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這一行字的時候，那一天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對三十年前那個日子，還要不要寫下來？儘管它不知多少次地出現在我的記憶裏，儘管一字字寫下來還是像一點一點揭開傷口上的紗布一樣，但是，一個朋友的話使我拿起了筆。他説，我們太健忘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我上中學報到的日子。從清早起我就一片好心情，但父母卻無法與我分享，他們都在遙遠的幹校學習班接受改造。儘管停課很長時間了，但從小學生變成中學生，心裏還是懷著期待。走到哈爾濱第四十四中學門口，卻看到一紙通知：報到時間推遲一週。可能是桌椅門窗全在武鬥中砸爛了，還沒來得及準備好。

我有些失望地往家裏走。那天，天色有點灰，下著細碎的清雪。回家的路上，好像沒有伴兒。

開門的姥爺神色有些異樣，像是對我説了些什麼，又像是什麼也沒有説。我進屋一看，愣住了，屋子裏有四五個人正在翻箱倒櫃，家裏一片狼藉。

抄家？

搜查？

是爸爸的事？

還是媽媽的事？

我有些懵，不知該説什麼，就站在門口。

他們停頓了一下，看了看我，又開始翻書，是一頁一頁地翻，像是在找什麼；有的在翻衣物，還在本子上登記。這時，我仔細看了看，認出他們是我媽的同事，我猜想是我媽出事了。

姥爺坐立不安，一會兒走出去，一會兒走進來。兩個弟弟都沒有在家，我擔心弟弟此刻回來看到這一幕。

這時，我聽見翻檢衣物的人對登記的人説：“水獺領大衣一件。”我緊張起來。那是媽媽唯一的一件值錢的東西，是結婚紀念日爸爸送給她的。他們是要拿走嗎？這時，我聽見負責登記的那位挺漂亮的阿姨説：“水獺的‘獺’怎麼寫？”“哎呀！你看人家韓殿雲，人家都穿上了，咱還不會寫呢！”那聲調裏有一種我當時還不會形容的東西，後來我長大以後才知道，形容那種東西有很多詞兒，現在想寫在這兒，又想，算了，那些詞兒不太適合用來形容長輩。

當時聽到那説話的語氣，讓我很難受。我定定地站著，看著。我忽然想起，我的日記本在床頭櫃的抽屜裏，他們也會翻嗎？我走過去，把本子拿在手裏。這時，另一個阿姨機警地走過來，很利落地奪下本子，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他們都是省公安廳的幹部，動作和眼神都很職業。她翻起那個小本子，那時的日記能寫些什麼？無非是學習毛主席語錄的心得和鬥私批修的感受之類。她翻來覆去看了幾遍，把本子還給我，臉上沒有表情。

我屈辱他站在那裏，看著我認識、不認識的叔叔阿姨翻騰著我家。沒有人解釋，也不知此刻爸爸媽媽是否知道家里正在發生什麼。我不知我當時的眼神和表情，只知道，我並沒有哭。

這時，一位有些眼熟但不知姓什麼的叔叔走過來對我説：“一丹啊，你不要有抵觸情緒啊！”我這是第一次聽到“抵觸”這個詞，我不懂，但我猜到了這個詞的意思，此情此景，使得這個生詞就像刀刻一樣刻進了我的記憶。直到現在，一提到這個詞，我還會想到那情景。那個叔叔是用東北口音説的，他把“抵觸”念成“dǐchǔ”，以後，我也一直這樣發音。後來，學播音了，我才知道，應該念“dǐch徂”，但每次遇到“抵觸”這個詞，我都得猶豫一下。我想，當時那位叔叔一定從我的眼神裏看出了抵觸，他對我那樣説，是為我好。

他們走了，我對著年邁的姥爺和幼小的弟弟愣了一會兒，接下來便開始寫信，寫給媽媽、爸爸、姐姐、大姑、三叔、三姨、老姨、都是問一句，這是為什麼？

那天，我發了一摞信，一摞問號。

很多年後，媽媽説她沒有收到那封信。那時，媽媽的來往信件都要經過檢查。

很多年後，姐姐對我説：“其實，你不該寫信告訴我這件事。”那時姐姐是個十六歲的純潔知青，接到那封信後立刻向組織彙報，從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家裏的變故告訴她，還不如不告訴。可我當時才十三歲，我怎麼知道該問誰，不該告訴誰呢！

那一天，給我的生命注入了一種過去沒有過的東西。我再沒了純粹的快樂和輕鬆，我總免不了沉重，在各種感覺裏更容易感受痛苦。聽到別人説：“自己慢慢地長大。”我就想，我是一下子長大的，就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這一天。到中央電視臺以後，參加一次為孩子義演的晚會，每個人都要説説童年，我説：“在那動蕩的日子裏，我匆匆地和童年説再見。”眼前，又閃過那一片狼藉。

總會想到那個日子，有一次和幾個哈爾濱的朋友談起來，其中一個和我年紀相倣的女記者跟我説：“我和你的經歷幾乎一樣，不同的是，搜查我家時，我被強迫脫光了衣服搜身，他們走了以後，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擦洗身子。”

她平靜地説著，我流了淚。我想：我的這個記憶，不是我一個人的；她的記憶，也不是她一個人的。這是走過那個年代的人共有的記憶。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