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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幕後

朱軍：我的人生故事（四）

發佈時間：2004年10月19日 10:14 作者：朱軍

    在北京這個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角落。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我是男人！

    我拎著不多的行李，風塵僕僕地來到中央台東門，傻傻地遞上軍人證和蘭州軍區戰鬥歌舞團工作證，對值班阿姨説：“我去文藝部找人。”

    “先打電話吧！”阿姨努努嘴指著放在窗臺上的電話。我想起了那個6850開頭的電話號碼，不用看通訊錄，爛熟於心。高立民的電話沒人接。又打了一個，楊瀾的電話沒人接。之後，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楊瀾。屬於我歇腳的地方就是傳達室的長凳，上面坐著一排人，兩個上訪告狀的，三個等人的，一個學生模樣的。不一會兒，上訪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學生模樣的人不斷地打電話，終於得到了一個否定的答覆，悻悻地走了。最有懸念的就是我，乾等。就這樣，在那條長凳上度過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從我決定來北京到現在，已整整24小時。24小時，我的世界變樣了，但是至少此時此刻我還沒有後悔。

    到了快下班的時間，我開始著手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晚上的住宿是我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看似簡單的衣食住行離開家全成了事兒。在家的時候聽一個來過北京的朋友説，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館比較便宜。但是文化部在哪兒呀？和中央電視臺一個性質，應該不遠吧？此時的我一天都沒有吃東西，我找了個小面館勉強吃了一碗湯麵，比我們的蘭州拉麵差遠了，還特貴。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輛“面的”，坐在車上心裏特別不踏實，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兒？車似乎開了很遠，看著計價器開始蹦字兒，我的心揪著疼，什麼都沒幹成，就花了這麼多錢，今後怎麼辦？也許自己真的太莽撞了，來北京之前竟然連個朋友都沒有聯絡，弄得如此狼狽不堪。

    好在出租車終於在20元之內到了文化部。當時的文化部在現在文化部的對面，是一個高大但老舊的樓，門口有警衛站崗。我被出租車丟下後孤零零地拎著行李在大街上沒目的地走，眼中踅摸著有沒有什麼旅館。我的衣著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著我是一個外地人，用現在的話説:外地來京打工人員。文化部在沙灘兒，北京人説的時候加上兒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灘”轉悠了很久。在天即將擦黑的時候，我在路邊的角落裏看見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招待所”三個字。走進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館。走過一條很黑的樓道才看到旅館的“前臺”，一個胖胖的大媽操著熟練的北京話，盤查了我的軍人證。登記之後，分給了我一間三人房中的一個床位，價錢是每夜14元。就這樣，我在繁華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個落腳的地方。值得慶倖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間屋裏的是兩個來北京尋夢的畫家，沙灘離美術館很近，他們住在這裡到美術館非常方便。在這個簡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夢想。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電視臺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而且沒有直達車，倒車就要倒好幾回。我已囊中羞澀，不可能像頭一天似的那麼奢侈地打車了。向大媽問清了路線，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乾淨便裝，又輾轉來到了中央電視臺。來到中央台東門口，武警森嚴地把守著大門，於是我又開始撥打高立民的電話，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等待後，依舊無人接聽。於是不厭其煩地撥打和等候。從中午一直到下午4點多，簡單的4位數字打了整整半天，這個號碼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時候才聽別人説，因為春節假期還沒有完全過完，多數部門都沒有上班，只有新聞部以及有晚會任務的部門在值班，其餘的還在享受大假。估計高立民她們也是這種情況。

    第一天就這樣無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隨便吃了碗麵條。整整一天，除了問路，我竟然一句話都沒有説！是啊！跟誰説？沒有朋友，更沒有親人，又捨不得打長途電話回家。在蘭州我雖然也是一個無名小輩，但是從來沒有感覺到孤獨。人在一個沒有親情環境中的寂寞，是一種無法排遣的煎熬！

    回到地下旅館，倒頭便睡。同屋的畫家也是尋夢未歸，半夜聽到他們回來的腳步，疲憊而沉重，儘管沒有交流，但我知道他們也許遭遇了這個城市同樣的冷遇，現在知道那種感覺就叫“鬱悶”。

    第二天，依舊是同樣的程序，依陽是無人接聽的電話，我開始不奢望什麼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為什麼不在蘭州聯絡好了再來？為什麼不先確認人家上班的時間？看來光是魯莽和激情遠遠不夠，還要得要領才對。傳達室的阿姨對我的到來熟視無睹，也許這樣的人她們見得太多，早已見怪不怪。

    晚上仍舊回到地下，仍舊到那個面館吃麵。其實中央電視臺到文化部之間的這段路，要經過繁華美麗的長安街、天安門，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動的夜景。但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麗的景致，當時中央電視臺對我來説就是北京的全部。這一天顯然對周圍的環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經驗，沒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電話打通，就會一通百通。“黑夜過去，就是早晨”，我這樣開導自己。

    第三天依然執行舊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個畫家退房走了，臨走的時候還向我道了聲再見。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麼，而今又在何方？也許已經如願以償在巴黎開畫展了？也許他不會想到當年那個天天上電視臺找人的小夥子已經是觀眾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歲月的那種執著追求是令人終生難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楊瀾的電話。當電話忽然有人接聽的時候，我的心都快蹦出來了，聲音非常熟悉，是楊瀾！

    “楊瀾，你好！我是蘭州的朱軍。”“啊，你好。”她竟然記得我。“我來北京了，我在中央電視臺的東門，你能接我進門嗎？”“對不起，我不在臺裏，我在外地呀！”頓了兩秒鐘，楊瀾問我：“你住哪呀？”“文化部招待所。”“怎麼住那麼遠呀！那邊有招待所嗎？乾脆你住燕京飯店吧，梅地亞太貴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來咱們再聯絡吧。”“好啊，謝謝！”我急忙道謝，我是挺虛榮的人，絕對不想給人添麻煩。不管怎樣，楊瀾給了我一條切實的建議，我還是很感激的。

    高立民的電話還是沒有打通，反正也沒事，到燕京飯店看看吧。楊瀾提到的梅地亞賓館在中央台北邊，當時顯得特別氣派，聽説臺裏重要的嘉賓都住在那裏，這個賓館幾乎和中央電視臺齊名。而燕京飯店也屬於老字號，從中央臺步行20分鐘可以到，就在長安街的邊上。但是走進大堂我立刻後悔了，這樣金碧輝煌的地方我根本沒有能力消費。在前臺，我輕聲問一個值班的小夥子：“請問標準間多少錢一天？”穿著筆挺制服的服務員，似乎從穿著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過一句：“二百六！”接著追問：“您住幾天？”不屑的眼神繼續著……“噢，謝謝！我替朋友打聽的。”我遮掩著自己的尷尬。但是，我知道無論怎麼掩飾，那種難堪一定寫在臉上。我低著頭快步走出大門，不長的路顯得很遠，我不敢回頭，覺得許多眼睛在看我。其實我錯了，除了自己，沒有人會在意發生在一個異鄉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門，我在長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氣喘吁吁地停在一個家屬院無人的角落裏。我倚著墻蹲了下來，抱著頭，心緒如麻——在一個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價值所在，甚至沒有了希望和幻想。

    後來《藝術人生》中的很多嘉賓都有類似的經歷，而且都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然而走過來了，發現挺慶倖，因為困難成了自己的戰利品，成了屬於自己的故事，但當初置身其中的時候，那種感覺真的難以名狀。

    我努力平復著自己的情緒：住不住燕京飯店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開弓沒有回頭箭！

    我是男人！

    至今我時常用這4個字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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