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業曾幾度中斷過：上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夏天，不知從哪兒傳來一首童謠，女孩子們跳皮筋時就唱著它：“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個是一家，‘三家村’反對黨，我們堅決批判它！”對於一個四年級學生來説，鄧拓吳晗廖沫沙，七個字裏就有三個生字，幼小的學生們怎麼能意識到這首童謠是他們學業中斷的前奏呢？沒多久，停課了。

　　以後很長時間，我們沒了課本，沒了考試，老師只好拿“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詩詞當成課文。復課後好歹還學了點東西。

　　離開中學不久，就上山下鄉當知青去了，那是精力最充沛記憶最好的時候，也是最沒書可讀的時候。在那大山裏，我身邊最有文化的是個“老三屆”，他有一本《唐詩選》，那是最讓我眼饞的東西，借過來抄一首，被人家要回去，再借過來抄兩首。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是從“批林批孔”開始的；我對新聞業務的接觸，是從林場廣播站的表揚稿開始的。在應該讀大學的年齡，我在林海雪原裏讀了五年“中國底層老百姓”這本書。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整個國家的命運變了，我的生活也有了轉折，我又進了校門，成為北京廣播學院末代工農兵學員。然而幸運感很快就與深深的遺憾交織在一起。通過高考錄取的七七級入學了，我隱隱感到自己的學業似乎是屬於上一個時代的。

　　大學畢業到黑龍江電臺當了播音員。人家都説：新分來一個大學生，可我連英文的二十六個字母都念不全。這就算念完大學了嗎？我到處打聽，還能不能再考一次大學？人家説：不行，你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了，如果還想上大學，你可以考研究生。

　　研究生，聽起來耳生，看起來眼生，它離我有多遠？我連估計都沒個坐標！在這麼低的起點上，我居然斗膽上了研究生考場，目的只有一個：看看研究生的考題是什麼樣兒的。終於看到了，英語試卷就像天書一樣，單個兒字母都認識，連在一起都不認識。考場規定，半小時以內不能出去，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填空，這行都填A，那行都填B，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心裏盤算著，明天找個英語班。初上英語班時，看到那些年齡比我小得多的同學，我為自己委屈，可看到那年齡比我大好幾歲的同學，我就平衡了。他們滿臉疲憊，風塵僕僕，騎著車趕來，車筐裏裝著空飯盒，網兜裏裝著土豆白菜，他們也許剛剛返城，也許拉家帶口，但他們還在學著。他們什麼也沒和我説過，但他們給了我一種韌性的力量。

　　在研究生考場上，我試探了一次，失敗了一次，到三上考場終獲成功的時候，我已經28歲了。踏進離別五年的母校，戴上桔紅色的校徽，我深深地出了一口氣，我又上學了。我的學業斷斷續續，中間五年知青經歷，五年話筒前生活，這十年雖然也是極為重要的十年，但這間隔，卻使我該上學的時候沒有上學，不該上學的年齡卻還在上學。

　　——摘自《與清華大學同學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