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錯覺  [1] [2] [3] [4] [5] [6] [7]

第五篇


  我去上班的時候有些沒精打采,雖然為了提提精神,我特意換了一件鵝黃色的馬海毛長披風,這在灰暗的冬天裏很打眼。我甚至破例地化了化粧,早晨坐在鏡子前面,慢條斯理地描眉畫眼,足足鼓搗了半個多小時。涂上口紅一張臉頓時艷麗起來,在我自己看來不免有些面目猙獰,又聯想到路邊那種香氣熏人的妖冶女人,挽傍著俗氣的半大老頭子招搖而過。我照來照去,最後還是用紙巾擦去了口紅,但粉底撲在明顯憔悴的臉上,真像茄子上面挂了層霜。

  今天好漂亮。我出門的時候,余重追在後面喊一句。

  謝謝誇獎,牛奶在廚房窗臺上。我頭也沒回,冷漠地交代了一句。

  到了班上,發現辦公室裏的氣氛似乎特別沉悶。老色鬼居然沒像以往那樣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作為招呼,他也像只霜打的茄子,耷拉在辦公桌前。

  憑心而論,老色鬼做人心腸不壞。他不過是對女青年比較熱心,也許天生一副憐香惜玉的溫柔心,動手動腳的越軌行為倒從來沒有過,甚至連黃色笑話都聽不得,更沒有作風問題,白白地給我背後罵作老色鬼,五十多歲的獨身老頭兒,才真正是擔了個虛名呢。至於做官,他也就做到這份兒上到頭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再也爬不上去了。

  我百無聊賴地翻著那一小筐的讀者來信,稀奇古怪,什麼樣的都有,好像我是個知心大姐,誰都可以向我倒苦水。我又不是學雷鋒做好事的免費心理諮詢醫生。我有些惱火地把那堆廢紙扔一邊去了。

  對面的老色鬼被驚醒了似的抬頭看看我,半天沒説一句話。

  我魂不守舍地巴望著電話。電話鈴一響,我就條件反射似的彈起來,每次抓起話筒,都是以一個輕柔的“喂?”開頭,再以一個兇巴巴的“不在”結尾,沒好氣地把話筒摜下去。

  我盼著是他的電話,又怕是他的電話。他的電話一完,這一天就什麼盼頭也沒有了。我給這種心情折騰得疲憊不堪,心力交瘁。

  中午,小梅硬拉著老色鬼去吃榮華雞快餐,説是説話不興不算數。也不知道他們哪輩子打的賭,到底誰是輸家,誰是贏家。

  小梅猶豫地瞥了我一眼,問,你一道去麼?我擺擺手,他們就走了。

  剩下幾個人打牌不夠手,又來拉我:三缺一,快來,救場如救火。

  我抖抖二郎腿説:沒見本小姐有請吃雞都賴得去,還會陪你們打牌?

  他們總算都滾蛋了,辦公室裏只剩我一個人。就這個時候,竹安打來電話。

  難得周圍沒有那些小眼睛、大耳朵,我們聊了很久,桌上剛剛還冒著熱氣的羅宋湯早成冷的了。

  竹安,你想沒想過,假如我是你的妻子

  真不知我怎麼就冒出了這麼一句,鬼使神差的,嚇了自己一大跳。這句話我在肚子裏説過一百遍了,但我不肯當著他的面説。自尊心好像一方白手帕疊著揣在口袋裏。我知道這句話一齣口,我苦心孤詣地營造的那份灑脫超俗、輕鬆快樂與心高氣傲,統統將在瞬間土崩瓦解、萬劫不復了。

  電話的另一端沉默了一會兒,傳來一個悶悶沉沉的聲音:可能我比你還要想。電話就挂斷了。我呆若木雞地握著話筒,放下時才發現整個手掌都紅透了。

  下班時,竹安開著車子在跟編輯部大樓隔了一條馬路的弄堂口等我:我拉開車門,坐在他旁邊。

  乍浦路?嗯,乍浦路。

  我喜歡華燈初上時分的乍浦路,茶樓酒肆、餐廳飯館鱗次櫛比,花花綠綠的一條街,充斥著花花綠綠的吃客,有一點頹唐、有一點享樂,滿是市井的俗艷,也滿是淺斟低唱的氣息,以及現世人生的快樂與飛揚。

  我們在一張鋪著潔白臺布的小方桌邊坐定。小姐款款地端茶送水。

  隨著見面的增多,那種波特曼的虛幻感,隔絕感與失真感一天天地褪去,話題自然而然地就從那些海外奇談扯回週遭的現實扯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告訴他我大學畢業快三年了,現在一家《好女》雜誌做編輯,我有個已戀愛多年的男朋友,因為戀愛多年,也就變得像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結婚也就結婚了,分手也就分手了。當然話説回來,當真分手的話,也不可能是“無痛穿耳”。

  章竹安笑説:那當然,其實,婚姻就像鞋子穿在腳上,漂不漂亮,人家一看就看出來了,但舒服不舒服,就只能是甘苦自知了。不過,鞋子穿久了,不合腳的也慢慢合腳了。

  但是,當竹安講訴了他的身世經歷,我還是大大地吃了一驚。

  我現在拿的是新加坡護照,在這兒做新加坡福瑞廣告公司駐上海代理人。

  竹安呷了一小口酒,悠悠地説下去: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長大的。我父母都是馬來西亞華僑,祖父在吉隆坡做木材生意。五十年代初,父親和母親回國定居,在北師大任教。我是大躍進時生的。文革開始時,我已經上小學了。你可想而知我那樣的家庭在那時候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家裏斷絕了同國外親友的一切聯絡,最後還是給人説成是“裏通外國”。我記得有天晚上我打開家裏的一台舊收音機,無意中調到短波,竟有個和我們的廣播員不大一樣的聲音,雖然噪音嗡嗡的,但還是聽得清,我興奮地想:是不是這就叫“敵臺”?這時給我母親聽見了,她嚇得臉都變了色,關了收音機就狠狠地打我屁股,然後又抱住我哭起來。我母親這個人脾氣好,從來沒打過我……

  夏威夷果端上來了。緊接著醉泥螺也上來了。

  你後來怎麼出國的?

  我的聲調平平的。我很少這樣同竹安講話。我總是在興致勃勃地講訴什麼奇聞異事,要麼就是表情誇張地説個笑語,或者愁眉苦臉地發發牢騷,諸如此類的。

  讀書出去的。我是打倒四人幫以後最早出去的那批。那時候沒像現在這麼多人拼命地考託福、考GRE,出去也沒現在這麼難。我叔叔在美國給我作經濟擔保。我選了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副修政治。那時候對哥大還沒有什麼深的了解和感情,只是心裏很渴望看看紐約這個光怪陸離的“大蘋果”。

  “大蘋果”是紐約市的別名。他補充道。

  後來呢?我問。

  念大學期間,我去馬來西亞看我祖母,我祖父已經過世了,我在馬來西亞認識了一個新加坡女孩,就是我現在的妻子,她那時是新航的空姐,我們認識不到一年就結了婚。

  我把玩著手裏的高腳杯,一會兒啜一小口,我喝的不是酒,是耐曲爾山楂果茶。我偏愛酸甜的食品,所以我的胃一直不大好,胃酸過多。我的餅乾筒裏常備著蘇打餅乾,隨時用以中和多餘的胃酸。

  你太太很會燒菜麼?我漫不經心地問。

  會燒。他答得不能再簡短。

  又是好久,兩人都沒説話。樓上有人在唱卡拉0K,實在是“嘔啞啁哳難為聽”,地地道道的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你太太現在還做空姐嗎?我似乎找不出別的話題,滿腦子都在勾畫“章太太”的形象。

  她不工作,是全職主婦。

  有baby?

  一個女兒。

  那你們的婚禮,在中國還是在新加坡?還是在美國?馬來西亞?

  別問好不好。竹安打斷我的話。

  我嘴巴張在“亞”字那裏,一時語塞。

  我紅了臉,有點嚅嚅地説:我只是隨便聊聊,沒別的意思。完全沒有現實意義。隨口説説而已,本來無所謂的。

  從那個時候起,我跟竹安説話,就養成了加上前綴或後綴的習慣。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在開頭或結尾加上一句;完全沒別的意思,我不過是隨便説説而已。好像我隨時隨地都要向竹安表明,我無意嫁給他,我不想破壞他的家庭,我不會死乞白賴地纏住他不放,只要他説bye一bye,我就説0K。每每想到這一點,我都會感到體無完膚的刺痛和屈辱。

  竹安伸出手,放在桌子上,拉過我的手,緊緊地握在手掌裏。

  我三月底就要回新加坡了。公司調我回去。鐘夏,我會再來看你的。

  三月底,那是江南杏花春雨的時節。我強忍住眼淚,不讓它們掉下來。

  我去送你,如果你還要的話。我説。

  我也不是沒有想過和余重分手。這樣不死不活地算什麼呢?柳吉不明不白地插在我和余重中間,我不説破,與其説是顧忌他們的臉面,不如説是顧忌自己的臉面。再説我也沒有熱情沒有耐心去説破它,好像要公堂對簿、要興師問罪一樣。就像有人懶得離婚一樣,我也懶得分手。分手也許比離婚要省事一點,沒有孩子判給誰的問題,也不存在財産的糾葛,凈身出戶的,怎麼搬來再怎麼搬走就是了。我不到二十五歲,雖然爹媽沒把我生得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但也不至於離了余重就嫁不出去。但換一個人又怎麼樣呢?指望和他忠貞不渝還是心心相印?少小相識,戀愛了這麼多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説那些萍水之緣了。我愛竹安,但我清楚地知道,縱然竹安肯離婚娶我,我也不見得比跟余重結婚更幸福。我和竹安在一起非常快樂,不過是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當它是個虛擬的遊戲,不問人間煙火,不想生老病死。

  我剛剛編發了一期雜誌,上面有一篇開導丈夫有外遇的婦女的文章,上面説,這全看你怎麼樣看待自己的婚姻,是想要一個穩定的家庭,還是要打贏一場勝仗,打敗所有的女人,獨個兒霸佔住老公?這文章醍醐灌頂,讓我頓開茅塞。我想我絕沒有精力去打敗所有的女人,我只要在這悲苦無奈的人生路上,有個根據地歇歇腳、喘口氣就足夠啦,至於別人也要搭搭便車什麼的,也只好由她去了。雖然現代社會已不需要你挑水來我澆園,我織布來你耕田,但我畢竟需要結伴而行。

  反過來講,或許是我不明不白地插在余重和柳吉之間。

  如果余重提出散夥,我絕對與人方便。

  然而,余重根本沒有要散夥的意思。他還在熱情洋溢地張羅裝空調、買微波爐,甚至在情人節那天買了一對情侶錶回來,自己戴上一塊,給我一塊。

  我擠夠了公共汽車,就買了輛新自行車。我們這個住宅小區丟車的風太盛了,車子根本不能放在外面過夜,余重就每天毫無怨言地替我往樓上扛車。陰雨天氣,他總也不忘提醒我帶雨具;如果天一點不給人思想準備地下了雨,余重總會在下班前挾著雨披去編輯部接我,小梅她們總説我好福氣。她們不知道,余重從來不做飯、不洗碗,吃完飯把飯碗一擱,就靠著沙發把一雙臭腳摞到茶几上看電視。

  男歡女愛那回事也不是完全沒有。余重不喜歡穿著衣服睡覺,他嫌穿著衣服睡累,也不讓我穿衣服。他只是習慣性地碰碰我,好像對女人的身體熟悉得過了頭,再也沒有一點點好奇,兩個人在一起,仿佛一對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柳吉依舊是我們的常客。好像久治不愈的風濕病,一到陰天下雨就隱隱作痛。

  整個冬天就這樣灰朦朦地過去了。

  穿上春裝的時候,我去為竹安送行。

  我穿著花了兩個月薪水買的美麗的裙子去為竹安送行。就在舉手敲門的一剎那,我強烈地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敲開這扇房門了!

  竹安一開門就把我擁入懷裏。我們誰都沒説話。他把我抱到鏡子前面,讓我笑一笑。我怎麼也笑不出來。笑了一下比哭還難看。鏡子裏的竹安,身材修長勻稱,衣飾乾乾淨淨。鏡子邊上的墻邊立著已經裝好的行李箱。竹安的手裏抱著盛粧而沒精打采的我,好像抱著一個生病的公主。

  我要喝水。

  竹安取了杯水,拿在手上給我喝。

  我喝好了水,仰起臉看著他,什麼話也説不出來。竹安俯下身,深深地吻我。

  我再也忍不住眼淚。

  我們説好了不許哭的。鐘夏,不要哭,你要我陪著你一起哭麼?

  他把我拉到燈下,拿出一個精美的首飾盒,取下鑲嵌在寶藍色金絲絨盒布上的白金鑽戒,鄭重地戴在我的手上。

  我不要。好像信物似的。我苦笑著搖搖頭。

  你權把它當成一般的裝飾品。你戴著它,我會更高興。

  我的眼前忽然出現幻覺:在盛大的婚禮上,竹安穿著一套挺刮的黑色西裝,結一條鮮紅的領帶,在賓客們的簇擁和祝福中,將白金鑽戒戴在新娘的手上。那個披著潔白的婚紗的“章太太”竟是柳吉。而我和余重都遠遠地在人群中望著新人。余重向新娘眨眨眼睛,柳吉就甜甜一笑。婚禮進行曲演奏得驚天動地,根本聽不清人講話。竹安側過臉,微微笑著,優雅地捧起新娘柳吉的臉輕吻……

  我五月份就會飛來看你的,給你訂最漂亮的生日蛋糕。竹安一邊繫領帶,一邊對我説。

  我看到竹安端著一杯紅葡萄酒向我走來。他的領帶像葡萄酒一樣紅。竹安的身後跟著他的新娘柳吉。竹安走到我的面前,好像根本不認識我,柳吉抿嘴笑著……

  我會給你寫信,打電話,你想要什麼東西,就告訴我好不好?竹安已經係好領帶,開始穿外套了。

  婚禮進行曲的聲音越來越大,我只看見新娘柳吉抿著嘴笑,竹安的嘴巴一張一合地在動,但我根本聽不清他在説什麼……

  鐘夏!竹安叫醒我,你在發什麼呆?

  我恍恍惚惚地轉過臉,迷迷朦朦地衝竹安笑著,眼淚婆婆娑娑地往下落。

  別胡思亂想了,竹安用力抓住我的肩膀説,別胡思亂想了,你就看它是一場遊戲,像小孩扮家家一樣的,一場遊戲。

  不,我沒這麼灑脫,沒這麼現代,我把遊戲太當真……竹安,別走,我受不了了!踮著腳尖,死死地摟著竹安的脖子不放,泣不成聲。

  一個人從虹橋機場回來的時候,車子駛過西郊動物園,駛過波特曼的高樓,玻璃窗外移動的景色,都好似了無痕跡的夢一場。

  我沒想到的是,竹安這麼快就從新加坡來了信。他簡單地講了公司的工作安排,結尾説他確定五月來上海。信不長,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那種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隱憂一掃而光。我輕快地唱著歌,想象著美麗的星島,熱帶的陽光、海水和椰子樹,想象著繁華的烏節路,想象著熱鬧的水牛車,想象著雄偉的雪爾斯橋。

  然而,接下來的來信也都大同小異,粗枝大葉地説説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就完了,不談心情,更不談愛情。倒是電話裏相談要熱情許多。當然多數是他打給我。越洋電話太貴了。

  我的生活落入了沒有止境的等待和盼望中。

  他確切地説要五月三十日抵滬。雖然分別還不到兩個月,我的感覺仿佛已過了兩個世紀。每次從波特曼酒店走過,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曾經在那三十七層的高樓上住過一夜,而西郊動物園的那個下午,更遙遠得如一個風中的承諾。

  過了個“五一”回去上班,聽到一個驚人的意外消息:我們主任死了!

  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還不到六十歲呀,“五一”放假的前一天他還在上班。雖然這些天來他一直沉默不語,鬱鬱寡歡,但畢竟天天按時上班,按時下班,從來沒聽説他請醫抓藥的事。怎麼好端端就來了一個腦溢血?這個可憐的老頭,一輩子沒結過婚,更沒留下一兒半女。

  猝死?就這麼容易地死掉了?沒了?我跺著他辦公桌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

  什麼腦溢血?是殉情!他分明讓情給害死了!小梅也跺了跺她桌子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一反常態。

  整個辦公室都像瘋了一樣。沒有一個人去泡開水。後來就死一樣地沉寂,好像這一屋子的人都隨了那老頭兒去了。

  事隔很久以後,小梅才告訴我:老頭兒很年輕的時候就愛上了一個女孩子,是班上的女同學,這在他那個年代自然是沒門兒的事。中學畢業後,大家就分頭到廣闊天地鍛鍊去了,一會學工,一會學農,一會學軍,受不完的再教育,幹不完的革命,大家天各一方,杳無音訊。直到他死,那女同學都不知道老頭兒這份心思。就在今年春天他們中學同學忽然搞起校友會,七拼八湊的,居然就見到了那女同學。你可想而知,老頭在心裏牽掛了幾十年的當年的女同學,如今是什麼樣了……

  我總覺得這故事聽起來太像一個故事了,幾乎讓人難以相信。無論如何,我們那主任是真的死了,再也不能來了,再也沒人用青筋綻露的老手拍拍我的肩膀了。他桌子上的暖瓶,一直空空的在那裏閒置著。

  就在我們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從南非打來的長途電話。

  我在德班,他説。

  天呵,你怎麼跑非洲去了?我驚訝極了。

  你別問,聽我説。鐘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國使館不給我簽證。

  為什麼?你怎麼會被拒簽?

  説不清楚。三言兩語説不清楚。電話裏不大好講。

  那麼——,完蛋了,我們見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喪到了極點。

  我後天就要離開這裡去約翰內斯堡,會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請你把信寄到約堡?

  真的沒希望了麼?不能再去試試?我執拗地不肯接受這個事實。

  我也沒辦法。聽我説,德班是一塊美麗的土地,有金色的海灘,長空萬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郵局,按竹安説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約翰內斯堡。

  這封信發出去了好幾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麼?那裏在搞總統大選,街上整天發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頭爛額,他去幹什麼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廣告公司還會在非洲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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