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故事 施瑯篇

　　心繫台灣威震海疆 千古一將永垂青史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位威震海疆的獨眼將軍，他就是率軍討平台灣鄭氏集團，實現中國大一統的施瑯。今天請聽由畢福臣編寫、———播講的《台灣歷史故事》施瑯篇第十集：心繫台灣威震海疆 千古一將永垂青史。

　　上一集講到，清康熙二十二年，就是1683年，在朝廷一片棄臺聲中，施瑯經過仔細醞釀，深思熟慮，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單獨向朝廷上了著名的《恭陳台灣棄留疏》。他以力主固守台灣為宗旨，疾呼台灣“斷斷乎不可棄”，“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充分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維護國家大一統的思想。第二年，施瑯提出的駐軍台灣，設官治理的建議，最終成了清廷的決策，可是，此時施瑯也萌生了退意。

　　話説施瑯在得知朝廷最終作出了駐軍台灣，設官治理的決定以後，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感到無限的欣慰。他倒不是擔心會落得姚啟聖的下場，而是真的擔心朝廷會作出棄而不守的決策，不但讓自己的一番苦心付諸東流，更可怕的將來會“釀成大禍”。同時，已經六十有四的施瑯在欣喜之餘，也想到了“急流勇退”這句話。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寫到：臣“屢次俞旨專徵，極知深拂人意，災必逮身。茲島既平，臣職已盡，若早不引退，將來必為禍階”。施瑯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戎馬一生，長年征戰海上，僅澎湖海戰，雙方死傷將士萬餘人，深信因果報應的他，不免心有餘悸，現在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安度晚年，盡享天倫之樂，是他求之不得的事。然而，康熙皇帝對施瑯非常依重，不但認為討平台灣“施瑯之功甚大”，而且，他認為台灣初平，閩臺事務繁多，目前，還找不到第二個和施瑯一樣熟悉台灣情況的人。因此，對施瑯請辭的《奏疏》不但沒有準奏，而且，傳諭：“今台灣新附，海賊蕩平，該省近海地方應行事件自當酌量陸續施行，一切事宜可與將軍施瑯會商”，還特別指出“施瑯于沿海島嶼情形無不悉知”。可見康熙皇帝對施瑯的依重多麼的不一般。而施瑯也深感皇上的知遇之恩，仍以福建水師提督之職，鎮守廈門。

　　清廷統一台灣以後，確實面臨許多棘手的重大問題。首先當然是台灣的棄留問題，由於施瑯適時的上了《恭陳台灣棄留疏》，他的真知灼見撥動了康熙實現國家大一統的心弦，也在許多大臣心中産生了共鳴，所以這一問題得以順利解決，應該説這是施瑯繼討平台灣之後，為國家和民族立下的又一大功，其意義絕不亞於收復台灣。

　　清康熙二十三年，就是1684年，正月二十七日，在康熙皇上作出永守台灣的決策的同時，他還根據議政王會議討論的結果，作出了另一與台灣有關的重要決策，那就是“凡明朝後裔及偽官人等，安插直隸、河南等省，但鄭克塽、劉國軒、馮錫范、陳允華，乃賊中頭目，不便安插外省，應將伊等近族家口，俱著遣來，編入旗下”。在福建具體負責處理這項事務的蘇拜，主張把他們一併“移往畿輔、山東、山西、河南諸省”。施瑯在徵臺時就十分重視對鄭氏以及官兵的安置問題，，當他得知這一消息以後，權衡利弊，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移動不如安靜疏》。

　　施瑯在《移動不如安靜疏》中指出：把鄭氏投降人員移駐各省，無異是一種益加擾民的做法。他認為“若一行移駐，其間有眷口者不少，無眷口者亦多，遠涉長途，不堪艱瘁；逃匿生患，所不能無。況……沿途搬運，百姓有策應人夫之苦；經過郡縣，官吏有備給口糧之費；所到地方，有動撥民房之擾；開墾耕作，有應給牛種農具之資。又是一番苦累” 。施瑯主張如此勞民繁費，不如就近安插，達到“移動不如安靜之為得也”。施瑯的這一意見既有利於穩定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軍民的人心，又能為清政府節省大量財力、物力、人力，自然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採用。於是，康熙皇帝下旨，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僅把鄭克塽、劉國軒、馮錫范、明裔朱恒等人令其進京，其餘投誠人員回原籍、受職、入伍、歸農，各聽其便。這不僅使廣大的台灣民眾免出了搬遷之苦，而且對當時海峽兩岸的社會安定産生了積極的作用，確實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善舉。從中也可以看出，施瑯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不僅有對國家高度負責的愛國之心，也充滿了愛民之心。

　　清康熙二十三年，就是1684年，清廷在台灣設一府三縣，隨著朝廷派往台灣的官員陸續到任，請政府在台灣面臨的另一問題，就是賦稅該如何徵收？鄭氏政權後期，一切軍、政費用皆取自台灣，民眾賦稅難免過重。蘇拜在主持會議討論對台灣的賦稅徵收時，所議數目與鄭氏時期相差無幾。施瑯在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想朝廷上了《壤地初辟疏》，指出台灣在鄭氏時期，“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料”。現在台灣回歸後，“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如果再按原額徵賦稅，萬一百姓負擔不起，能“保不釀成地方之禍階乎？……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他進一步指出：“臣前之所以議守此土者，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蓋熟察該地屬在東南險遠海外之區，關系數省地方安危。既設官分治，撥兵汛防，則善後之計，宜加週詳”。他建議免除或減低台灣賦稅，使四民樂業，億兆歡戴。

　　在施瑯的建議下，清康熙年間，台灣賦稅上等田每甲徵粟八石八斗，園四石，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厘，遠低於鄭氏時期，也低於內地。使台灣人民深得實惠，在其後短短的十幾年中，台灣經濟迅速，文化教育事業蓬勃興起，推動台灣走上了與大陸同步發展的軌道。

　　從施瑯對台灣的一貫態度和主張上看，無論是在征討、棄留問題上，還是在善後、治理問題上，他都能夠高瞻遠矚，深思熟慮的為謀國家的安危，求百姓的樂業，向朝廷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言，並且身體力行，當屬那個時代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施瑯率軍討平台灣以後，是否開海通洋成為當時朝廷內外議論的又一重要問題。清政府為了防禦台灣鄭氏，自清順治十三年以來，就是1656年，長期實行海禁政策。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五省沿海居民被迫內遷三十到五十里，他們失去了世代居住土地家園，許多人家流離失所，四處奔波，遭到了極大損害。不僅如此，沿海各省還派駐有大量的軍隊，以防鄭氏軍隊侵擾。

　　施瑯收復台灣以後，清廷下令沿海各省大批裁減軍隊，以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駐台灣的一萬名軍隊由福建省派駐，並沒有增加新的兵力。同時，才有條件徹底解決海禁問題。朝廷派往各省開放海禁的大臣，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清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內閣學士石柱回京奏報説：“臣奉命往開海禁，閩、粵兩省沿海居民，紛紛群集，焚香跪迎。皆雲，我等離去舊土二十餘年，毫無歸故鄉之望矣，幸皇上神靈威德，削平寇盜，海不揚波，我等眾民得還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獲，樂其生業”。後世有人認為，施瑯收取台灣為清朝形成康乾盛世提供了重要前提，這種看法不無道理。

　　清朝統一台灣以後，為恢復自明末以來中斷的海上貿易，清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皇帝傳諭大學士等官員：開海貿易，可以“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各省俱有裨益”，敦促儘快開展海上貿易。同年在福建泉州府所屬的廈門港設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關——叫閩海關。第二年在江蘇、浙江、廣東也建立起海關，海上貿易從此蓬勃發展起來。

　　施瑯作為封疆大吏，鎮守廈門，看到這種情景，當然是十分高興的。同時，一向深謀遠慮的施瑯，針對開海，向朝廷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海疆底定疏》，他認為：“四海開禁，船隻出入無禁，思患預防，不可一日廢馳”。指出：“蓋天下東南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地之為患也有形，易於消弭；海外之藏姦也莫測，當思杜漸”。他接著向朝廷提出在開海的同時加強對海上貿易的管理，施瑯寫到：“此時內地人民，姦徒貧乏不少，弗為設法立規，節次搭載而往，恐內地漸見日稀”。“更考歷代以來備防外國，甚為嚴密，今雖與其貿易，亦須有制，不可過縱。……誠為圖治長久之計”。有人具此認為施瑯這是限制海上貿易的發展，其實，這正是施瑯為寧海靖疆，保障沿海數省展界成果不遭破壞而採取的一種穩妥措施。他説：“安不忘危，利當思害，茍視為己安己治，無事防範，竊恐前此海疆之患，復見不遠”，是很有遠見的。

　　施瑯不僅為討平台灣，留守台灣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祖國海防的安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從收復台灣到清朝中期，我國東南海疆海不揚波，外國侵略勢力不敢窺視，海峽兩岸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施瑯之功是不可磨滅的。清朝人王熙，在讚揚施瑯的歷史功績時説：“百年逋寇，不旋踵而滅。濱海居民，復生産者，亡慮數百萬。舟師估舶，連檣于萬里之外，揚帆往來，若履戶庭。遐方寶貝，麇至鱗集，魚鹽蜃蛤之利，充溢閭閻”。把施瑯討平鄭氏，海禁解除，沿海居民安居樂業，海上貿易繁榮的景象描寫的淋漓盡致。如果説這就是清朝人對康乾盛世的具體記述，應當是事實記錄。那施瑯收復台灣，力主守衛台灣，對産生康乾盛世的直接影響，當然是功不可沒的。

　　俗話説；“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施瑯的一生中也不是沒有瑕疵，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施瑯的恃才傲物構成了他鮮明的個性，早年在鄭軍中，因恃才而倨，與鄭成功之間由小隙，而釀成反目。收復台灣以後，倍受康熙皇上賞識，他也居功自傲，行事好勝，就連福建巡撫也每事曲從，與陸路提督萬正色“佯為和好，陰相譖嫉，甚為不睦”。康熙二十五年，施瑯在泉州天地春公地，準備把康熙皇帝御書所賜“忠勇性成”的匾額建成碑亭，以此炫耀地方。後為康熙皇帝所知，傳旨禁止。但是，瑕不淹玉，對施瑯甚為了解的李光地就説：“施雖驕，然生來傲骨，非造作也”。施瑯的一生功勳卓著是不爭的事實，而他和康熙皇上之間明君與明臣之間的關係更是成為後世的美談。

　　清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召施瑯進京陛見，這一次施瑯進京和十幾年前那次進京是大不一樣的，那一次他是抱著忐忑不安的報國之志進京的，而這一次他是威震海疆的皇上寵臣進京的，沿途官吏和百姓莫不想見這位威震海疆的獨眼將軍。一路上受到的款待不在話下。

　　康熙皇帝在施瑯晉見後，不但賜宴，還在乾清宮單獨召見，君臣之間有一段開誠布公的談話。康熙皇上説；“三藩”平定之後，“惟有海寇遊魂潛據台灣，尚為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爾果能竭力盡心，不負使任，奮不顧身，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余，此誠爾之功也”。他還告訴施瑯；“朕深知爾，待爾甚厚”。這些話聽起來似有安撫之意，但是，從康熙任用施瑯徵臺，到破例批准他專徵，不能不説是對施瑯格外的器重和信任。施瑯也坦誠的向皇上説：“閩中實臣桑梓，臣無不加意撫綏”。而康熙對施瑯也不是什麼問題都遷就，在這次談話中，康熙皇上還語重心長的對施瑯説：“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朕亦頗聞之，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不疑，況天下已平，反疑爾勿遣耶！今令爾復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終，皆由未能敬慎之故，爾其勉之！更須和輯兵民，使地方安靜，以副朕愛兵恤民並保全功臣至意”。康熙皇上不愧是一代明君，這一番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令今人讀來也發人深思，引以為戒。

　　可以想見，康熙皇上這番推心置腹的談話，對施瑯心靈上的觸動是很大的，使他從以往的勝利中冷靜下來。為了“保全功名”，不負皇上的厚恩，不給別人留下口實，施瑯反回廈門任上以後，在“寬以蒞眾，嚴以束兵”之餘，更加注意維護其儒將風采，並積極參與地方的文教公益事業建設，與同僚的交往也日趨密切合協。

　　施瑯晚年，在公余之時，還忙於著書立説，為後人留下了記述他討平鄭氏，收取台灣史實的兩部著作，一部是《平南實錄》四卷、一部是《靖海記》兩卷。以及一些詩文、碑記等。至今在福建泉州清源山清源洞還有施瑯的金石題刻：海靜分明水月，山高咫尺神仙——郡人施瑯題。

　　清康熙三十五年，就是1696年3月，施瑯在任上病逝，享年七十六歲。康熙皇帝聞訊後，為之震悼，傳旨，命地方“予祭葬從厚，加贈太子太傅，謚襄壯”。後世有人稱施瑯為“襄壯公”即源於此。康熙在《敕建碑文》和《諭祭文》中，給予施瑯極高的評價，稱讚他“才略夙優，忠誠丕著”，“果毅有謀，沉雄善斷”。又説施瑯“能祗遵朕訓，保有命名”。有司亦于福州、泉州、台灣等地立祠祀于文廟。

　　施瑯的一生有功於國家，有功於民族和人民，不但朝廷給了他極高的評價，當時的社會各方和後世也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尤其是福建和台灣。時人稱頌施瑯“今瀕海數千里桑麻被野，煙火相接，公之力也”。“閩中紳士軍民聞公薨，皆巷哭失聲，群立祠，歲時祀之，尊為明神”。至今閩南各地紀念施瑯的牌坊、祠堂、碑文仍比比可見。

　　泉州人陳千鶴以他的親身經歷表達百姓對施瑯的讚譽，他説：“自癸亥歲將軍蕩定台灣，請於朝，遷民悉復其業，親婭相率，始辯舊基，認故畝，以耕以鑿，……謂向日遷界之苦，余所親見，今日換界之樂，余又親見。大哉將軍之功，可銘閩山而不朽，……微將軍平海，吾等無以安全于永久也。

　　施瑯收取台灣，行“善後之計” ，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功在當時，受益今世，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而流芳百世的豐功偉績。施瑯病逝的消息傳到台灣，台灣軍民十分懷念他，為他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在《靖海將軍侯施公功德碑記》上是這樣寫的：“……迨夫誓師銅陵，首戒妄殺，至若陣傷浮獲，悉為療藥，縱使還家。蔡人吾人，出自真摯，故臺人齊心而納款焉。降幡既受，兵不血刃，元黃壺漿，歡呼動地”。又説：“然臺去內地千里，戶不啻十萬，或欲一朝議棄，……是以力請於朝，籍為郡縣；此有功於朝廷甚大，有德于斯民甚厚！……而流芳奕世矣” 。施瑯如果地下有知，台灣民眾如此愛戴他，一定是含笑九泉。施瑯一生，心繫台灣威震海疆，可謂是，千古一將永垂青史。

　　聽眾朋友，台灣歷史學者郭廷以先生在《台灣史事概説》一書中，對施瑯是這樣評價的，他説：“從國家統一的觀點來説，則為一位功臣。而其力爭台灣之不可棄，則於民族國家均有功。否則……漢人流血流汗所經營開發的台灣，勢將與祖國分離”。這是對施瑯統一台灣、留守台灣，公正、客觀的評價。我們就用這一段話，結束《台灣歷史故事》施瑯篇的講述。謝謝你的收聽，再會。

責編：淩微 　來源：中國廣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