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

劉勁：我的長征情結

　　我們這個民族，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已經走過八十個年頭了。經歷了波瀾壯闊的鬥爭，也經歷了若干曲折和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集個體現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革命領袖身上。他們是個人，但他們不是獨立於民族之外的個體，而是這個民族的集中體現，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理想、民族的信仰都集中體現在他們身上。為紀念建黨八十週年，中央電視臺投入鉅資拍攝二十四集電視連續《長征》，作為獻給黨的生日禮物！

　　兩年前，我與唐國強拜讀了著名編劇王朝柱的新作，近七十萬字的小説《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長征》一書。挺奇怪的書名！儘管幾年前我與國強已經拍攝過也是由柱子哥編劇的電影《長征》（上下集），仍然對這樣一個書名有些不解和疑惑。柱子哥説：“長征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話，突破時代和國界，在世界上廣為傳揚。它戰勝了人體自身的極限；它打垮了數倍于自己的敵人；也解剖了各種各樣的美與醜的靈魂……這就是長征精神！另外，長征使毛澤東與周恩來從相識、相知到相通，形成了後人所比喻的光與環的關係，奠定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這是一個嶄新的角度，我們各自回家一口氣就看了三遍，長征情結被猛烈地喚醒，倆人一起來到柱子哥家裏，表示了再走長征路的心願和衝動，三人一拍即合，很快便與中央文獻辦公室的領導及有關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討，達成共識：一則，長征精神是一面旗幟，走進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更必須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以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宏偉大業，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二則，唐國強在文化底蘊、藝術才能、駕馭全局、感情能力上已經進入了高層次和高境界，尤其是對題材的偏愛和獨有的長征情結及激情，使他完全具備擔當本片導演的能力。對國強來講這是人士的一次挑戰，也是發揮和挖掘潛質的極好機會！頗有涵養又一貫謙遜、禮讓的唐國強則表示：感謝大家的信任、支持，可以領一個頭，最後實施和完成此片還得見大家的努力和智慧。我則表示：要潛心研究長征時期周恩來的複雜心態和性格痛苦，一定要在這個形象的塑造上有一個較大的突破！專家的結論和兄弟倆的激情，把年近六十的柱子哥著實點燃了，整整一個夏天把自己悶在萬壽寺那間“苦樂居”裏，揮汗如雨地爬著格子，如期把一部厚重的《長征》劇本放到了我們的手上。

　　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在2000年9月，劇組浩蕩的人馬開赴四川阿壩藏羌族自治州首府安營紮寨，我又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馬爾康。我1980年16歲高中畢業離開馬爾康後，1996年因拍攝電影《長征》回來過一次，這是二走長征路了。站在這塊空氣稀薄的土地上，我卻感到格外的踏實且浮想聯翩：記得小時候聽大人講，距離我家七里地的一個叫卓克基的地方，很多年前，一座大山突然被劈開了一條口子，形成了一個大峽谷，土司家的官寨就高高地把守在峽谷口子上，山腳下還有一條湍急的河，叫梭摩河。只要土司發佈一道命令，雄鷹也休想從此飛過去。當年毛澤東、周恩來、朱總率領的中央紅軍翻過夾金雪山後，硬是從口子裏闖了出來，趾高氣揚的土司卻跑得不見了蹤影。據説，毛澤東還在土司家三層樓的官寨裏如獲至寶地發現了一本《三國演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毛澤東不打招呼就帶走了這本書，過草地、進陜北……直至建國後在北京中南海接見統戰人士和各地土司頭人時，才見到了書的主人，當面真誠地表示了歉意，並完璧歸趙。大人們還説：“就在官寨的下面有三棵大樹，毛澤東、周恩來、朱老總曾在樹下拴過戰馬。有人看見毛澤東一直坐靠在樹下專注地看書，看的就是那本《三國演義》。至於毛澤東頂住張國燾分裂紅軍的壓力，堅持北上，是否與看了這本書有內在關聯，誰也無法考證清楚……”聽完這些傳説後，我就跑到三棵樹旁，又看又摸，仿佛這樹有魔力或是有靈性，更像是在尋找什麼東西，我一直都弄不清楚，直到我陰差陽錯地開始扮演周恩來後，似乎才慢慢地明白：這不就是一種“緣”嗎？尤其是這次拍《長征》回到故鄉，更加強烈地感受到這份情緣的特殊意義，就像是我人生驛站中的一個個點正在迅速地進行連接和延伸，我不得不嘆服命運之神的某種巧合與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