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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頭下的存款憑單
發佈時間：2005年06月02日 16:39 作者：《經濟與法》
貪污和挪用公款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和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像我們熟悉的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一些從事公務的人員都是國家工作人員，總之，這裡面是不包含農民的。
可在我們今天節目裏，卻有一位農民被涉嫌貪污罪，提起公訴了。
話説2004年3月的一天，安徽北部一個叫做碭山的小縣剛剛有了春意。
這一天，天氣是異常得晴朗，剛剛吃過了午飯的人們悠閒地聊着天、曬着暖，吃飽了穀子的雞也在踱着方步消食兒。
一陣刺耳的警笛聲劃破了村莊的寧靜。
來的車是檢察院的，他們帶走了一個村民，此人叫薛宗勇。
農民薛宗勇
薛宗勇： 意外，意外得很。
最讓薛宗勇意外的，還不是被檢察院帶走，而是自己的罪名。
薛宗勇： 貪污罪，挪用公款罪。
貪污？挪用公款？薛宗勇的老父、老母着實被這兩個罪名嚇了一跳。
薛宗勇的父親： 怎麼會，這個事情，薛宗勇不是國家幹部，也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怎麼會搞貪污。
碭山縣是全國聞名的産梨大縣，薛宗勇一家幾代人都靠種梨樹吃飯，一個種梨為生的農民怎麼會貪污呢？
村裏的人也都非常詫異：薛宗勇既不是村幹部，也沒在哪個單位上班，一個種地的農民，怎麼會貪污？又挪用了誰家的公款呢？
然而，村裏有一個人卻沒有感到意外——村東頭的楊大娘。
楊大娘打小就沒讀過一天書，正所謂：豆大的字兒不識一個——可偏偏就是這位楊大娘，向檢察院舉報了薛宗勇。
楊大娘：不知道什麼叫貪污公款。
楊大娘既不知道什麼叫貪污，也不明白挪用公款是怎麼回事，那他為什麼要舉報薛宗勇呢？
楊大娘的女兒：他可是有罪，你坑老頭、老媽的錢能沒罪嗎？
原來，薛宗勇是欠了楊大爺、楊大娘的錢。可這欠錢的事兒頂多也就是一個民事官司——也就是兩位老人家把薛宗勇告了，讓他還錢，這也夠不上犯罪啊，怎麼這事就嚴重到向檢察院舉報的份上了呢？
楊大娘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了，就在2004年的2月，老伴楊文信離開了人世。家人整理遺物時，楊大娘的女兒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秘密。
楊大娘的女兒：在枕頭套裏發現一個油紙包，裏面放着一張存款憑條。
這個被裏三層、外三層包着，連睡覺楊大爺都要枕在頭底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兒女們打開後一看，吃了一驚：裏面竟然是一張郵政儲蓄的存款憑單。戶名填的是剛剛去世的楊大爺的名字——楊文信，存款金額是5000元，日期是2002年的1月份，也就是楊大爺去世兩年前。
被楊大爺精心保存在枕頭下的存款憑單
整整5000元，在當地的農村來説，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那張存款憑單其實只是我們到銀行存錢的時候，事先填好，往櫃臺裏遞的那種存款憑條。今天早上，我特意到銀行拿了幾張存款憑條，很容易就拿到了，這種單子只要沒有交給銀行，沒有發生真正的交易，填什麼都不算數，頂多能表明某個人有存錢的想法。可就是這麼一張沒有太多價值的憑條，為什麼會被楊大爺如此看重、視若珍寶呢？説起這事兒，還真就跟薛宗勇有關。
看到存款憑單，楊大娘首先想到的就是薛宗勇，因為這張憑單是薛宗勇親筆寫的欠款憑據，這5000塊錢薛宗勇早就該給了。
楊大娘： 這5000塊錢薛宗勇不認了。
楊大娘找到薛宗勇的時候，薛宗勇承認這錢確實該給，但是這筆錢前兩天已經給了楊大娘了。
記者：是誰來你這兒把錢取走的。
薛宗勇：楊文信的親侄兒。
明明楊大娘的侄子已經幫她把錢拿走了，現在怎麼又來要呢？這事兒得問問楊大娘的侄子。
楊大娘的侄子： 的確去薛宗勇那裏取走過5000塊錢。
既然楊大娘的侄子已經把錢給了她了，現在楊大娘為什麼還來找薛宗勇要錢呢？
楊大娘： 有兩個5000塊錢。
兩個5000？！薛宗勇聽到這話是一頭霧水。
薛宗勇： 一個五千，只有一個五千。
楊大娘： 就是有兩個5000。
看到這，我大概能看出個名堂了，這兩家之間有經濟往來，有一筆5000塊錢，説不清薛宗勇到底還沒還。但是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經濟往來，偏偏用存款憑單作為憑據呢？剛才對楊大娘的採訪中，提到了一個“存”字，沒錯，這事兒就是和存錢有關係。薛宗勇給我們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還是2001年陰曆年之前，老兩口找到薛宗勇，説想請他幫忙到鎮上存5000塊錢。
薛宗勇： 村裏都沒儲蓄點，整個他那就沒有，我們要存錢，就得跑12里路，老頭老媽要走，他一般車不能騎按，他得走路去。他錢擱家又不放心，再一個自己帶着又不安全。
薛宗勇一想，老人家行動不便，自己到鎮上辦事的時候，捎帶手就給辦了，自己又費不了多大事，還能幫人一個忙，他就一口答應了。
薛宗勇： 我就説捎着存5000塊錢説不清，我寫一個條子，替你存5000塊錢。
薛宗勇想得倒也周全，寫個條對雙方都好，一來免得在錢數上説不清，二來楊大爺拿條子換存摺，也保障了楊大爺的利益。
於是，薛宗勇拿出了一個郵政儲蓄的存款憑單，寫了楊文信的名字，寫了存款數額，交給楊大爺，以防後患。
薛宗勇： 我拿去存了之後，我再把這個存摺拿回來我就把這個存摺給他了。然後就是説，要這個條子的時候沒有這個條子了，弄丟了。
條子丟了，這可怎麼辦呢？
薛宗勇： 我説，你把條子再找找，別到時候，將來你再忘了，再拿這個條子找我要錢。他説，我找着給你。
薛宗勇説，這個單子楊大爺一直沒找到，不過他覺得大家都是一個村的，自己也就沒有在意。時間轉眼就過去了一年，楊大娘的存款是定期一年的，眼看著就到期了，楊大娘又找到薛宗勇，讓他幫忙把錢取出來，薛宗勇就又跑了一趟鎮上，把錢取了回來。可對於錢取回之後發生的事情，薛宗勇和楊大娘卻有不同的説法。
我們先聽聽薛宗勇的説法。
薛宗勇的説法是，錢取回來之後，楊大爺擔心自己和老伴歲數都大了，錢放在自己身邊不放心，直接就把錢保存到了自己這裡。
薛宗勇的妻子： 他們倆一路上俺家來，他説這個5000塊錢我先擱這裡。
薛宗勇： 我也不給你保管，我忙得很，他説幫幫我，他説我信得着你。
薛宗勇的妻子： 商量好幾回，才叫他擱俺家。
楊大爺有兒、有女，為什麼要把錢保存在薛宗勇那裏呢？
薛宗勇説，楊大娘家和自己家就隔着這麼一條小土路，兩家的關係很不錯。
薛宗勇的母親： 我們坐在一塊兒玩，那時候總誇我們大勇，我們要讓這孩子捎點什麼，他都給我捎。
記者：原來兩家關係挺好的？
薛宗勇的母親：好得很。
薛宗勇的父親：不好能替他辦事嗎？
一方面是因為兩家的關係不錯。另一方面，也因為老兩口不想讓兒子知道自己有存款的事。
薛宗勇： 他説我信得着你，你千萬別跟我兒子説，別跟我兒媳婦説。
薛宗勇的母親： 她覺得咱們離的近，你大爺説用錢就用錢，這個兒子不能指，指誰手裏誰孬種。就是這樣的情況。
記者： 也就是説，楊大爺的錢不敢放自己的兒子手裏。
薛宗勇的母親： 對。她怕這個錢到他兒子手裏就拿不出來。
楊大娘： 就這一個閨女，一個閨女兩個兒，大兒還可以，二兒不孝順，二兒不管不問，你説咋整啊。
楊大娘
兒子不孝順，而楊大娘的女兒又住在另外一個村子，離自己很遠，錢放在女兒那裏用着不方便，所以，老兩口就把錢放在了薛宗勇那裏。可錢擱在那兒得有個憑據啊。就這樣，楊大爺手裏就又有了一張薛宗勇親筆寫的條子。
薛宗勇： 他當時條都不要，我主動給他寫的。
薛宗勇於是又給楊大爺寫了一張條子。
薛宗勇： 註明楊文信暫放5000塊錢，我説到時候別錯了，你拿來錢，我把這個給你。
楊大爺去世以後，他的侄子來找薛宗勇取走那5000塊錢的時候，拿的就是後來打的暫放的條子。
薛宗勇： 楊文信死以後，我就把這個五千塊錢給他了。
記者： 那個條呢？
薛宗勇： 那個條當時把錢給他時候，他把條給我，我把條就撕了。
錢也給了，條也撕了，薛宗勇本以為這件事就算是畫上句號了，誰成想沒過幾天，就出岔子了。
記者：後來沒幾天，他們家又拿條子又來了是嗎？
薛宗勇：對，找到存款憑條又來了。
薛宗勇仔細這麼一瞧，拿來的正是楊大爺以為弄丟的那張存款憑單。
按薛宗勇講的這個情況來説，幫楊大爺取了5000塊錢，在手裏保管的還是這個5000塊錢——這樣就只有一個5000塊，自己前後打的兩張條是為了這同一筆錢。
我們再聽聽楊大娘怎麼説。楊大娘説，取錢的事不假，讓薛宗勇保管錢也確有其事，但這並不是一筆錢，而是兩筆。當時5000塊錢取回來之後，楊大爺並沒有取走，隨後，又給薛宗勇送去了5000塊錢讓他保管，後來打的暫放的條子為的就是這第二筆錢，也就是説，楊大爺在薛宗勇那裏先後放了兩筆5000元，兩張條各對一筆。
楊大娘的女兒： 薛宗勇説的不是實情。
兩張條到底是一筆5000，還是兩筆5000，隨着楊大爺的去世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現在雙方是各有各的説法，可事情總得有個了斷，於是，他們找來了村裏最大的官來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 楊書記在家嗎？
村支部書記： 我是楊書記。
記者： 你好，請問你是楊書記嗎？
村支部書記： 你好。
記者： 問您點事兒，跟薛宗勇訴訟有關係的一件事兒。
村支部書記： 我們村委會跟村支部研究一下，決定給他調解。
有事兒就找村幹部，這在農村是件再簡單不過的事兒，鄰里之間有了什麼解決不了的矛盾，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村幹部説和、説和。可這一次，村幹部也犯了難，薛宗勇和楊大娘到底誰説的是實情，到底是幾個5000呢？他也搞不清楚。村支書靈機一動，想出一個主意。
村支部書記： 薛宗勇拿出2500塊錢給楊大娘，中和一下。結果他們雙方都不同意。
薛宗勇： 調解啥，要麼我拿你錢，要麼我沒拿你錢，咋能説賠你2500，是吧，你也説不清。
楊大娘的女兒： 我們是5000塊呢，給2500怎麼能行呢。
村支部書記： 在這個情況下，最後我説你們要都不同意呢，我説你只有到法庭上去了。
連村支書都解決不了問題，楊大娘決定上法庭，她請來親戚幫忙，到檢察院把薛宗勇舉報了，罪名是貪污、挪用公款。
薛宗勇： 我就是一個農民，就在地裏幹活，咋想也想不通，咋能給我定個貪污？
薛宗勇一家人怎麼也想不通，就為一張憑單，人就被檢察院帶走，這事看來是鬧大了。
薛宗勇住進了看守所，村裏的人也開始風言風語。
薛宗勇的妻子： 不拿別人的錢，人家幹嗎告你？現在這個人這麼説你，人家對你不理解。就是老太太瞎説，年輕人都理解。都説我神經病，跟這些人也不接觸了，跟這些人也不説話了，整天提着倆淚罐子，眼淚嘩嘩地，整天都是這樣。
薛宗勇的父親： 隔兩、三天就去一趟看守所，什麼活都幹不成。
薛宗勇的母親： 要是早知道現在這樣的情況，我情願拿出5000塊錢給她，我兒子也不受這個罪了。
檢察院剛剛把人帶走的時候，薛宗勇的家人本來還以為是不是搞錯了，也許過兩天人就會放回來，可沒想到，檢察院很快就以貪污、挪用公款罪對薛宗勇提起公訴。這楊大娘不懂法，告一個農民貪污，這檢察院可不會不懂法吧，薛宗勇一個農民怎麼會貪污呢？不過我們從檢察院的卷宗上看到，薛宗勇的身份的確不是一個農民這麼簡單。
法官： 薛宗勇原來從事過這個儲蓄的業務工作。
原來，薛宗勇還曾經是一名郵政儲蓄代辦員。
早在1993年，為了方便農村儲戶，很多銀行都在村裏設置一個代辦員，代辦存、取款業務。那個時候，薛宗勇就是郵政儲蓄的代辦員之一。
薛宗勇： 那時候我手裏有存摺，你存錢，寫一個條子，寫好存摺，把這個存摺給他，他拿着存摺就可以取了。跟正式手續一樣。
記者： 也就是説你手裏拿着郵政儲蓄的存摺，還有公章。
薛宗勇： 對，還有公章，啥都有。
記者： 然後這個錢就擱你這裡了。
薛宗勇： 對，我就是擱着這裡到儲蓄所報賬，每天到那裏報賬。
記者： 每天去儲蓄報賬。
薛宗勇： 對。
記者： 那他取錢的時候呢？
薛宗勇： 取錢的時候擱我這裡取了。
記者： 等於説你家就相當於是郵政儲蓄的一個點。
薛宗勇： 對。
記者： 村民都來這裡存錢，你來收錢，你來開存摺，那大家對你得非常信任。
薛宗勇： 那是的，不然怎麼幹了七年了，到2000年才不幹。
到了2000年，根據銀行的規定，郵政儲蓄下令撤銷了所有代辦員。在這份通知裏，薛宗勇也在被清理之列。
代辦員雖然撤銷了，習慣卻不好改，有些人還是樂意找薛宗勇幫忙存錢，其中就包括楊大娘。同樣是出於習慣，薛宗勇在那一次幫楊大娘存錢的時候，像以前那樣給楊大娘寫了這麼一張存款憑條。
自打2000年之後薛宗勇就不是代辦員了，幫楊大爺存錢是後來的事，僅僅以個人的身份熱心幫忙不能算是職務行為了吧，又怎麼能算是貪污呢？
可是，這事兒可沒我們想的那麼簡單，檢察院在調查案子的時候，找到了一份證據。
檢察院在郵政儲蓄調查案子的時候，得到這麼一張單子，表明薛宗勇在2003年8月至11月期間，還在郵政儲蓄領過一筆錢，數額是630元。檢察院認為，這張單子説明，直到2003年11月，薛宗勇和郵政儲蓄之間還存在勞務關係，薛宗勇仍然是郵政儲蓄的代辦員。對這筆錢，薛宗勇的解釋是。
薛宗勇： 那是給的一份報酬金，因為什麼郵政局，他不下任務嗎？他一年儲蓄，給銀行個人下任務。你以前給郵政局幹，你跟有錢人打交道，讓有錢人都上我們這存，到時候我們適當給你點錢。
現在薛宗勇的身份就成了問題的關鍵。檢察院認為，雖然代辦員撤銷了，但薛宗勇還在郵政儲蓄拿工資，這就屬於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但是薛宗勇説，這個錢只是銀行給的一點兒獎勵，等於是跑腿錢、車馬費，跟以前按月拿工資完全是兩碼事兒。那麼，薛宗勇的身份究竟該如何認定呢？
這麼一份領取報酬的單子，能不能説明薛宗勇還在郵政儲蓄領取工資，還是郵政儲蓄的工作人員呢？
為了把薛宗勇的身份弄明白了，辦理這個案子的法官們可沒少動腦筋。
安徽省碭山縣人民法院法官： 這張單子不是工資單，而是一張領款條。
法院審理後認為：薛宗勇在2000年被郵政儲蓄清退之後，雖然沒有完全停止與郵政儲蓄有關的行為，但性質和被清退前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協儲行為，不屬於公務人員的職責範圍。因此，薛宗勇不具備貪污、挪用公款罪所要求的犯罪主體資格。
2004年9月20日，安徽省碭山縣人民法院做出了判決：薛宗勇無罪。
安徽省碭山縣人民法院法官： 他是農民身份，不是法律規定的其他國家從事公務人員，所以我們認為他不構成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
薛宗勇： 八月十一齣來的，在家過的八月十五。剛一齣來心情特別好。
雖然法院判決薛宗勇無罪，但並沒有對那筆錢是一個5000還是兩個5000給出結論。因為本案中，法院審理的是薛宗勇是否構成貪污罪，他的身份並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這個前提都不存在，所以事實部分也就無需審理了。對此，法官告訴我們，如果楊大娘想繼續向薛宗勇追要這5000塊錢，她可以另外提起民事訴訟，另案審理。
案子是結束了，兩家是原本關係不錯的鄰居，在這事之後，卻形同陌路。面對這樣一個局面，細想想，如果薛宗勇説的是實情，那麼，當初他在條子丟的時候能另打一張條子，或者在第二張暫放的條子上註明些什麼，就不會發生後來這些説不清的事情了。鄰里、朋友之間相互“信任”固然重要，但有經濟往來的時候，多做一些書面的約定、多留下一些憑證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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