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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説不清的協議
發佈時間：2004年10月25日 10:24 作者：《經濟與法》
眼下正值我國北方的秋收時節，同時這也是當地農民個人之間買賣糧食的旺季。村民間相互買賣一些余糧本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本片中兩戶農民卻因為一萬斤玉米鬧上了法庭。而在法庭上，當事雙方圍繞這件事，講述了完全不同的兩個故事。
事情發生在吉林省九台市其塔木鎮紅旗村，當地農民大都以種植水稻和玉米為生，本案的當事雙方住在同一個村子，他們一方叫王忠福，另一方叫楊學龍。
記者第一次見到楊學龍時已是傍晚，正在吃晚飯的楊學龍聞聲從屋裏迎了出來。記者向他説明了來意，沒想到，得到的卻是這樣的回答。
楊學龍：我不管，我什麼都不管。我帶你上我爸家吧。
隨後，他提出帶記者去見他的父親。一路上楊學龍再沒有回答記者的任何問題，只顧自己往前走。
記者事後得知，楊學龍帶記者來到的這個地方其實是另外一位村民的家，幾年前房主外出做生意去了，就請楊學龍的父親幫忙看著這處房子。面對記者的鏡頭，楊學龍的父親顯然沒有準備，一番解釋過後，楊老漢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告訴記者楊家一共有七個子女，楊學龍是年齡最大的，但卻是最讓他操心的一個。
楊老漢告訴記者，因為楊學龍的智力不如常人，所以一般家裏有什麼事情都會和父親商量。但是，2004年年初，卻發生了一件讓他意外的事情。同村村民王忠福找上門來告訴他，自己曾經把4000塊錢交給楊學龍向他購買玉米，可是楊學龍把錢拿走後，不但沒有給玉米，而且連拿走的4000塊錢也不認賬了。楊老漢説，聽完這番話，他真有些著急了。因為從去年年初開始，他為了專心替別人照看這處房子，就把自己承包的幾畝玉米地交給了楊學龍管理。秋收時父子兩家的玉米加到一起，確實有一萬多斤。那麼兒子是不是真的以賣玉米為名拿了人家的錢呢？
在當地，4000塊錢對誰來説都不是一筆小數目，更重要的是，這關係到楊家在村裏的聲譽，於是楊老漢三番五次把兒子叫到自己家中，追問這件事情。
楊父：我軟的，硬的（辦法）都用了，我逼得40來歲的小夥嗚嗚直哭，逼的直掉眼淚。（楊學龍説）我沒花人家錢，我就告訴他，要是你真拿人家錢了，我給，不用你給。（他説）沒拿（錢）。
楊老漢説他相信兒子沒有説謊，一方面因為楊學龍自己的態度非常堅決，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會有人跟自己這樣的兒子做生意。
按照楊家的説法，楊學龍的智商不是太高，所以根本不可能和別人做什麼買賣，也不可能有人把那麼多錢交給他，於是他們對來要錢的人也沒有多加理會。可是那個叫王忠福的人卻並不罷休，在幾次要錢未果之後，竟然把楊學龍告上了法庭。那麼那個叫王忠福的人究竟憑什麼説楊學龍拿了他的錢呢？
王忠福家與楊學龍父親現在所住的房子原來僅有一院之隔。而記者從王忠福那裏得知，其實他們兩家還是親戚。
王忠福：最近的老姑舅親。他（楊學龍）的姥爺是我爸的親舅舅。
既然兩家是這麼近的親戚，那麼王忠福了解的楊學龍又是什麼樣的人呢？
王忠福：就是瞅著他説話智力不太好，但是人家過的條件，瞅著也三間瓦房。
王忠福的言外之意是説，楊學龍就是説話不大好，他的智力其實並沒有什麼問題。那麼王忠福到底是根據什麼證明他和楊學龍之間存在這筆買賣呢？
王忠福：我有協議書。我有條，協議書，我們都辦了。
王忠福給記者拿出了一份協議書。
記者：這個是什麼時候寫的。
王忠福：是2003年的11月26號。
這份協議書上寫著，楊學龍賣給王忠福玉米一萬斤。現交現金4000元，到2004年3月末交貨。
王忠福：他在這裡都蓋章了，他自己的章蓋著。
在協議的下方，的確蓋著兩枚有楊學龍字樣的名章。王忠福説這是楊學龍親手蓋上的，這就是表示楊學龍認可了協議上所寫的內容。那麼楊學龍為什麼要對父親説沒有這回事呢？記者再次來到楊學龍的家，這一次，他回答了記者的問題。
楊學龍：我沒看著啊，我啥也沒看著，就是連這麼大疙瘩（紙）我都沒看著。
楊學龍一口咬定從來沒有見過這份協議，但是那份協議上卻蓋有一枚楊學龍的私人名章，如果他真的沒有見過這份協議，那麼協議上的蓋章又從何而來呢？
採訪中雙方都認可，協議上蓋的章確實是楊學龍本人的。但至於怎麼蓋上去的,記者首先從楊學龍的父親那裏聽到了這樣一個答案。
楊父：手戳是王忠福跟他借的。
記者在村中了解到，村民們在辦理土地承包，農業貸款等事情時，都會用的私人名章，很多人還是把名章看得很重要的。那麼楊學龍的私人名章怎麼會借給王忠福呢？
楊學龍：那人家説到頭上了，那你怎麼整啊，要換成你，（假如）你就是我，我去跟你商量，你把手戳借我使使，我貸點款，都（住在）附近的，（能不借嗎）。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村民辦理貸款時，需要有三到五個人來為他做擔保，楊學龍的父親的推斷，王忠福是以辦理貸款擔保的名義，借去了楊學龍的名章。但是王忠福卻否認了這種説法。
王忠福:貸款,必須用身份證，本人的也要簽字，光拿一個手戳夠幹什麼的。
為了了解有關貸款擔保的情況，記者特意走訪了其塔木鎮農村信用社。記者了解到，如果擔保人本人不到場，只用名章是無法辦理貸款擔保的，那麼楊家關於王忠福借名章辦理貸款擔保的説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腳，但是，楊家人卻告訴記者村中辦理貸款擔保時，根本沒有那麼嚴格。在村裏辦貸款擔保時,只把名章借給別人辦理擔保的情況並不少見。記者就這種情況在村中進行了調查。
記者：你家的手戳保管的仔細嗎？
村民：那當然仔細的。
記者：那要是有人跟你借你借嗎？
村民：看什麼情況。
記者：什麼情況。
村民：看他幹什麼用。你要是正常用，就借也可以。
記者：什麼情況是正常用。
村民：假如貸款時候，用三個手戳，借你家的手戳，關係好借，不好就不借。
記者：你覺得手戳能隨便借嗎？
村民：（搖頭）
記者：有很好的親戚朋友跟你借你借嗎？
村民：那也得借。
由於村裏的信貸員外出打工去了，記者沒能直接了解到這方面的情況，但是從與村民的交談中記者感到，借用名章辦貸款擔保的情況可能存在。而楊家則提出，當初王忠福正是利用這一點，有預謀地借走了楊學龍地私人印章。
楊父：他（楊學龍）知道啥呀，你這個戳借上了，條寫了，蓋上了，這不就是小龍的戳了，這不就有證據了嘛。到時候就管人家要錢唄，那能行嗎？
不僅如此，楊家還提出一點疑問，就是説在當地一般寫字據時，為了保險起見，通常在蓋名章的同時還會按個手印，但是協議上除了名章之外並沒有手印，那麼為什麼協議上沒有楊學龍的手印呢？
王忠福：我倆是親戚，當時沒有印色（泥），可以不用按也行。
王忠福的愛人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王忠福的妻子：他説你有口紅沒有，大嫂你有口紅嗎？我説口紅沒有，雪花膏，化粧品我從來不買。那怎麼辦，上哪去找。他説我哈一口氣，就按一下，看合適不合適，要是按清楚了就行，要是不清楚咱們再想辦法。然後他就這麼按上，一按確實清楚楊學龍那個名挺清楚的。學龍挺清楚的。那個楊子，半拉木字不清楚。
那麼當時的情景，有沒有別人在場呢？
王忠福：旁邊沒有人在場，就我妻子我倆。我們三個這個事辦了。
那麼楊學龍關於名章是被王忠福借去的説法，又是否有人作證呢？
記者：當時你把手戳給王忠福的時候旁邊有人在場嗎？
楊學龍：就俺倆。
楊學龍的名章到底是如何蓋到協議上的，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説法。這樣一來，對於這份協議的真偽，一時間難以分辨。那麼這份協議上所寫的這一萬斤玉米的買賣，到底有沒有可能存在呢？王家和楊家所説的話，到底哪一個更可信呢？
按照楊家的説法，楊學龍和父親兩家收穫的玉米加在一起，才有一萬多斤，那麼為什麼王忠福一次就要向楊學龍買一萬斤玉米呢？王忠福告訴記者，玉米是用來喂豬的。王忠福家一共養了二十幾頭豬，玉米是最主要的飼料。而他家地裏種的大部分是水稻，所以喂豬的玉米都是從別的村民那裏買來的。
王忠福：這就是我喂豬的玉米，一年養豬，經常買玉米一年要買個二、三萬斤。
王忠福説他通常是在每年開春的時候買玉米，因為前一年新收穫的玉米，經過一個冬天的晾曬之後才會比較乾燥，易於保存。但是，去年秋收剛過，楊學龍就主動找上門來了。
王忠福：他是從這進來，意思就是説，買苞米嗎？我説這時候苞米這麼濕怎麼買，回來也擱不住。不買。沒法晾。他説那麼的吧，我著急用錢，要買車。完了他説，那這麼著，你先給我拿錢，什麼時候想要苞米我就什麼時候給你。
王忠福説在此之前兩個人從來沒有做過買賣，但是這回是對方主動找上門來，又是自己的親戚，所以他也不好拒絕。想想反正可以等到曬乾之後再拿回來，自己也不會有什麼損失，所以他就答應了。不過畢竟是第一次和楊學龍做買賣，4000塊錢又不是個小數目，於是他特意和對方簽訂了這份協議。並在協議上寫明4000元錢已經交給了楊學龍。
但是楊家卻對這種説法提出了異議，劉書志是楊學龍的妹夫，他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劉書志：哪能一次交4000塊錢，來年春天拿苞米。可能嗎？不可能。起碼得有中間人，或者我給一小部分定錢。因為我在農村，我家開糧食加工廠收糧，訂糧沒有説一起交4千塊錢，交5千塊錢的。
但是王忠福卻説這樣的事情在村裏並不少見。
王忠福：我有一個朋友就這麼買苞米，買了十來萬斤，就是開春完了之後，等幹了以後，你拉回去。都是先交錢，都這麼買的。
那麼，村裏到底有沒有先交錢後付貨這種情況呢？
村民（女）：這個事得怎麼説呢？跟前熟悉的，也有這樣的現象。
村民（老）：也有（這種情況）。
記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村民：（因為）兩家（關係）不錯，為了救急。
記者：當時沒想過這麼一大筆錢交給對方了，旁邊沒有一個見證人。
王忠福：農村辦事不需要這個事。兩個人之間辦事，來往都不寫條。有的不錯説，你借我倆錢，説還要找中間人嗎？都犯不著這樣。
王忠福告訴記者，他把錢先交給楊學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著急用錢。
王忠福：他現在那個手（扶）拖（車）就是用我們家錢買的。
而記者發現在楊學龍家的院子裏，確實有一輛看上去剛買不久的農用車。
記者：這個車一共花了多少錢？
楊學龍：4800。 要不你看看我的（發）票，發票還有。
楊學龍給記者找出了購車收據。
記者：你這個車是12月5號買的。
楊學龍：這不有記載嗎，這不4800元。
這張收據上顯示的時間是2003年12月5號，而協議上面所寫的時間為2003年11月26號，從先後順序和間隔時間來看，事情確實有可能像王忠福所説的那樣。那麼楊家對此有如何解釋呢？
楊學龍：（錢）都從俺家老爺子手裏拿的。都從我爸手裏拿的，他支援我。
楊父：他買車從我這拿的錢，從我這兒3千2千拿，我都告訴過他，你用錢你上我這兒來取。
關於有沒有可能先交錢後付貨，雙方各持己見；而楊學龍的那輛車究竟用什麼錢買的，兩家人也是各有各的説法。但是，王忠福手裏拿著協議，他覺得自己的理由要充分得多。
在幾次到楊學龍家要錢沒有結果之後，2004年5月，王忠福拿著這份重要的協議走上了法庭。 他要求楊學龍按照協議所寫的內容返還人民幣4000元。
儘管在很多事情上兩家説法不一，但是在王忠福看來，畢竟協議上蓋著楊學龍的印章。而楊家也並不能拿出足夠的證據證明印章不是自己蓋上的，所以對於打贏這場官司，王忠福還是覺得很有把握。可是楊家卻在法庭上提出，他們有證據證明那份協議是在楊學龍不在場的情況下寫下的。
在兩個人的爭執中，終於出現了一個第三方，他叫邢國昌，是其塔木鎮的一名退休工人。王忠福手中的那份協議是由他代寫的。他告訴記者，2003年11月的一天，他到王忠福家去串門，王忠福向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邢國昌：那是幾號記不清了，上他（王忠福）家去，他讓我寫一個條。就説，要買楊學龍的玉米，後來我想這條怎麼寫，寫一個欠條不合適。就是説寫一個協議吧。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王忠福本人認識字，也會寫字，那麼他為什麼要讓別人來代筆呢？
王忠福：我會寫（字），但是我沒經過這個，協議不會寫。
既然協議是由邢國昌代寫的，為什麼王忠福和楊學龍兩個人都説，簽協議時沒人在場呢？
記者：當時寫的時候楊學龍在嗎？
邢國昌：不在。那條是我寫，我寫完就走了。蓋戳和交錢我都沒在場。
作為協議的起草人，邢國昌並沒有見到協議中的另一方楊學龍，更沒有看到協議簽訂的具體情況，對此，王忠福的解釋是這樣的。
王忠福：那天早上7點多鐘楊學龍過來。過來説大哥今天這個事是不是要辦，我説行，（他説）我回家取個手戳去。完了他就走了。走了不大一會兒，邢國昌就來了，寫完了就走了，走了將近半個小時楊學龍就來了。
按照王忠福的説法，邢國昌來到他家時，正好楊學龍回家取名章了，等楊學龍取完名章返回來時，邢國昌已經離開，這看上去似乎有些巧合，但是這種巧合讓楊家人充滿了懷疑。
楊家人：本身就是欺負楊學龍。寫條，寫楊學龍的條，兩人單方面寫了，楊學龍（卻）不在場。
但是王忠福告訴記者，他當時也曾經要求邢國昌等楊學龍回來，是邢國昌自己沒有答應。
王忠福：（當時我説）待會兒，忙啥的，等楊學龍來，（邢國昌説）沒事，差什麼，4000塊錢，又是親戚，就這麼的，他就走了。
記者：寫完了之後為什麼沒等楊學龍過來，大家都看一下再走？
邢國昌：開始肯定沒考慮會出現問題。
記者：為什麼不會出問題？
邢國昌：人與人之間，再説這個錢也不是太大。就是再大了，畢竟還有良心所在。
邢國昌説因為王忠福和楊學龍之間有親戚關係，所以他才沒有更多地參與此事。邢國昌的出現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當他在協議上寫下“現交現金4000元時”，王忠福並沒有把錢交給楊學龍。而在他離開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除了王忠福夫婦和楊學龍本人之外，就再沒有人知道了。
事情到了這裡，雙方似乎都找出了對各自最有利的理由，王忠福手裏有白紙黑字的協議，上面千真萬確蓋的是楊學龍的名章；而楊家則證明寫協議時楊學龍確實沒在場，而至於協議寫好之後發生的事情則各執一詞。那麼法院最終會做出怎樣的判決呢？
2004年7月，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
法院認為邢國昌為王忠福寫這份協議時，楊學龍並未在場，所以該協議僅僅是雙方對玉米買賣關係的約定，協議上“現交現金4000元”也僅僅是對王忠福先付4000元玉米款的約定，至少在邢國昌出具協議時，王忠福並未向楊學龍交付4000元現金，所以該協議不能作為王忠福已向楊學龍交付了4000元玉米款的憑證。由於王忠福提供不出楊學龍收到4000元玉米款的收據，也無其他相應證據予以證明，所以，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王忠福的訴訟請求。
在幾天的採訪中，記者和王忠福家的孩子漸漸熟悉起來，在閒聊中，有了下面這段對話。
記者：家裏的事你知道嗎？
孩子：知道。
記者：那你是怎麼想。
孩子：我覺得我長大以後，一定要學律師，一定要懂法，不要發生這樣的事。
記者：那要是你來辦這些事，你會怎麼辦？
孩子：我會找個證人來。
打官司靠證據，法院最終按照證據規則做出了判決。但是這件事情的真相，直到記者離開村子，依然是一個未解之謎。不過無論誰説的是事實，其實這場糾紛都是有可能避免的。假如楊家説的是真話，那麼當初楊學龍如果沒有把私人名章輕易借給別人，也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事情；而如果王家説的是實情，那麼只要當時王忠福堅持讓代寫協議的人多等一會，或者交錢時再讓對方加寫一張收條，一切也就簡單多了。而恰恰就是因為雙方都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才帶來了這場官司。其實，本案提醒大家的還是那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在民間的經濟交往中，彼此間的信任固然可貴，但是真正能夠保護大家利益的，還是那些看似缺少人情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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