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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中國紀錄片的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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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文化專題部主任 魏斌 |
在CCTV－1《紀錄片》欄目最近召開的一次選題規劃會上，我見到了許多來自地方檯的紀錄片同仁。我自己也是做紀錄片出身，對於紀錄片懷有獨特的感情。因此，我提出了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中國的紀錄片創作目前最為迫切的問題是什麼？
我國紀錄片創作目前最為迫切的問題，我認為是市場化的問題。市場化形成的標準是什麼？無非是流暢的市場供需體系的形成，表現為一是有足夠豐富、一定規模的産品供應，二是比較規範通暢的交換渠道，三是有廣泛而持久的産品的需求者，其中以第三條最為根本。這幾條是任何一種産品市場建立的必需條件。紀錄片這種産品當然也不例外。
目前，我國的紀錄片市場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規模小。由於規模太小，不可能建立起現代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規範市場。紀錄片是投入較高的影像産品，如果沒有足夠的來自市場的資金注入，創作就很難穩步上升。我國紀錄片作品在國際上獲獎的很多，但是賣出去的很少，電視台鑒于製作紀錄片只賠不賺，往往是出於政治、文化等目的才投資製作，紀錄片在電視臺總處於邊緣的境地。當前，更多的是靠創作者的人文關懷、志趣、責任心，或者自我給定的使命感在推動著中國紀錄片的創作。所以，我們應當敢於從觀念上承認紀錄片作為影像市場産品的屬性，思考能夠建立和壯大中國紀錄片節目市場的問題。
市場化也就是大眾化，製作紀錄片要關心好看不好看，重視收視率，這是一個思維轉變，它給創作者、創作方式、創作觀念都提出了變革的要求。首先要擯棄個性至上、漠視收視對象的觀念，要真誠地用心琢磨，觀眾喜歡什麼樣的紀錄片？一般而言，觀眾喜歡聽故事而不是聽説教；喜歡聽有思想、有情趣的講述而不是膚淺的現象的介紹；喜歡聽現象背後的深入揭示而不僅滿足於表面的展示；喜歡聽一個有魅力的、可愛的人向他講述，而不是一個機械、教條、無趣的人向他講述；喜歡體諒和幫助觀眾的人很清晰地向他講述，而不喜歡不管觀眾接受程度如何、徑直講下去的講述者。從這個意義上，現在提高紀錄片的質量和水平不僅是一個提高拍攝技巧等基本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對觀眾的心理和受眾的習慣進行研究和理解，借用其他門類藝術創作的一切有效的規律和法則來豐富紀錄片創作的問題，這樣才能扭轉目前紀錄片創作過於個性化、沙龍化做法，使紀錄片在中國影視市場、影視業佔有應得地位，成為影響社會進步、影響人民思想觀念、影響人民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的藝術門類。這才是紀錄片應有的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紀錄片成為有人購買的産品甚至比成為有人讚揚的作品更難。有了大量的購買需求才會有專門的經銷者，投市場所好的經銷者是代表大多數觀眾的，他一定是為了吸引最大化的觀眾的眼睛而購買，很少有經銷商是為了收藏來購買紀錄片作品。紀錄片的産品化就是大眾化，産品化本身就是向最大量的觀眾作價值傳播。事實上，紀錄片製作者大都是來自電視臺這種大眾傳媒單位，對於紀錄片的産品屬性，不會太排斥，為了推動紀錄片的規模化、市場化並最終最大化地實現紀錄片自身的價值，創作者作出邁向大眾化的觀念轉變是明智的。
其次，我認為需要明確地提出，在創作上既需要個性，更需要類型。因為沒有類型就沒有規模，沒有規模就沒有市場。國外成功的紀錄片頻道的運作充分説明，要規模化、市場化，僅有個性是不夠的，應當把個性化轉化成類型。比如，一部片子，你也許辨別不出這是哪個導演做的，但是一定能夠區分它是discovery的，還是geography的。而我們國內，好的作品還只是停留在對導演的區分階段，完全是一種個性化的區分。當然，國內類型化的片子也已經有一些苗頭，比如陳曉卿的《百年中國》，它看起來樣式很傳統，畫面加解説詞，但它敘述的態度、視角是統一的，並且有一定的規模，能夠成為一種類型；還有趙淑靜等一些人做的“發現系列 ”，如《發現曾侯已墓》、《發現北京人頭蓋骨》，也能夠自成風格；再比如，《紀錄片》欄目播出的《解放啦》、《來自1910的列車》、《點擊黃河》等一系列片子，也基本建立起一種“口述歷史 ”的類型，這可能會是有較強的生命力的一種類型。當然，像《最後的馬幫》等，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傳統的類型。
在創作方法和製作方法上，既要有作坊式的個體手工打造，更需要專業分工的流水線作業。
缺乏專業分工進而喪失專業水準不僅是紀錄片的問題，還是整個影視創作行業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在紀錄片創作中又最容易被忽視，因為，既然紀錄片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藝術創作，大家就覺得紀錄片應該一人包攬創意、拍攝、剪輯的全過程，就應該任何一個環節都細緻地體現導演自己的意圖，只有一切都親自動手才能充分地凸現個人意圖。尤其是，這樣的作法有成功獲獎的範例，似乎也支持了這種看法。但是，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比較適合個別的通才、全才式的紀錄片創作者，他們的才華足以開創新的類型，並且能夠用出色的作品來抵消作坊式的低效。任何一種行業，在最初總是作坊式的，然而要取得大發展，最後都無一例外地走上專業化分工、規模化操作的道路。紀錄片這種精神産業也是不能例外的。
在今天的影視行業，要用流水線方式運作，現行的製片人負責制可能也要相應調整。現在是製片人管導演班子，導演再建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班子，這個模式有人説是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概念在電視界的移植和發揚光大，這是十分形象的。它的缺陷在於，每一部作品都是單個操作，凸現各個導演的意圖，但沒有統一的風格。其實，真正欄目化的運作應該建立策劃、導演、拍攝、剪接等專業化分工的程序，以及流水線創作的管理結構和機制。
上述情況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國的紀錄片創作力量都零散分佈在各電視臺各頻道，好像散兵遊勇，形不成正規隊伍。像現在這樣，大家一年才見一次面，缺少相互交流的機制，紀錄片創作很難蓬勃發展。我相信，什麼時候全國有一定業務水準和專長的紀錄片創作者能較自由地有保障地聚合在一起，進行創作生産，那可能就是中國紀錄片創作的繁榮局面形成的時候。這需要時代的大變化、大進步。當然，這還只是一個外部環境，紀錄片的繁榮還需要加上我們共同的志趣，加上較完善的市場機制的引入才能實現。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意識到各自為戰和分工協作孰優孰劣，應該意識到個體作坊式操作的調整和改變是有必要和意義的。
目前，許多紀錄片的創作單位都不太景氣，而非常關鍵的紀錄片節目的市場又還沒有建立完善起來，或者説還在建立之中，對於紀錄片來説，這是艱難的市場化的初級階段。
我想，紀錄片同仁的對策應該是，一要堅持挺過變革時期，二要變通聚合。用變通的方法堅持合作，在合作中保持和壯大創作力量，用更多、更好的作品來培育觀眾、培育市場。中央電視臺有責任有義務向大家提供平臺，提供合作機會。中央電視臺現有的紀錄片欄目有《紀錄片》、《探索發現》、《人物》等，我們也意識到，辦好中央電視臺的紀錄片關起門來肯定不行，我們要有自己的骨幹隊伍，管理、策劃、創作的骨幹隊伍，但更要與全國紀錄片同仁通力合作。這種合作在全國紀錄片節目這樣一種略顯蕭瑟的大環境下顯得更有意義。目前的這種合作方式還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我們應該清醒地去探尋一條最好的合作方式，使這些紀錄片陣地逐步為全國紀錄片創作的繁榮奠好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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