定建立一座佔地48萬平米的公園，並建立一座大型紀念碑，目前已經徵集到大量設計方案。有33個國家的設計師提出了205個方案，有中國的11個。然而，要到12月26日才能確定5個入圍方案，奠基儀式的安排就更靠後了。

　　“幸虧把李黎請來了！”我有些感謝自己。構思著可以以發佈會為由頭，把在會上見到中國DNA專家的情況提一下，從而把中國DNA專家出色的表現帶出來，也把泰國海嘯中全部11位中國遇難同胞身份已經被確定這件事帶出來。否則，單是一個局部性的徵集方案的、過程式的發佈會，這樣的新聞在CCTV播出的可能性不大。

　　這次攀牙之行請李黎搭車是對的。

　　也可以説這是記者一個小小的設計搭對了車。

　　許多其他行業的朋友對新聞設計持不同意見。在這裡我們姑且不論新聞設計的得與失，單就採訪而言是完全可以設計的。因為在採訪前和採訪中，記者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選擇，而選擇正是設計的前提和開始。其實，在條理清晰的基礎上，把日常採訪活動安排得再靈通一些，平常之中見到亮點，就稱得上是比較巧妙的設計。儘管這不過是一種所謂的“小聰明”。(中央電視臺常駐東南亞(曼谷)記者 王玉國)

　　寫于2005年10月29日

責編：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