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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精神病患者

發佈時間：2004年07月13日 09:09 作者：CCTV《紀事》

    2003年三八婦女節，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陜西華商報刊登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18年前，一個女人因為維護集體利益被人打傷，反而卻被送進精神病院。18年後，她把當初送她進精神病院的西安市膠鞋廠，新城區公安分局，西安安康醫院一併告上了法庭。她想要這些單位給她一個説法，證明自己不是一個精神病人，而所有這些事件發生的源頭卻是因為18年前一件容易解決的糾紛引起的。

    孟曉霞説：“1986年我是在廠裏發煤，當時煤炭緊張，班長張三雨給俺三個發煤的開會説煤炭緊張，你要認真過煤，要是不認真過煤，覺著你不稱職就不要在這幹了。” 9月23日，原廠領導的兒子，職工唐嵐忠來到廠里拉煤，因為不願意按規定過秤與孟曉霞發生了爭執，唐嵐忠抄起一把椅子砸在孟曉霞的頭上。孟曉霞説：“當時把我打得頭都嗡嗡響，就把我打倒了，打倒了他又去抓鐵锨，我就不知道了。”孟曉霞的頭部和腰部受到了重傷，在之後兩年的時間裏，她一度失去了行動的能力，癱瘓在床。而唐嵐忠卻否認打人的事實。當年陪護過孟曉霞的同事至今還清楚的記得當時的情景。孟曉霞同事陳素枝説：“差幾天是國慶節了嘛，國慶節還是冷天的時候。快過節了，她爸來了，到這一看就找廠裏了，廠裏才派人去伺候。我去看她的時候她鍋裏就剩一點面都長毛了，俺去侍候她以後，她就不能吃不能喝，我説你多少也吃一點，勸她吃一點喝一點，她説不能吃，吃不下去。喝點水也是吐，吐死吐活的。最後她都吐血。”

    出事以後，廠裏雖然派了兩個工人在醫院護理孟曉霞，但是沒有對這件事做出任何處理。孟曉霞説：“廠裏保那個娃，到最後還把壞事弄下咧，當時那娃要給我賠禮道歉，廠裏再給我好好看病，我能行走能動了，那誰能沒有個過失，只要你錯了改了就行了。只要你認個錯就行了，他家不但是不道歉，我在外頭搶救呢，他家裏還給他結婚，還拉著廠裏頭的人請客。” 打人的人結婚了，被打的孟曉霞因為受傷被迫推遲原定於1987年元旦舉行的婚禮，只是孟曉霞沒有想到，被推遲的婚禮再也沒有機會舉行了。一年半過去了，廠方一直沒有給討要説法的孟曉霞答覆，雙方的矛盾開始加劇。現任副廠長、原車間主任張志清説：“這是個單位，她跟我鬧啥我又沒處理她，誰參與處理孟曉霞這個事，誰都不能安寧。過年在人家門上燒紙，把到人家屋裏頭，這咱都知道，把到廠長屋子裏頭，尿到廠長屋子裏頭，當時我是車間主任，生産的正常秩序很受影響，她不是一天兩天了。” 但是經過律師的調查，他發現孟曉霞過激行為的産生是有原因的，領導對她的處理非常不公。律師張晉吉説：“1986年年底廠裏普漲工資，每個人都漲半級工資，有的漲一級，惟獨不給她漲工資。那時漲工資是很計較的。八幾年的時候漲半級工資不得了的事。惟獨不給她漲。”

    兩年過去了，在反復向廠領導申訴無效後，原先只要求唐嵐忠賠禮道歉的孟曉霞決定打官司，終於，廠裏作出了決定，肯定了孟曉霞為維護集體利益而受傷的事實，獎勵獎金500元，並且決定從89年開始孟曉霞享受工傷待遇，打人者唐嵐忠被開除廠籍，留廠查看。但是，孟曉霞沒有接受這樣的處理決定。孟曉霞説：“我不服，我就質問了他十八條。”在孟曉霞提出的18條中，最主要的是她在1986年受的傷，卻從89年才開始按工傷對待，並且她認為打人者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孟曉霞説：“我就跟他論理。我就找化工局，還找市工會到處都找，只要一找就累一天，回來幾天就不能動，只要我能動我就要找，你這樣欺負我，看我一人在西安，欺負我拿權來壓我，不給我處理包庇他，我就不樂意，我就到處告。”現任副廠長、原車間主任張志清説：“我只能説她精神可嘉，生命不息上訴不止。”

    孟曉霞同事許克雲説：“這個娃脾氣擰，是個擰性人，直正得很。”律師張晉吉説：“就像咱們西安臨潼那個劉亮彩票的事情，如果是個一般不愛惹事的人，忍辱負重的人，早就知難而退了。但是就是不服，就要追到底。”由於孟曉霞的不斷上訴，她在廠裏的處境越來越被動，就在這一年，她主動向男友提出了分手。孟曉霞説： “人家還等了我兩年，人家是獨苗。咱這癱瘓了不能帶累人家。我現在到這個地步，不願意讓他知道我現在的情形，要他記住我原來好的樣子。”1989年10月24日夜晚，有人提醒孟曉霞，由於她的不斷上告，簡單的事情已經變越來越複雜。孟曉霞説： “有人給我遞條子，從門縫底下遞進的，那字寫得還蠻不錯的。記得上頭説人家要把你送精神病院，當時半信半疑的。我好好個人，憑什麼把我關到精神病院去，在接到條子之後兩天，十月二十五號人家叫我的門來了，一叫開人家上來了一大幫子，我那時在床上老穿個棉毛褲，在床上怕把外衣弄皺不平，就穿的棉毛褲在床上，人家給我脫，周鐵善保衛科長這夥男的給我穿衣裳，讓我看病去，我説我沒有病看啥病，我説我不去，人家硬把我拉起來送到精神病院，在去精神病院路上，在車上我要往下跳，他叫幾個民工把我按的緊緊的。一進去我的天呀偏僻得很，到處都是地，反正我感覺是孤零零的，就像被扔到大海中的一個荒島一樣的。”

    西安安康醫院成立於1957年，當時叫做瘋人管制所，後來改稱精神病療養所，由公安機關管理，不對社會公開。安康醫院現任副院長朱建彪説：“本來症斷就是個癔病，當初症斷她是癔病的依據這一點很重要，咱就説醫生有個水平差異，記者也有個水平高低。你非要當初那個醫生要求這個（詳細的依據），那當初寫的現在看來肯定是不規範的，好多事是沒有寫上去的，但是這足可以專家來了也足可以認為就是癔病，但是按要求應該寫的更詳細一點，沒有達到，這就是水平有高低。當時就是沒有達到，但是你怎麼能要求這個呢？對不對？但是當時你説的癔症性偏癱，這上面沒有寫下來，他沒有下偏癱這個症斷。但是下的就是癔病，那他以什麼為依據當時就判斷孟曉霞有癔病？那你不能這樣説，咱就是説這些，包括她躺在床上自己説，感覺到四肢麻木不能動，那這就是偏癱的症狀。這上面寫的她的症狀有嗎？斷定她有癔病的症狀，這些是精神檢查，還有軀體疾病，軀體的檢查這都有。四肢檢查不合作，不接受檢查這都有，但是我覺得你要看這個，這上面都是專業術語。”

    孟曉霞在入院之前，從來沒人對她做過有效的精神鑒定，對安康醫院來説,似乎只要單位簽了字就已經足夠了。那麼，孟曉霞真的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嗎？孟曉霞同事許克雲説：“有啥問題，問題我還是説咱這白牙紅嘴，想説有問題，沒有問題咋送到精神病院，我這個人説這話也夠結實了，這領導有權，説你是啥就是啥。”

    《華商報》記者王冰説：“沒有。她的條理非常清晰，其實客觀坦率地講孟曉霞在敘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她的條理非常清晰，但同時她又有點啰嗦，可是我們同事都説如果孟曉霞可能是有點祥林嫂的話那也是被逼出來的，誰在這種情況下經歷過這麼多，誰還會保持著特別的，連一點傾訴的慾望都沒有呢？她惟一讓我覺得就是有點啰嗦，沒有別的。但是非常理解。我覺得她這種表現給我們帶來的是心痛。”安康醫院醫務人員説：“肯定有。那就是癔症。她發作了。就像平時我們看到的癲癇那種狀態，再一個別人還説她是偽裝，癱瘓躺在床上幾年，實際上她是癔症性癱瘓那一種。”《華商報》社會新聞部主任李論説：“她怎麼樣被關進精神病院，在哪一種情況之下這個是焦點，一個是她到底有沒有精神病，當時據廠方領導説她患有什麼癔症，我們經過諮詢醫生，他説像這一類病要確認必須要看這個人前面有沒有病史，在這個病史的前提下我們了解她根本就沒有這個病，家族也沒有這個病史，那麼這個病是從哪兒來的，廠裏説是到哪個醫院去，醫生説建議做這個檢查，結果他們就以這個癔症的病由，就把她就送進去了。”

    《華商報》記者石華寧説：“假設真是有所謂的癔症，值得收容嗎？這個社會上有癔症的人很多很多，如果説有癔症就該收容的話，我估計可能像安康醫院的那种醫院，再建十個一百個都收容不過來。”孟曉霞説：“ 後來我去了以後把我放到大廳上，拿擔架抬把我弄下來。周鐵善本身跟我就有衝突，他有意一閃一閃的，刺激我罵他，我罵他缺德。他們就是逗著讓我罵呢，意思讓精神病院看，害怕我是好好的，住不了醫院，我給他一罵。那個周鐵善馬上説你看她犯病了罵人呢，立刻叫大夫把我抬到病房裏去。”

    在與廠方長達兩年的僵持與爭執中，孟曉霞從沒有害怕過，但是，這一次，她第一次感到了恐懼。孟曉霞説：“害怕，肯定害怕嘛，黑了睡覺都不敢實睡，我害怕這些人打我，裏面的精神病人打我。” 恐懼不僅僅來自於周圍的環境，孟曉霞被送進醫院的第二天，未經任何的診斷，就開始了藥物治療。孟曉霞説：“是藥三分毒，再把我真的弄成神經病咋辦？我偷偷找了個針管子來，一節一節看看有什麼破綻，一看針頭那個插的地方能拔下來，我一看能拔下來，我能搗鬼我就放心了。過了好幾天，針不給我打了，給我吃藥，吃藥我就練，用衛生紙丸成疙瘩子，放在嘴裏面練藏在這裡，別人看不見也能喝水也能説話，人家還用筷子絞，在你嘴裏面看呢，把嘴張大叫人家看，我把藥都藏了，沒吃過一粒藥。”

    一個月後，孟曉霞開始絕食，她甚至寫下了遺書，這個時候，她的家人在好心人的告知下，才得知發生在孟曉霞身上的一切。孟曉霞出生在距離西安市幾十公里的長安縣農村，1980年，西安膠鞋廠來村裏招工，在村子裏僅有的幾個初中生裏，孟曉霞幸運的成為了城裏的工人。在事件發生之後的18年內，孟曉霞只回過兩次家，這一次，是她第三次回到家鄉。孟曉霞父親説：“廠裏把你關到精神病院裏，我跑去問醫生為啥把我娃關在這兒，我進門一看他們都穿的軍衣，我就感覺它不是一個好地方。我問主治大夫，主治大夫有四十多歲是個女的，我問憑啥把我娃關在這兒，人家説你娃在這裡看病來了，我説誰把我娃送這裡看病來了，人家説是廠裏。我問得的啥病，人家説癔症。我説拿那個醫療鑒定叫俺看看，人家説桌子上開的藥單子就是鑒定。我説你説啥藥單子就是鑒定。一直這個癔症的鑒定我要了三次，連病歷都沒見過，第二次就是拿車給咱接去，説把娃接回來過年或者轉院，去了人家又變了，要一次性解決問題，我怒了坐在他車上，叫寫合同叫我別告了，給咱寫了個合同。”孟曉霞弟弟説：“前提説啥，前提是你要保證你姐不要再上告，我説俺姐的事我拿不了，俺姐的事確實冤枉。”為了能夠離開精神病院，孟曉霞違心的在這份保證不再上告的協議上簽了字。

    在家裏修養了幾天之後，不堪屈辱的孟曉霞又離開家重新開始上告，廠裏得到消息後強行把孟曉霞接了回來，安排在這間小屋裏，不允許她隨意外出，但是不久就發生了新的意外。孟曉霞説：“到第二十一天的晚上，就是六月二十六，晚上我怕冷把頭蒙著，不知道睡到啥時候，溜進去了，把我捂著，我是南北睡著頭朝南，人家把我嘴捂著，我頭上本來有被子，在我嘴上狠壓，把我要往死裏捂，我使勁掙扎，這手不得勁，光抓那手，又厚又濕又滑的。他那作賊害人他也害怕，他的手出汗，滑的，我把他的手估計都摳爛了，但是人家一看我手出來，他急得把我頭狠在折疊床上摔，我就被摔暈了，後來他就把我強暴了。”

    孟曉霞從廠裏逃了出來，在一家旅館住了兩天，在經歷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打擊下，孟曉霞第一次想到了用死亡來抗爭。孟曉霞説：“我害怕我死到旅館裏面，我就叫人買了兩瓶敵敵畏，後來雇了個三輪車到市政府去，一到市政府去，口袋裏剩下的僅有的一點錢，買了頓吃的在飯館一吃，然後跑到市長專線那裏喝了藥，藥還沒喝下去我都昏迷了啥也不知道了，藥喝過去還有一段時間，我沒咽下去已經不行了，咋把我送到醫院去，誰把我送到醫院去，我都不知道了。”

    出院後，廠裏又把孟曉霞送回了這間不久前她剛剛在這裡被強暴的屋子裏。孟曉霞説：“我是八月十五，陽曆八月十五齣院的。二十號我在房子里正寫東西，來了四個警察，公安的來了，四個公安的小夥子，拿著警棒拿著手銬，在房子説是走，到太華路派出所解決你問題去。我要看證件，人家不給我看。”

    孟曉霞以為要去派出所協助調查強姦案的問題，萬萬想不到她第二次被送回了精神病院。接著，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孟曉霞説：“我不敢給大夫説，我怕他們給我吃藥把娃打下來，把證據弄沒了，因為人家把現場毀了，這就是鐵證，我就要保這證據呢。四個月以後拿藥打不下來，我才給大夫説，説了以後他們把我弄到三二三醫院，檢查證實了以後，廠裏頭就要我引産，區上計劃生育也來了，化工局的也來了，廠裏還假做作還報案了，報案了你太華路派出所，這就該是你正當的事，你就該查了吧，人家只來了一個人，筆錄你起碼的來兩三個人吧，就來了一個人問了幾句人家就不問了，再沒有下文了。後來人家就要我引産，我不引産我説你給我破案，案子破了，八點破案了我九點就做引産。”

    孟曉霞沒有做引産，她從醫院裏逃了出來，跑到了北京，她想把孩子生出來，她想讓更多的人們知道自己的遭遇，可是一次意外的摔跤，孟曉霞流産了，最終沒有保留住證據。孟曉霞説：“把這個門重釘了，這門原來都能鑽進去人。”

    從北京回來後，沒有人再想把孟曉霞送進精神病院，孟曉霞被強姦的事情也同樣沒有人過問，她被安排在了廠裏的一間空房子裏，由於房屋漏雨，孟曉霞去找廠領導解決問題，沒想到，再一次發生了衝突。孟曉霞同事陳素枝説：“那個老杜出門她進門，我緊跟著，咱伺候人家，到哪兒一看，他倆就打起來了，老杜揪著她頭髮摁著頭，掰他的手都掰不開，剛好卡在這門裏頭，也出不來也進不去，拉也拉不開，掰手也掰不開，居民大樓好多人圍著看，幹部打工人了，幹部打工人了，這一喊沒辦法才丟開。”

    孟曉霞同事許克雲説：“我拉住她，我説上我屋，我説就住我家，我屋裏有地方住，不行了我拉開沙發，後來你也去了，我們三個人在沙發上坐著，這就九點多快十點了，人家來了些人，人家説誰是孟曉霞，孟曉霞説我就是孟曉霞，那走你跟我走，孟曉霞的性格也是説走就走。”

    孟曉霞同事陳素枝説：“我問他，你給她往哪兒拉的嗎，咱也要問，咱護理著呢咱也有責任。我倆就問他，人家説不叫我管，人家説你莫管，該給她拿牙刷毛巾換洗衣服，就給她弄上車去了，我回去她住的地方，給她拿個牙刷缸子什麼的，人家又給她拉走了，走了以後就住到現在，住了那麼多年，從這兒後再沒回來，這公安神經病院，再沒回來過，咱再也沒見過她。”

    安康醫院現任副院長朱建彪説：“由派出所或者有些單位送來的話，基本上是肇事，是違反了治安條例，施行了危害行為違法行為，按這個治安處罰條例夠處罰的才叫肇事。肇禍的話咱叫犯罪行為，比較嚴重的危害社會的一些行為，已經刑法需要追究責任的，咱叫肇禍精神病。實際上安康醫院主要是收治肇事肇禍精神病人，還有一些就是按公安部第一次精神病管制會議的五類人，除過第一類人殺人放火強姦，重大的刑事犯罪，其中還有一個就是有傷風化，大街上不穿衣服赤身裸體，有傷風化這一類精神病的管理也在我們這裡。”

    根據院長的描述，為解決住房問題反而被打的孟曉霞不知道應該屬於那一類人，就這樣，她第三次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律師張晉吉説：“如果是公安局發現這方面的人，違反治安的人，一般的都是群眾舉報，然後他要調查這個事，他要傳來，問你事情怎麼回事，他要調查要有筆錄，要做出一個決定，這些統統沒有，孟曉霞連公安局就沒見過面，她就是反映問題，公安局沒有給她做過調查做過筆錄，開庭如果有的話，我想公安局應該拿出這些東西，而且如果開庭的話，我要求公安局出示這些東西，沒有，只是根據工廠的某個領導説的情況，也許是信以為真就給送進去了，簡直把人的生命當成兒戲，而且一弄就是十年。”

    安康醫院説：“孟曉霞逃跑就是這屋子，我是九八年年底來的，從新城調過來的，過去這個鋼棍沒有這麼粗，很細的那種，至於哪個窗戶現在不清楚。”

    第三次被送進精神病院，孟曉霞偷偷地準備了一把小鋸條，一開始就想著要逃走。孟曉霞説：“第三次進去就逃，一直進去我就想逃，那裏頭難逃的很嘛，鋼筋就這麼粗，人家就光看俺們這些上告的，真正的精神病人跑了不管，主要看俺們這些人，後來多少有個能跑的原因是，外面的鋼棍拿黃漆刷的，咱那鋸條就這麼長，你晚上鋸還不能天天鋸，哪一天刮大風下大雨，把聲音蓋過去才能鋸，不能天天都鋸，還得找機會，還得到十二點以後才能鋸。咱那時候行動還不方便，沒鋸完的，把那肥皂早早的提前準備，看要下雨就準備幾個皂角，

    看見下雨就把肥皂泡上，泡的軟軟的，拿手捏，弄得軟軟的，沒鋸完的那肥皂一抹，那肥皂是黃的，和漆顏色一樣就看不出來。”

    經過近兩個月的努力，孟曉霞鋸斷了鐵窗，在病友的協助下，逃出了精神病院。孟曉霞説：“後來我就跑出去，那地裏頭有種西瓜的養的狗，也不知道在哪，那狗汪汪汪的叫，那貓頭鷹就好像在你跟前叫，那聲音瘆的很。”

    最後一次出逃後，孟曉霞來到了《華商報》社。《華商報》記者王冰説：“我們有一個同事他這樣説的，他説孟曉霞是我們報社少有的，來投訴的人當中不令人厭煩反而令人尊敬的一個人，因為她説的是自己的事情。可是她這個人，我跟她接觸的時間裏，覺得她特別有尊嚴，非常有尊嚴。有一次我們一個記者，孟曉霞她自己生活本身已經入不敷出的，等於非常艱苦，但是她知道我們有個記者，當時懷孕了要生孩子了，她就給孩子織了兩雙襪子錶示自己的心意，這個記者其實沒有參與她的報道，她只是把大家都看作都像親人一樣，這個記者很感動，她給了她五十塊錢，孟曉霞她偷偷告訴我，她把錢夾在記者的文件裏了，説你回頭告訴她，我在的時候你不要説，要不然她非得給我，她也是要錢的時候，她是孕婦需要補身子。這種事情我就覺得，真的，很多時候我們心裏來説很憐憫她，但是我們不敢去表達自己的這種憐憫，我們害怕對她的這種可憐，其實是對她的一種傷害。”

    經過報社的報道，孟曉霞的經歷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人們的資助下，孟曉霞向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訴訟，把西安順達膠鞋廠，西安安康醫院，新城區公安分局等一併推上了被告席，但是法院沒有受理。律師張晉吉説：“關鍵目前來説這個案子進入不了程序，孟曉霞有冤枉沒處説，人家不受理，實際上就是把你推到法院的門外，你沒有講理的地方。”

    媒體報道後孟曉霞不在害怕自己會被第7次送進精神病院了，不用提心吊膽東躲西藏，孟曉霞隻身一人留在西安靠做保姆和撿廢品為生，她惟一的願望就是為自己的前半生要一個説法。

    《華商報》記者王冰説：“她就是想要個説法，去年過年的時候，過春節她都沒有回家，一個人在外面病著都起不了床，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家，她説這個事情還沒有一個結果，她給鄉里鄉親們都不好交代，她有一种女人的尊嚴，想讓社會告訴她的朋友她的鄉親，她不是個神經病，她要的就是這麼一點，她被冤枉的。”

    2002年她再次向法院提起了上訴。律師張晉吉説：“態度很明確，法院認為它根本就不是行政案，一點就不沾邊，對這個案子的整個理解，我的看法跟法官相差甚遠，而且我認為法官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他對法律上理解的問題。”

    第二次被駁回後，孟曉霞開始了更為艱難的申訴，她的遭遇引起了人們的同情，在西安市人大的督促下，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決定再審此案。《華商報》記者石華寧説：“她在這裡邊幾進幾齣，這十年，應該説有個電影就是《秋菊打官司》，她就是這個黃土地上真正的一個現實的秋菊，不過很悲哀，她沒有贏了這個官司，把她收容了，那麼現在秋菊還在打官司，我希望法律給她一個公正，希望看到秋菊能贏這個官司。”

    《華商報》記者王冰説：“其實從做記者的立場上，我也希望她能夠去維權，終於有一天，我們共同來努力，去推動一些東西，怎麼講呢，比如説文明吧或者司法上去推動。但是如果跟她相處，我從一個朋友，或者説作為一個女性的角度上説，我真想勸她，我説要不就放棄了，我們已經努力了這麼久了，我們在精神病院呆了那麼長時間，終於出來了，終於可以開始自己的生活了，一個人一生就幾十年，如果後半輩子也搭在這件事件當中，就拋開記者立場來説，我真的不知道對一個人來説到底該怎麼取捨。如果她不為這個官司去奔波去努力的話，也許她可以找一個人可以有一個家，她有一個平常女人的一種生活，哪怕就是有一個家可能也是一種幸福，可是現在她把這所有的一切都捨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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