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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春節剛過，我在《中國廣播報》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是當時在電臺《午間半小時》工作的崔永元打來的，“小白，我的同學在電視臺要辦一個新的節目，挺缺人的，你過去幫幫忙怎麼樣？”
　　這不是一個什麼重大的抉擇，因此我一口答應下來。
　　在當時的北京新聞界，幹好本職工作之餘到別的媒體幫幫忙正開始成為時尚，再加上那時總感覺有多餘的精力可分配，嘗試點新東西總是好的。沒人會知道接了電話爽快的答應會讓我今後的生活發生大的變化，一個簡單的決定讓我走上一條與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來和《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聯絡上了。當時的欄目還不叫《東方之子》，只知道是一個人物欄目，我的任務是去這個欄目當策劃，也就是幫助主持人設計一些問題，一起和其他工作人員進行人物分析。我不認為這很難，因為在幾年的報紙生涯中，我也採訪過好多人，再加上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副業，不可能把寶押在這個欄目上，因此心裏幾乎沒有什麼負擔。
　　時間很慎重，一個上午，他來找我，我給他拿了幾篇我過去採訪人物的文章，時間仔細看過之後，拍板，你來吧！
　　2月底，我去時間他們的大本營，當時他們一些人在北京亞運村的一座辦公樓裏租了一大套房子，為節目的開播作準備。大大的客廳被改造成演播室，兩張凳子固定了採訪人和被採訪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裏，很有點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這就是《東方之子》剛剛成立時的情景。
　　剛一進屋，時間把我介紹給大家，我的年齡在那兒擺著，和“策劃”這個職稱似乎有點距離，我看得出屋內人士臉上那種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在場，更是驚訝而直爽地喊道：轉了好幾圈，我以為找的是個老頭呢，原來把你找來了！
　　我並沒有感到尷尬，因為畢竟年輕還有些不知深淺，加上製片人時間和我談話的時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職責，也沒有把太大的工作壓力給我。
　　工作就這樣開始了，當時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報》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陸建華以及另外一位女學者，在他們的面前，我更是感覺到，我將把自己的服務工作幹好……就這樣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報社正常工作，晚上和週末與未來的東方之子們打交道，日子倒也過得充實。
　　
　　記不清是哪一天，時間找到我：“後天你出差去山東：採訪一個企業家，你做一下準備吧！”
　　我一時有點懵，什麼，我去採訪：沒有搞錯吧？
　　沒有，時間的態度很堅決，也沒有作什麼解釋就走了。聽了這個安排，當時組裏的攝像趙布虹倒是來了個預言：剛開始人們可能會不習慣你，不過你會慢熱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馬，但就在這一位又一位伯樂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電視路。
　　
　　在去山東的火車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對自己來了個設計：我要做一個不穿西裝的採訪人，至少領帶是不能係的。但計劃沒有變化快，到達山東濟南，採訪開始前，時間看到我一身休閒裝束，便臨時給我借了一件西裝，領帶也打了上去，當時瘦骨嶙峋的我終於穿上一個寬大的西裝，晃晃蕩蕩地開始了我的第一次電視機採訪。想休閒一點的夢想沒有了一個好的開頭，以後幾番掙扎幾番被領導訓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走上西裝革履之路，雖然彆扭，但一句“要對觀眾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設想。
　　由於《東方時空》節目將在5月1日正式開播，因此我這次到山東採訪的對像是濟南鋼鐵廠的廠長馬俊才，一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最初和電視的磨合於我不是問題，既然不懂電視我也就沒了鏡頭感、攝像機在哪兒的顧慮，攝像師跟我説：“你只管像平時一樣採訪，別的事由我管。”就這樣，我的第一個電視採訪完成了。
　　
　　在欄目開播前，要為自己的欄目設計一句廣告詞，當時沒有多少精雕細刻的時間，編導在機房外我在錄製間裏，現上轎現扎耳朵眼，第一句“濃縮人生精華”在我腦海中跳出的很快，大家也一致認可，而第二句就多少有些週折，一句一句地拋出一句一句地否決，直到“盡顯英雄本色”，大家才松了一口氣。於是從第一天節目播出起，“濃縮人生精華，盡顯英雄本色”這句《東方時空》欄目的第一個欄目廣告就開始每天和大家在早上見面。直到後來，隨著《東方時空》節目“平視”概念的增強，加上欄目廣告詞一句才最好，終於有一天，“盡顯英雄本色”這句話和觀眾告別，《東方之子》欄目和“濃縮人生精華”緊密為伴，這句話也成了欄目的一個標誌。
　　
　　那時的我自然也沒有太長的設計。1993年5月底，我接到製片人時間的電話，問我想不想調進中央電視臺，我沒太考慮就拒絕了。“做電視”是副業這種概念在我當時的頭腦中還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當時在廣播報，我正籌辦著一張新報紙《流行音樂世界》，報社內部也把這件事當成了重點，甚至創刊號各個版的內容和樣式都設計出來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專門為此開了會，臺長也講了話表示支持，在會上“高舉起流行音樂這面大旗”很給人一種振奮。能把自己的愛好變成自己未來的工作，對我來説自然是件快樂的事，欣喜之中，覺得自己電視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沒底，於是就拒絕了時間的好意。
　　但走進電視看來還是我的宿命，過後沒多久，已經呼之欲出的《流行音樂世界》在當時一種對流行音樂依然不屑的氛圍中，被某位領導判了死刑。寄託了我的熱情和理想的夢碎了。我立即有了萬念俱灰的感覺，好吧，走。這個念頭一齣來，最後走進電視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問過我，假如那張報紙辦下來，你和電視説再見不會後悔吧？我想不會的，一來人生沒有假如，二來每條路都會有不同的風景。走上辦報之路自然會依照另一種規則欣賞著路邊的景致，也會有掙扎，也會有快樂，也許今天的自己會在那樣的一條路上尋找到另一種成就感。
　　可最終，我還是成了徹頭徹尾的電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