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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幕後

朱軍：我的人生故事（一）

發佈時間：2004年10月12日 09:16 作者：朱軍

    11年前，楊瀾不經意間的一個提議，讓當時還在蘭州工作的朱軍，有了躁動不安的“白日夢”——“進軍”中央電視臺。然而當他攜帶家中全部積蓄2000元錢隻身來到北京後，卻遠不是想像中的順遂人意。這其中跌宕起伏、懸念層出，似乎讓人走入了小説情節，但卻都是朱軍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經歷。當他做成《藝術人生》之後，張越曾推心置腹地説：“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軍覺得，還得信那句老話：機遇，從不光顧毫無準備的人！那麼朱軍究竟“準備”了什麼？在即將出版的自傳中，朱軍為您一一生動道來，並和大家分享他這些年來的人生感悟。

    被人知道，受人關注，是所有成長中的年輕人的嚮往，我忽然有了這種夢想，並且有了之後就很難泯滅。

    到中央電視臺之前，我是蘭州軍區戰鬥歌舞團的相聲演員，兼任團裏的節目主持人。當時主持人在舞臺上還有一個更貼切的稱呼:報幕員。常年相聲的基本功，繞口令，貫口的功夫，使我當個報幕員還是遊刃有餘。由於我是部隊老兵，形象還算一身正氣，嗓音尚屬渾厚，是上世紀80年代比較標準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形象，所以在“蘭戰”穩步發展。

    當時在部隊生活比較簡單，有那種單純的快樂。我已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小家，幹柴細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嬌妻的陪伴，日子也還悠然自得。由於我和愛人譚梅都在部隊文工團工作，我們並沒有感受到過多的生活壓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資，兩個加起來月收入有500多元。那時我在蘭州已小有名氣，經常被邀請主持一些社會活動，所以常有些“外快”補貼。團裏吃飯免費，給演員發飯票，吃不了可以換成錢。那時，還不懂理財，不像現在的小兩口，供房供車，還銀行貸款。我們那時不用，再加上部隊文藝工作者處處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對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擁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忙的日子我就騎著我的摩托車，帶著譚梅到蘭州最美麗的濱河路上兜風。

    1989年元旦，甘肅電視臺籌備一台軍民“雙擁”晚會，節目除本台主持人外，還要從部隊文藝團體中挑選一個主持人。説是主持人，不過是報幕員換個體面説法而已。當時的甘肅電視臺文藝部主任紀天智親自為晚會挑人。於是，凡在部隊文藝團裏的“報幕員”都紛紛被叫來面試。

    那時電視對於我來講，與“電視機”基本上屬於一個概念。至於電視節目製作的過程，我和為數眾多的觀眾一樣充滿神秘和好奇。到了電視臺，一切都覺得新鮮，也對那些忙碌的編輯記者從心底裏羨慕和敬重。導演跟我聊了幾句家常話，就讓我回去了。當時覺得電視臺辦事效率真高，來了就直奔主題説事，説完就走人。那次對電視根本沒來得及産生興趣，權當是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電視，朋友們在家裏就能看見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門後回家，很快就把這件事情忘了，繼續以往的生活。

    幾天后，我因為感冒發燒，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蘭戰”領導的電話，通知我到電視臺商量節目的事。渾身酸軟的我只好帶病前往，當時只有一個單純的想法: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到了電視臺，我仍在藥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隱約聽見領導讓我當這臺晚會的主持人，而且錄製時間近在眼前。這無疑是軍令如山，沒有後路可退。

    於是，我一口氣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種感冒退燒藥，就踉踉蹌蹌去錄製晚會的禮堂。與導演交流了一陣之後，剎那間臺上燈火通明，一股燈光熱氣撲面而來，不知道為什麼，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變得特別興奮。下了臺依然亢奮不已，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感覺。

    那次在甘肅臺“雙擁”晚會之後，我驚奇地發現，當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認識的人指著我説:這不是電視裏的那個人嗎？我驚愕地看著説話的人，人家説説就走了，我卻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間的得意。那種感覺和立功受獎不一樣，是一種從小到大都沒有感受過的興奮。直到今天，我都覺得那種感覺無法細緻描述。現在想想，其實人都需要被鼓勵，被承認，電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的這種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詳著家裏的電視機，方方的一個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給人帶來如此激動！我這才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間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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