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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幕後

有一種膚色在漸漸褪去

發佈時間：2005年03月04日 15:48 作者：范儉

    2004年的夏天，我在讀沈從文的小説集，讀到《長河》的題記時，有一段話吸引了我：“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損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滅了。”

    讀到這裡，我陡然一驚。

    就在2004年的夏天，我已經開始拍攝我的紀錄片《一種農民》，我試圖記錄幾個從中國當下農村社會裏走出來的農村戶口的人在都市裏一段生活軌跡，去發現在他們身上屬於這個群體所獨有的精神特徵，而他們的精神特徵最吸引我的就是在現代化的洪流中這些遷徙的中國農人身上的人格錯裂，即城市人與農村人的二元人格的融和與對立、傳統農業社會所培養的善良淳樸的秉性與現代城市文明所熏陶的重利輕義的庸俗人生觀的融和與對立。記錄的價值就在於變化正在發生，記憶正在逝去。

    就如同沈從文在20世紀30年代的湘西所看到與感受到的那樣。

    令我吃驚的是變化竟然從半個多世紀前就已經開始，而變化的本質竟然也完全相同、毫無二致。

    2005年的1月底，《一種農民》播出後，楊洋約我見面。楊洋是我拍攝的四個人物中惟一一個女孩，年紀也在四個人中最小，只有20歲。見她之前我有些忐忑，因為在片子播出前她給我打過電話，急切地詢問片子為什麼叫《一種農民》（她看到了這片子的預告片在電視上播出）。因為她周圍認識她的人都向她提出這個問題，她們認為像楊洋這樣的女孩既然已經從農村出來就不再是農民了。這讓楊洋很迷惑——她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是農民。於是她向我詢問，我跟她説了我對她的身份的理解以及我為何要起這樣的片名，她聽了後對農民不農民的倒也就釋然了，只是對片子的內容還有些放心不下，問我給她剪輯成什麼樣了？在電視裏會不會難看？她的擔心其實是很單純的——她怕自己不上相。

    片子播出後再見她，我仍然有些擔心楊洋會對“農民”二字提出質疑，另外我也擔心她會不會介意片子對她的刻畫，因為片子毫無保留地呈現了她的夢想的不可能、她的現實境遇的尷尬與淒涼，她能承受這些嗎？

    出乎我的意料，楊洋絲毫不在乎片子對她的處境毫無遮蔽的呈現，她只是迷惑地問我片子中的一些細節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在日復一日打掃衛生的工作中她已經記不太清楚在她身上發生的故事。她還告訴我她身邊的女孩看了片子後仍然對“農民”二字提出質疑（這些女孩大部分也來自農村），而她對這個卻一點兒都不在乎，因為她的媽媽跟她打電話説她就是農民，她的根就在農村。媽媽的話讓她很堅定，她對我説：“對，我就是農民，這沒什麼不好。”

    聽起來是坦然，但這坦然中卻透出幾分幽幽的宿命。

    楊洋是我拍攝的四個人中著墨最多的，她最開始吸引我是在“打工妹之家”的那次詩會上。在那個打工群體的文學聚會上，大家在熱情高漲地朗誦詩歌、談論詩歌，忽然有一個女孩站起來説要走，説再不走就趕不上公共汽車了。大家都挽留她，説：“你還沒讀自己的詩呢，讀完你的詩再走。”於是這個女孩開始讀自己的詩，詩的名字叫《夢想撒哈拉》，讀完詩後我知道了女孩的名字——楊洋。楊洋讀完了詩後卻並沒有走，而是不停地向老師發問——三毛為什麼要去撒哈拉？顧城、海子等詩人為什麼選擇死亡？普希金為什麼能寫長詩？畢淑敏、池莉等女作家哪一個更為出色？……她的連續發問讓我非常慶倖——自己拍到了一段很好的素材，我一邊拍一邊不停地琢磨這個女孩究竟是幹什麼的，她長相清秀，穿著整潔，眼神中有著比其他人強烈得多的光芒，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大學生。但我仔細看她的手，就知道她不是學生了——那是一雙打工的手。她和老師的交流足足有半個多小時，之後大家很疑惑地問她：“你不是要走嗎？你不是要趕公共汽車嗎？”她像想起來什麼似的，轉身就走了。她走後大家笑道：“她每次都這樣。”

    在以後的拍攝中我成了她難得的朋友，我每次去北大找她她都很高興，不停地跟我説話，文學、電影、音樂，只要她喜歡的都和我談。談完拍完後她無論如何要請我吃飯，我説你掙這麼少的錢怎麼還要請我吃飯？她卻執意要請，説到了她這裡自然歸她招待。而一旦我説要請她吃飯，她定然會執意拒絕，並非不領情，只是她不願佔任何人的任何便宜。楊洋非常不善於交際，她在北京幾乎沒有特別好的朋友，只有一兩個談得來的女伴，而她也不能同她們談詩歌、談文學，於是在打掃完衛生之後她更多的時間是在獨自看書、抄詩、寫詩中度過。看過片子的人都知道，楊洋想成為像張愛玲那樣的人，但在這世界上除了她不清楚她與張愛玲的差距外，其他人都很清楚她與張愛玲的差距。

    在拍攝和交往的過程中，我有好幾次忍不住想批評楊洋——你為什麼就不能學會和陌生人打交道呢？你為什麼不學會多交朋友呢？你能不能不要那麼頭腦簡單，多少長點兒心眼、複雜一些行不行？關於交朋友的批評我還能説出口，但後面的批評我卻實在不忍心説出口。其實楊洋是我拍攝的四個人中城市化程度最低的人，換句話説，她是這幾個農村進城青年中農民的傳統品性保留得最多的人，她的一切優點及缺點，都來自於這種品性，來自於她的母體。她的羞澀，她的保守，她的執拗，在我城市人的眼光中是缺點，但要是放在農業社會的背景下，她應該説是堅守著中國農民最好的品性，她的形象總會讓我聯想起《邊城》裏的秀秀，那個可愛的、羞澀的、執拗得不肯收船客一文錢的女孩。

    當然，她也勢必難以避開現代文明的誘惑，她也無法回避夢想的召喚——誰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沒有夢想呢？在兩種文明的碰撞中，在現實對夢想的擠壓下，她註定要承受痛苦。在她從北大辭去了保潔員的工作後，她多次跟我説她晚上睡不著覺，從沒有失眠過的她竟然失眠了。她不知道自己該往何處去，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不得不再回到農村的家鄉。我周圍有很多人非常不理解楊洋為什麼要辭去北大的工作，“在北大呆著多好，幹嗎要走呢？”其實我們城市人的處境和楊洋這個農村女孩的處境是一樣的，農村人覺得我們的處境已經非常好了，但我們何嘗不想改變呢？我們何嘗滿足於自己的處境呢？我們難道不想過更好的生活嗎？想通了這一點，我想我們誰都會理解楊洋做出的選擇。

    然而楊洋心裏也大概知道她的生活與夢想的前景，她對我説，如果到了2008年她的生活與夢想在城市裏依然沒有著落的話，她就死心塌地地回家，再也不出來，夢想也隨之放棄。我問她為何會是在2008年，她説到了2008年她就24歲了，24歲在農村是不得不要嫁人的年紀，如果那時她沒有更好的選擇的話就必須回農村，聽憑父母和媒人的安排，嫁一個還能接受的人家，愛與不愛恐怕就不能奢談了。給我説這番話的時候，她的語氣裏透出一些無奈，眼神也黯淡了幾分。

    然而還不等2008年到來，楊洋就因為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到了家鄉。位於農村的家在楊洋的心裏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她總是處於既想回家而又不願回家的兩難境地中。套用羅大佑的歌詞，應當是：“我的家庭，我誕生的地方，有我一生中最溫暖的時光；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

    我也跟隨楊洋來到了她的家鄉，天天陪著她看電視，電視看煩了，她會要求我和她説話，天南海北，什麼都説，尤其喜歡聊影視明星、娛樂新聞。她非常歡迎我能來到她家，也不介意我把鏡頭對準她的家人和朋友，她不想一個人呆著，因為一個人呆著時她除了嗑瓜子、看電視外幾乎無事可做。農活她自然是不願去做，不是因為懶，就只是不願，而家務活也完全由母親操持，於是楊洋在家裏成了一個十足的閒人，若沒有人陪伴的話，這種時光怕真是很難打發。而楊洋在農村的生活場景並不只屬於她一個人，她的朋友、她的姐妹也同樣如此，於是我們看到了比楊洋小兩歲的、穿著白皮鞋的珍珍，她和楊洋一樣剛辭去工作從城市歸來，看到了她與楊洋在某個慵懶的下午裏的一段對話，看到了她們對城市的親近與排斥、對農村的無奈與疏離，並不斷地聽她們重復説：“幹點什麼呀？”沒什麼可幹的她們和一個比她們小很多的孩子打起了籃球，在那個黃昏，夕陽正一點點地墜落，籃球扣打在籃板上發出一聲聲的鈍響，她們在渾然不覺地歡笑，而在旁邊拍攝的我卻早被悲傷淹沒。

    在我剪輯《一種農民》的時候，我的同事胡珩正在拍攝和楊洋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女孩——在媒體的造星運動中一夜成名的王思思的故事。拍攝這個剛剛17歲就已經在娛樂圈裏摸爬滾打的女孩最初是我的主意，不過吸引我的並不是她身上的光環和夢幻，而是別的東西。當胡珩把他拍的王思思遊走在各大城市裏演出的素材給我看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怎麼看都不像孩子的孩子站在巨大的舞臺上，台下是一群和她年齡相倣甚至比她年齡大一些的觀眾，掌聲寥寥，王思思在奮力歌唱，舞臺背景處一個巨大的投影投射出她被燈光映照的異常蒼白的面孔。

    我忽然發現，人的終極處境都是一樣的。

    作者簡介：范儉，男，1977年出生於寧夏，1999年本科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學院，2003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紀錄片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本科畢業後開始遊走在地方檯和中央臺做專題片編導，2003年加盟中央臺《紀事》欄目開始紀錄片創作。代表作品：《憤怒的葡萄》，《迷失西部》，《一種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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