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話筒

  第一次知道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話筒,是在讀小學的時候。那時,老師從我們班挑了幾個同學對著話筒念了一段課文,老師説,話筒也叫“麥克風”。後來,選中了一個叫梁晶的女生到廣播室當廣播員。以後,每到課間,梁晶就離開了教室,過一會兒,教室的小喇叭裏就傳來梁晶那柔和的聲音:“同學們,請準備好,和我一起做眼保健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我常常是一邊擦著眼睛,一邊琢磨那是梁晶又有點兒不像梁晶的聲音,想像她面對話筒的樣子,暗暗羨慕著她。

  後來,“文化大革命”了,停課了,眼保健操也不做了。梁晶後來學唱歌了。

  第二次見到話筒是在中學。我的中學就在我的小學前邊。中學管廣播站的馬老師走到後邊的國慶小學問:這期升入四十四中的學生誰朗誦好?恰好問到我的小學老師郭清泉,郭老師就推薦了我和朱慶和,於是,我們就成了四十四中廣播站的播音員。我們經常是這樣開頭的:

  敬:哈爾濱市第四十四中學毛澤東思想廣播站——

  朱:哈爾濱市第四十四中學毛澤東思想廣播站——

  合:現在開始廣播!

  敬:首先學習最高指示。

  朱:毛主席教導我們説:“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

  記不清在那紅樓三層的廣播站裏,我念過多少大批判稿,喊過多少激昂的口號,記不清在那面對操場的兩個大喇叭裏,還有串聯在幾十間教室的小喇叭裏,我播出過多少自己也不懂的話。

  又見話筒時,我已當了知青。蓋房子的工地需要建一個臨時的廣播站,卻不知誰能當廣播員。這時有人告訴隊長:敬一丹在中學當過廣播員。於是,我就被選上了,那個廣播站設在工棚裏,頗像電影《雷鋒》裏的那個場景:工地上,人們在添磚加瓦,大喇叭裏喊:同志們,加油幹啊!

  房子蓋好了,廣播站也撤了。正在我失落的時候,山上新勝林場新建了廣播站,我就被推薦去了。

  新勝廣播站的話筒是嶄新的,是上海無線電廠生産的,底座是讓人愉快的淺藍色,話筒上包著一塊紅綢子。那小小的廣播站是我五年知青生活中最喜歡的地方。每天,當小電站的井東元師傅轟隆一聲發起電來的時候,我就打開150W擴大機的低壓開關預熱,半小時後,再開高壓。接著放唱片,是78轉的《東方紅》,然後,音樂漸隱,話筒漸開:“新勝廣播站,現在開始廣播!先播送營林段韓鳳菊寫來的廣播稿……”然後:“現在轉播黑龍江人民廣播電臺的節目”。這時,可能有人把門推開一條縫:“小敬,給我們來一段二人轉吧”,於是,我就在節目表裏預定的文藝節目時間裏,放一段二人轉的唱片,還有笛子獨奏《揚鞭催馬運糧忙》什麼的。全林場百十位聽眾全是熟人,一位大姐告訴我,家裏早上從不看表,聽廣播一響就起床,你要是起晚了,我們全得晚!知青夥伴告訴我,我們在山上聽廣播,聽不出是你播的還是省電臺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靜地説,是我播的。

  那段時間,我是完全徹底的采編播合一,幹得極充實。後來,局裏在我們新勝林場開廣播工作現場會,我在會上介紹我是怎麼辦廣播站的。之後不久,我就被調到局廣播站了。我是哭著走的,我愛上了這個小廣播站。那朝夕伴我的話筒交給了我的下一任播音員韓鳳菊。

  清河林業局廣播站有不止一隻話筒,不止一個播音員。這裡站長、編輯、播音員、技術員,按部就班。當然,播出的東西也不僅僅是好人好事和二人轉了。在這裡,我第一次知道了廣播稿裏還分為消息、通訊、評論。後來,我兼了編輯,我寫的一位老黨員讓房的故事不僅在本站播了,還上了《黑龍江日報》。那時,也沒有稿費一説,人家給了我一本《新來的小石柱》作為鼓勵。那時,我在話筒前説了些什麼呢?印象最深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林批孔、春季造林大會戰、護林防火、冬運任務完成了、不要燒好材,要燒枝丫,青山常在,永續利用。
後來,我真的變成省電臺的了。大學畢業後我在黑龍江人民廣播電臺當了五年播音員。記得第一次在話筒前播的是天氣預報,播得極鄭重,還特意組織爸媽收聽。在話筒前,我喜歡播知識節目、電影錄音剪輯、文學欣賞,最怕的是播送早上的新聞,往往新聞播完了,我還沒醒透呢。

  那時,電視初起,人手不夠,組織上命令我到黑龍江電視臺客串。當時,我對電視有一種排斥,覺得讓人品頭論足的,算是個什麼職業呢?白天,我在電臺的話筒前説:“各位聽眾”,挺有感覺的;晚上,我在電視臺的話筒前説:“各位觀眾”,一點兒感覺也沒有。我整天磨領導:讓我回電臺吧!領導告訴我,電視臺新人成長起來以前,你得頂著。

那時的電視可真是初級階段啊,拍出來黑咕隆咚的。當時,我和我先生剛認識不久,有人問他:“聽説你女朋友在電視臺?”

  “沒有沒有。”他總是恥于承認。

  人家指著電視裏的我:“是她嗎?”

  “不是不是。”

  “我想也不能啊,咱哥們兒怎麼也不能找那麼大歲數的,有四十了吧?”

  其實,那時我年方二十四。

  當時我固執地認為,廣播是最正宗的,電臺、電視臺一個大門出入,可電臺的人看電視臺,那眼光有點兒像國營大廠看鄉鎮企業。

  可後來,那鄉鎮企業十分了得,電視高速旋轉,我不知不覺被吸了進來。走進中央電視臺,已經和話筒相伴了十年。話筒似乎變成了有生命的東西,我要説的,它給傳播出去了;我聽到的,它也聽到了。它和我一起走近百姓,走進大千世界。最偏遠的地方,最堂皇的地方,最平常的地方,最熱鬧的地方,它都去過,都是一樣地做它該做的。它聽到過千言萬語,但它總是默默的……

  當我有了三個“金話筒”時,我知道,獲獎三次以後就不再參加“金話筒”優秀主持人評獎了。我更知道我離開的只是金話筒,我離不開真的話筒。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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