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故事 施瑯篇

　　君命在身加緊練兵 為求勝爭得專徵權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位威震海疆的獨眼將軍，他就是率軍討平台灣鄭氏集團，實現中國大一統的施瑯。今天請聽由畢福臣編寫、———播講的《台灣歷史故事》施瑯篇第五集：君命在身加緊練兵，為求勝爭得專徵權。

　　上一集講到，施瑯在清康熙七年，就是1668年，到了京城北京。由於當時的各種原因，施瑯被任命為內大臣。朝廷不再提武力攻臺的事，處於苦悶中的施瑯臥薪嘗膽十三年，一面潛心讀史，總結自己一生的經驗教訓，修身養性，增進學識；一面結交朝野賢達，關注臺海局勢變化，為自己的復出創造條件。終於在清康熙二十年，就是1681年，由內閣大學士李光地和福建總督姚啟聖，向康熙皇帝大力舉薦，使施瑯重新獲得康熙皇帝任命，再次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銜。命令他返回福建，相機進取台灣。

　　話説施瑯出京時的心情，和在京時的心情那是大不一樣的，儘管他是壯年入京、垂老回，這時侯已經年過六旬，但是壯志未酬的報國情懷激勵着他；康熙皇帝的信任鼓舞着他；大力舉薦自己的人的期許鞭策着他；一場空前的海戰等待着他；一種迫切的使命感在施瑯的心中油然而生。

　　施瑯深知自己的復出是多麼的不易。清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皇帝與內閣大學士會議後，果斷決定：利用鄭經新亡，鄭軍必然軍心渙散，乘機攻取澎湖、台灣。“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方針確定以後，由誰來擔當攻臺主帥成為最關鍵的重要問題。本來時任福建水師提督的萬正色是朝廷徵臺的第一人選。萬正色曾率清軍水師在洞庭湖大破吳三桂的水軍，到福建後又率水師連克鄭軍沿海諸島。連康熙皇帝對萬正色都“仗他有本事，委以重任”。可惜萬正色在內湖和沿海作戰勇敢，卻不敢到遠海，曾上奏“台灣斷不可取”，稱鄭軍將領劉國軒“智勇不可擋”，説“徵臺有三不可行”，一曰鄭氏“十年生聚，十年教養，況於數十年之積寇乎”；二曰，“汪洋萬頃之隔，波濤不測之險”；三曰，“彼船隻堅牢，水務精熟”。康熙皇帝看出萬正色畏服賊將，“見其不能濟事”。已經歷經風雨磨練、走向成熟的康熙知道平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帥必須是“才略優長，諳練軍事不可”，他這才決定另外選將。

　　當時在朝廷內，部分朝臣以施瑯與鄭氏有舊，説他“去必叛，”，“不可遣”反對任用施瑯。這些朝臣的意見康熙當然是知道的，為了慎重起見，康熙皇帝曾兩次徵詢李光地對徵臺人選的意見，第一次李光地就舉薦施瑯，他對康熙皇帝説；施瑯“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詳細，海賊甚畏之”。這裡李光地所説的海上指的就是台灣，海賊指的鄭經等人。康熙第二次就“命將”的問題，再次徵詢李光地意見時，李光地回答説：“計量起來還是施瑯”，他列舉施瑯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還有謀略，為海上所畏”等理由。這令康熙皇帝想起三年前，姚啟聖奏請重建福建水師，在當時為選調福建水師提督人選時，姚啟聖所推薦的人就是施瑯，他在奏折中曾經用了“近省鄉紳、貢舉生員、文武兵民、黃童白叟、萬口同聲，皆知其，指施瑯，堪任水師提督也”。只因當時傳聞施瑯有子侄在鄭軍中任職，沒有人敢力保施瑯。後來經姚啟聖親自調查，得知施瑯子侄本私下歃血為盟，圖謀刺殺鄭經，不料事情敗露，反而兩家共七十三口人全被鄭經處死。施瑯與鄭氏有深仇大恨是無疑的，李光地的力薦，加上康熙皇帝平時對施瑯的觀察了解，終於力排眾議，毅然決定重用施瑯。

　　那一天，在文武百官齊聚的大朝上，康熙皇帝親自下諭：“原任右都督施瑯，係海上投誠，且曾任福建水師提督，熟悉彼處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與將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尅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台灣”。已淚流滿面的施瑯跪在地上，只説了三個字：“臣領旨”！就再也説不出話來。

　　從施瑯的復出，可以看出康熙皇帝算得上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別的不説，單單從他敢於重用一位已經六十開外的老人，擔當攻臺主帥，就可見其用人真是不拘一格。而李光地在皇上面前，敢於不避與施瑯同鄉之嫌，堅持大膽舉薦施瑯，也是一位為國舉賢不遺餘力、光明磊落的人。施瑯因此對康熙皇上和李光地不僅心存感激，而且抱定此戰必勝的心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一路上施瑯思前想後，心潮起伏，他無心再去欣賞那沿途的風光景色，快馬加鞭，的趕往福建。

　　這一年的十月初六，施瑯就到達廈門，途中在福州僅停留一天，與福建總督姚啟聖、改任陸路提督的萬正色等人商討完徵臺事宜，旋即趕往廈門前線。身負重任的施瑯，在廈門可以説是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的做著攻取台灣的準備。他一面整船造艦，監工製造軍械、器械；一面練兵，親選將領。為了制定正確的攻臺方案，必須對敵瞭如指掌，他不但派心腹密探潛往台灣蒐集鄭軍情報、策反鄭軍將領，還從鄭軍投降人員那裏詳細了解鄭軍在台灣、澎湖的軍力部署、鄭氏集團的動向，以及民心動態等。最讓人想不到的是，施瑯竟然僅帶領兩隻船少數人，冒險深入到澎湖水域，親自偵察那裏的港口、地形、鄭軍的防禦設施、能力等。施瑯又命人用米將澎湖三十多個島嶼製成模型，各島位置、港口、地形地貌一目了然，相當於現代軍中用的沙盤。他還具體向將士演示，“如此進港、如此泊船、如此進戰”，真是一絲不茍。不難看出，施瑯是真的接受了前兩次進軍台灣失利的教訓，他要作到“知己知彼”，萬無一失。

　　俗話説，“強將手下無弱兵”。施瑯根據台灣鄭軍不過兩萬之眾，平時分南北兩路分在駐地屯墾，實際能投入戰鬥的兵員不過萬人，確定徵臺軍隊以兩萬人足矣，但必須是精兵強將。在挑選攻臺隨徵將領時，他認為“選任將領，疇堪前矛，疇堪後勁，必其經歷戰攻，身先士卒，夙有成效者，乃堪委任”。就是説擔當將領的人必須是經過實際戰爭考驗的人，在戰鬥中能衝鋒在前，退卻在後，身先士卒，有戰績的人。施瑯這一選將標準，在當今看來也是實用的。他不但制定標準，而且親自過問，所用辦法也極為特別。那一天為了確定先鋒人選，施瑯將眾將召集來，把獎勵先鋒的銀錠擺在當面，然後他宣佈對擔當先鋒者的要求、條件和獎勵。最後施瑯指着那些銀子説：“誰敢為先鋒者，領取”。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結果由一向以作戰勇猛的藍理奪得先鋒印。施瑯的這一選將的作法，公開、公平，頗為類似現代選用人才的競爭機制。可見施瑯雖然年過花甲，但是思維極為活躍，為了保證對臺一戰的勝利，在如何用人上也是絞盡腦汁。後來的事實證明，施瑯所選的將領確實各個勇猛善戰，人盡其才，在徵臺戰鬥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

　　施瑯不但重視選將，也注意選卒，他將“慣海者撥為舵梢，慣戰者練為戰兵”。同時，施瑯親自統帥舟師官兵在海上操演進退，使將士們能熟悉海上各種風濤，強化渡海作戰的能力。他還將各艘戰船上將領的姓氏標在旗幟上，讓人一目了然，即便於他指揮調度，同時，無形中激勵各船將士奮勇當先。

　　為了鼓舞士氣，消除將士的畏敵心理，施瑯針對萬正色提出的攻臺“三不可行”，提出了自己總結出的“三勝之道”與之針鋒相對。他説：“我朝廷新平三藩之福氣，一也；吾以天下之財賦，彼以區區之一隅，二也；以我之眾百倍於彼，三也”。施瑯不是單純從軍事角度，而是從清朝平定“三藩之亂”以後，全國大局已定的有利政治形勢，以及國家強大的物質基礎作後園和軍事力量三方面，得出自己的必勝之道。作為清軍徵臺統帥的施瑯，對於當時台灣海峽兩岸客觀形勢的透徹了解，使他對平定台灣鄭氏集團充滿信心，頗有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風采，令人嘆服。難怪大學士李光地曾對人説：“人論本朝之將，以趙良棟、施瑯並稱。今觀之，趙雖禦下亦有恩威，臨事亦有機智。若論能攬天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瑯”。

　　施瑯在廈門一面選將練兵，修船造艦；一面加緊制定攻臺具體方案。經過周密考慮，施瑯堅持早在十三年前提出的先取澎湖，後取台灣的戰略。他認為鄭氏之所以敢與朝廷抗衡，拒不接受招撫，全賴海峽天塹，以為朝廷沒有能力攻臺。如果先攻取澎湖，等於向鄭氏集團宣告：汪洋不足賴！使其消除僥倖心理，再對其或撫或剿，都處於有利地位。施瑯深知澎湖乃台灣四達之咽喉，外衛之屏障，佔據澎湖對台灣就形成了大軍壓境的有利態勢，必然引起台灣軍心動搖，瓦解鄭氏集團的意志。施瑯之所以堅持先攻佔澎湖，還因為他清楚的知道清軍要橫渡二、三百里的台灣海峽，到台灣島與鄭軍直接作戰，就要長途奔襲，而鄭軍以逸待勞，自己就會處於不利地位，此乃兵家之大忌。況且海上風浪難測，十多年前兩次出師不利的事，至今令他記憶猶新，而澎湖恰處台灣海峽之中，行程過半，清軍省時省力即可和鄭軍接戰，勝算要大得多。

　　施瑯選擇首攻澎湖，還有想到更深處的一些因素，首先是他清楚這次與鄭軍必然是一場惡戰，非一時一戰即可解決，屆時在汪洋中泊船談何容易，而在澎湖只要取下一、二島就可以泊船，以利再戰；其次是攻佔澎湖以後，可以將其作為基地，修船、補充兵員、給養，休整以後，侍機再攻取台灣，又是精銳之師；最後是從台灣獲得的情報表明，鄭軍鎮守澎湖的將領恰是被萬正色視為“智勇不可擋”的劉國軒。施瑯對劉國軒的才能、性格是很了解的，因為施瑯在福建同安任清軍總兵時，劉國軒是他手下的一名千總，當時施瑯就很看重劉國軒的才幹，有人評價説，如果是下棋，唯一能與施瑯過招的人就是劉國軒。施瑯認為兩人的智力相當，正因為如此，如果打下澎湖，劉國軒或死或敗，台灣可以不戰而下。反之，如果換了別的人守澎湖，即使敗了，劉國軒也不會服氣，到台灣時也必有一戰。施瑯的這些分析，不僅基於對劉國軒文韜武略的了解，還因為他掌握了在台灣鄭經死後，鄭氏集團的大權旁落在馮錫范和劉國軒手上，馮錫范主內，而劉國軒把握着軍權。一旦把劉國軒打敗，台灣唾手可得。所以施瑯戰於澎湖，而不戰從於台灣本島，可以説是“識天時利害、地理向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非常英明的決策。施瑯不愧是清康熙王朝時傑出的軍事家。

　　施瑯攻取台灣的軍事準備在緊羅密鼓的進行中，到了清康熙二十一年春，就是1682年，他已經在考慮出征的時機了。當他從經常往來於福建和台灣之間的商人陳昂處了解到，每年台灣海峽吹西南風時，特別是在夏至前後二十余天裏，澎湖海域通常都風平浪靜，從大陸東南進入澎湖最方便，等到吹北風、西北風時從澎湖往台灣順風、順水。施瑯想起自己早年兩次出征都遇颱風，無功而返的教訓，這才恍然大悟。作戰不僅要知己知彼、知地，還要知天。他決定利用西南風時進攻澎湖。

　　經過半年的選將練兵，修船造艦，諸事已備，施瑯正準備利用西南風盛行時進軍澎湖。恰在這時，施瑯和福建總督姚啟聖在進軍時機、路線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姚啟聖在福建多年，也是對台灣鄭氏主張以剿為主的代表人物，他堅持選在北風時節發兵，由自己和施瑯同時分別率軍攻打台灣和澎湖。施瑯離京時，康熙皇帝的聖諭確實是要施瑯“同福建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尅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台灣”。當時任福建巡撫的吳興祚本來是一個主撫派，現在也附和姚啟聖的意見。施瑯知道歷史上許多戰例，不是失敗於敵強我弱，而是失敗在將領之間相互掣肘，互相扯皮，而貽誤戰機。在這種雙方各不相讓的情況下，施瑯不得不向康熙皇帝上了《密陳專徵疏》，請求專徵台灣，也就是軍事指揮由他一人獨自決策。施瑯在奏疏充分陳述了利用南風出征進討的理由，指出台灣海峽“夏至南風成信，連旬盛發，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聯合齊發，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逆賊縱有狡謀，斯時反居下風下流，賊進不得戰，退不能守。澎湖一得，更知賊勢虛實，直取台灣，便可克奏膚功”。施瑯認為姚啟聖“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長”。因而建議朝廷讓姚啟聖“駐廈門，居中節制”，而由自己“專統前進”。

　　爭取對臺用兵專徵權其實是施瑯自早年兩次徵臺失利時，就得出的教訓之一。但是，他以一個提督的身份，將一向有剿撫業績的封疆大臣巡撫、總督等排除在外，極容易讓人誤解成是在爭權，甚至於讓人懷疑有野心。幸虧他遇到了一代明君，康熙皇帝能體察到施瑯看似過分的要求實有其合理的、為求勝利的實質，於是，調整了原來的旨意，同意巡撫吳興祚“不必進剿”，不久又將其調任兩廣總督。着令姚啟聖“統轄全省兵馬，同提督施瑯進取澎湖、台灣”。皇帝那是金口玉言哪，説出去的話那能改嗎？康熙皇帝還真的就改了，而且在這件事上一改再改，直到最後滿足了施瑯的要求。正是康熙的這種從善如流的作為成就了施瑯用武力討平台灣的夙願。

　　康熙皇帝的這一道聖諭雖然滿足了施瑯的一部分要求，但是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到了這一年五月，施瑯見船隻齊備，便請姚啟聖移駕銅山，以便乘西南風進取澎湖，不料姚啟聖仍堅持北風時進兵，施瑯力爭了十多天，姚啟聖不為所動，雙方較上了勁，結果進剿的事的就被耽誤了。就在這時，朝中有些人以“風信不測，進退為難”，“澎湖險遠，賊負固據守，難以猝拔”為由向康熙進言，“不可冒險進軍”。康熙一時也拿不準主意，於是，給姚啟聖、施瑯下了一道諭旨：“進剿海寇，關係重大”，“務將海面形勢，賊中情狀，審察確實”。顯然，康熙對這一戰十分關心，務求必勝。施瑯於七月又上了《決計進剿疏》，再度重申利用西南風進剿的理由，並報告他曾於六月間派遣部將率兵駕船往探澎湖，來去無阻的情況。同時報告，“已挑選精兵兩萬有奇，大小戰船三百號，盡堪破賊”，並請“勿限時日，風利可行，臣即督發進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施瑯知道這是他實現平臺夙願的最後機會，他在奏疏中説：“臣丁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尚堪報稱。今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為，後恐更無擔當之臣，敢肩渡海滅賊之任”。其報國之心，讓人心悅誠服。為了堅定康熙統一台灣的信心，從而獲得有力支持，他向康熙皇上立下軍令狀説：“事若不效，治臣之罪”。施瑯的赤膽忠心和勝算在胸的氣度，終於讓康熙皇帝在這一年十月下達了：“施瑯相機自行進剿，極為合宜”的諭旨。施瑯獲得了對臺作戰專徵權。

　　欲知獲得對臺作戰專徵權的施瑯是如何攻取台灣的？請你明天接着收聽本台的《台灣歷史故事》施瑯篇第六集。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