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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幕後

就是那盤包子

發佈時間：2004年12月15日 08:26 作者：范儉

    2004年8月初，我們“西部陽光行動”攝製組一行三人準備離開已經駐守20天的甘肅何家山，告別三個男人在多日不洗澡的情況下擠在一張床上睡覺的日子，也告別我們拍攝已久的“西部陽光行動”的志願者隊伍，告別這片靜謐的、魅力十足的鄉土，準備出山。

    康斌走進我們的屋子，在我們洗臉的空擋，怯生生地對我們説：“范叔叔，安叔叔，張叔叔，去我們家吃包子吧，我媽做了包子。”康斌是我們在何家山最熟悉的孩子，因為我們經常在他媽媽開的小飯館裏吃飯，他的父母對我們都非常好，在生活上給我們很多照顧，我們把他媽媽稱為“老闆娘”，把她給我們每天必備的涼皮和土豆燒豬肉稱為招牌飯和招牌菜。

    康斌是一個既有些憨又有些鬼的男孩子，上小學四年級，很聰明，安子教會了他踢足球，張彬教會了他在電子琴上彈奏《音樂之聲》中的歌謠。他平常總跟在我們屁股後面看我們拍片子，或者總在不該入畫的時候入畫給我們添亂，他甚至做過我們的錄音師，只是錄音的姿勢有些古怪，像鬼子扎刺刀的樣子。

    康斌平常説話還是很男人的，怎麼在我們走的這一天怯生生地説請我們吃包子，我覺得有些古怪，對康斌説：“吃包子就吃包子嘛，幹嗎像個女人説話？”康斌越發得膽怯，低著頭對我們説：“去吃包子吧。”

    老闆娘把一盤子剛出籠的熱騰騰的包子端到我們面前，説：“我今天早上本來是給自家人做包子，包的是大包子，康斌説應該喊叔叔們來吃包子，我就包了小個一點的，你們吃的慣。”我咬了一口包子，熟悉的土豆香味充溢口中，再蘸一蘸西北特有的辣椒油，香極了！老闆娘的手藝果然不錯！

    就在我們誇獎老闆娘的手藝時，康斌忽然從自家的櫥櫃裏拿出一瓶啤酒，在我們還沒來得及阻止的時候把瓶蓋打開要給我們倒酒。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誰也沒有讓他這麼做，他只是知道我們三個西北人都愛喝酒，於是就用這種方式來為我們餞行。但他不知道該對我們做怎樣的表達，只是無言地倒酒，頭低得更低了。我們三個也無言，端起康斌倒的酒一飲而盡。張彬對康斌説：“去拿張紙來，我們把電話留給你，以後到北京的話找我們。”康斌轉眼的工夫就把紙拿來了，紙上早已列好我們的名字，只能我們把電話填上。就在我們留電話的時候，康斌趁我們不注意又無言地打開了一瓶啤酒，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張彬的眼中已經充溢著淚水，而我，只是震驚，我沒有想到這個孩子在我們走的時候會用這樣的方式對我們，我沒有想到在短短的20天時間裏這孩子對我們鬱積了這樣深厚的感情。

    隨著康斌第二瓶啤酒的開啟，我們三人的傷感涌動出來，我趕緊抑制這傷感，對康斌説：“可別再開酒了，再開我們今天就走不了了。”我也催促他們趕緊狼吞虎咽吃幾個包子，對康斌、對他的爸爸媽媽説再見，走人，離開這裡，儘快。

    不是我們不想哭泣，只是在此時此地我們不能哭泣。

    在和志願者們相處的日子裏，他們一直覺得我們三個拍紀錄片的人很冷酷，説我們實在是不愛笑也不愛説話，尤其是我，有個志願者對我説我的眼神比公安還冷。其實他們不了解我們這三個西北人對這片土地的感情，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為什麼“冷酷”，我們了解他們，但他們不了解我們。他們一開始以為我們拍這片子是做表揚稿的，後來發現好象不是這樣，他們對這一點很驚訝，於是他們對我們的拍攝變得惶恐，開始躲鏡頭，開始自我掩飾。他們想弄明白我們在想什麼，但花了很大心思好象也沒弄明白，我們給他們帶來的惶惑絕不亞於支教活動本身給他們帶來的困惑。

    其實問題很簡單，我們之所以冷，是因為他們太熱。

    如果我們不建立冷靜和理性的話，如果我們完全站在志願者的立場上的話，我們的片子就註定要失敗，現在的片子還湊合能看，就因為我們努力建立起了一些理性，擺脫了以往做支教活動報道的模式，用紀錄片創作者應有的審視的目光來拍攝和創作。

    當然，我們做的絕不算成功。

    如果讓我用簡短的話來評説“西部陽光行動”和這些大學生志願者的話，我覺得他們仍然和過去的大學生志願者的心態一樣，那就是熱情有餘、理性不足。有熱情固然好，但徒有熱情並不會指向成功，熱情加上更多的理性才會成功。具體到這種活動中，我認為第一條理性是大學生適不適合做這種活動。在我的拍攝過程中我發現年紀大的大學生(研究生)做得比較好，年紀小的會有很多問題甚至有的人在我們看來根本就不適合到農村來，而志願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學生。第二條理性我想應該是要想改造別人的話就先改造自己，否則一切皆是奢談。第三條理性應該是與其更多地説自己能不如更多地説自己不能，這樣的話在遭遇挫折時也不至於太痛苦。

    正是由於這些理性的欠缺，導致這些大學生志願者在支教過程中遭遇挫折。他們還不太明白他們第一次來鄉村應該更多地是來了解什麼而不是要做什麼，因為他們對他們的幫助對象實在是缺乏了解，對老師、對孩子、對農民、對官員、對這片鄉土，都缺乏了解。他們對自己也不了解，不了解自己身上的局限性，不了解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城裏人或者即便出生於鄉村卻已被徹底地城市化。在中國，一個農村人完成城市化會很容易，但一個城市人想要被鄉土化卻極其艱難甚至是不可能。誠如茅于軾先生在對這些志願者們做培訓時所言：“在中國，城市與農村已經是兩個世界。”對這句話，志願者們在短時間內還不能深切體味。城市與鄉村之間巨大的文明溝壑絕不是幾次短暫的下鄉所能縮小的，這是“西部陽光行動”的志願者乃至所有參加支教活動的大學生面臨的最大的障礙，這不僅會在西部鄉土遇到，在中國大部分農村都會遇到。

    説別人容易，其實我們三個拍攝者也一樣。雖然我們都出生在西部(兩個寧夏人，一個青海人)，但我們早已是城市人，我們雖然比這些志願者更熟悉這片鄉土，但我們也無法深入它的本質。我們也無法準確地説出這裡最需要什麼，我們只能從一個準知識分子的立場上説他們需要的是公平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指引下的公平的教育、公平的收入等等，但這真的是他們最需要的嗎？我不敢肯定。我們雖然憑藉經驗比志願者深入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我們只能呈現出一些文化符號給觀眾(“花兒”)，我們無法呈現出真正有質感的生活，我們也和志願者一樣是過客，不僅是時間與空間的過客，更是文化的過客。

    我們在離開何家山的那天陽光明媚，我想如果那天下雨或者哪怕陰天的話我們是無法抗拒自己的淚水的，就是那盤包子和那瓶啤酒，把我們的感情一下子激發出來。儘管是過客，我們仍然對這片土地懷有深情，只不過指引這次創作的不是這深情，而是理性。我不像那些志願者一樣渴求回到城市，我極度眷戀這山裏的靜謐、空氣的潔凈、人的笑容的單純，我們不會有他們那種雖然窮苦但卻真正快樂的笑容，我們不會有他們的淡然與從容，我們有的只是在城市污濁空氣與喧囂噪音中疲於奔命的蒼白而憔悴的面孔。在這山裏呆得越久我越懼怕城市，懼怕北京，在北京你會陷入一種巨大的、可怕的甚至是張狂的生存慣性中，你也會陷入一種機械的忙碌中，成天操心票子、房子、車子，絕少操心自己，絕少關心自己的身體，更別奢談心靈。在我們的拍攝涉及到的寧夏西吉顧溝，這裡的人們極度缺水，極度貧窮，但他們每家每戶都有一本《心靈史》，他們的許多孩子也從很小就研習《古蘭經》，在我們城市人早已不知心靈為何物的情況下，他們這些窮苦的農民仍然在操心心靈。

    我不想也不能説太多了，儘管志願者們盡力為這裡的人們做了些什麼，儘管我們三個紀錄片拍攝者在完成拍攝的同時也教會了這裡的孩子們踢足球、唱音階，並讓老羅大佑的《未來的主人翁》和老Tom waits的歌謠首度在這裡響起，但我們只是過客，無法停留。有人問過我為什麼在片中用《德州巴黎》的音樂，如此蒼涼的吉他solo，我只能説，心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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