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故事 施瑯篇
十三年裏臥薪嘗膽 終於再次奉旨徵臺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位威震海疆的獨眼將軍,他就是率軍討平台灣鄭氏集團,實現中國大一統的施瑯。今天請聽由畢福臣編寫、———播講的《台灣歷史故事》施瑯篇第四集:十三年裏臥薪嘗膽,終於再次奉旨徵臺。
上一集講到,在清廷和鄭經的兩次和談破裂以後,施瑯及時的給朝廷上了兩份奏折,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攻臺策略,主張用武力蕩平台灣。可是在當時,施瑯的這些遠見卓識不僅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反而被某些人譏諷為“喜功好事”,“欲報私仇”。掌握着朝廷實際大權,以鰲拜為首的一些人,則以“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馳驅制勝,計難萬全”為理由,根本沒有把施瑯的奏折放在眼裏,又怕他在福建妨礙朝廷與鄭氏的談判,就以“詢方略”為名,將施瑯召入北京。
話説清康熙七年,就是1668年,施瑯到了京城北京。出乎施瑯意料之外的是,朝廷並沒有再徵詢他的攻臺策略,而是任命他為內大臣。這內大臣純屬閒職,按清朝當時的制度,除了按時上朝外,沒有什麼太多事務性的事情要做。這對大半生打打殺殺的施瑯來説,起初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他無心去欣賞那美麗的皇家園林,也沒有心情去逛那繁華的前門大柵欄,整天悶坐在福建會館裏。他想不通朝廷調他進京來作什麼?直到後來聽説朝廷拆撤了福建水師,大小艦船具毀,降清的原鄭軍將領都被分發到內地各省去屯墾,以顯示無意對臺用兵,展現和談誠意。施瑯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怕他在福建礙手礙腳,不利朝廷與鄭氏和談。然而,施瑯心裏清楚,鄭經不過是借與朝廷談判,討價還價之機,鞏固自己在台灣的權勢,憑着海峽天塹,只要朝廷不對臺用兵,他就可以偏安台灣。想到此,施瑯仰天長嘆,殺父害弟之仇何日能報!直到幾個月以後,他的家眷也被接進京城,託人在景山後街買了一處舊宅子,添置了幾件舊傢具,總算安了個家,心情才稍微好些。
負閒在京的施瑯其實並沒有閒着,俗話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以群分,物以類聚” 。施瑯整日裏在朝中走動,免不了要和那些王公大臣們打交道,有讓他敬佩的,也有讓他厭惡的,時間一長,他已經結識了不少親朋好友,上自內閣學士富鴻基、李光地,下至內廷侍衛吳啟爵等人都成了他的摯友。後來還和富鴻基成了兒女親家。和李光地因為又是福建同鄉,兩人交往也日深。施瑯佩服李光地安國興邦的滿腹經論,李光地也很欣賞施瑯的性格和一些攻敵策略。隨着兩人的交往密切,了解加深,李光地深為施瑯情係台灣,志在攻取所打動,大服其謀略。他稱讚施瑯“素不多言,言必有中”,“説出幾句話來,果然有精彩,也非尋常”,“説出一句,便有一句用處”。一個人講話能得到內閣大學士李光地如此讚美還真是不多見。以至於數年後,李光地敢在康熙皇帝面前極力推薦施瑯挂帥徵臺,一了他的心願。吳啟爵雖然僅是內廷一名侍衛,但此人極具外交才能,施瑯復出,奉命回福建率軍徵臺時,吳啟爵是他從北京帶回福建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在攻佔澎湖以後受施瑯派遣多次赴臺與鄭氏談判。這些都是後話,説明什麼呢?説明任何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都離不開朋友的相幫相助。正所謂“一個籬笆兩個樁,一個好漢兩個幫”。施瑯在京的十多年裏結交了許多有真才實學的人成為朋友,為他日後的復出,獲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一舉攻克澎湖,統一台灣,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依施瑯的性格,他是什麼事都不甘落在人後的,在京城時間久了,他發現自己除了攻敵策略,還能夠滔滔不絕的講出些頭頭道道以外,其他的學識和那些滿腹經綸的內閣大學士相比,確實相差不少,這促使他決心讀史。因為他知道史書是前人留給後世最寶貴的財富,前車之鑒,後人之師。施瑯少年時曾就讀私塾,天資聰明,只是後來棄文從武,一直戎馬倥傯,無暇讀書。現在正好有的是時間此不可以讀書,也可以靜下心來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所作所為,領悟人生真諦。守在京城,身邊又有那麼多大學士,要讀書那還不容易。很快一套二十一史擺在了施瑯的書案上,有人也許要問了,怎麼是二十一史呢?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西漢時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記載自傳説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共三千多年的歷史,以後凡正史均由後朝人修訂前朝史,這二十一史便是明朝嘉靖年間校刻的史書,在宋人所稱“十七史”外,再加宋、遼、金、元四史,合稱二十一史。
除了每天例行的上朝以外,施瑯的大部分時光是在翻閱史書中渡過的。幾十年的戎馬生涯,豐富的人生經歷,讓施瑯對於歷史上的人物、事件,經驗教訓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體認,一些名臣的事跡對他內心産生深深的觸動。施瑯常把自己的經歷和春秋時期的伍子婿相比,伍子婿的父親是楚國的大夫,楚平王七年他的父親和兄長被楚王所殺,伍子婿含悲逃往吳國,後來幫助闔閭奪得吳王位,伍子婿作了吳國大夫,整軍經武,國勢日強,不久攻破楚國,伍子婿鞭屍楚平王,以解殺父弒兄之仇。伍子婿這種鞭屍行為被司馬遷視為“無天道之極”,“怨毒之於人甚矣”,而伍子婿後來被吳王賜劍自殺,不得善終。歷史有時候往往就那麼相似,施瑯在歷史上找到了一個與自己經歷相倣的人,對舊主同懷深仇大恨,立志要給父親和弟弟報仇的施瑯,他該如何處理與鄭成功的殺父弒弟之仇?施瑯的內心受到的觸動可想而知。歷史就像是一面鏡子,施瑯終於有所感悟,這從後來施瑯率軍統一台灣以後,對鄭氏後人採取不殺,以禮相待,並且親祭鄭成功亡靈的事實,不難看出施瑯已經把個人報仇事小,國家統一安定事大放在了首位,處理的十分得體,比伍子婿採取的辦法明智的多、高明的多,這種虛懷若谷的心境,不能不説與他十多年的潛心讀史,靜化心靈有很大關係。
施瑯以知天命之年,還能夠認真讀史,舉一反三,吸取精華,反省自己,不能不讓人十分敬佩。連內閣大學士李光地都評價説,施瑯“朝退休閒,鑒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諸胸中,一時賢公卿習與交游,皆嘖嘖稱道有卻榖儒將風”。可見施瑯給人的印象已經判若兩個人。
施瑯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最佩服的人要算是唐朝的名臣陸贄陸宣公,他熟讀陸贄的一些奏折,愛不釋手。施瑯佩服陸宣公的奏議從不假人手,都是肺腑之言,言言切中要害,耿直犀利。陸贄在唐德宗在位期間曾任翰林學士,後來官至宰相。在陸贄的所有奏疏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對《奉天改元大赦制》的改寫,當時發生了四個藩鎮的節度使發動兵變,自封為王,首都長安為朱泚佔據,唐德宗倉皇逃往奉天,陸贄跟隨德宗皇帝左右。面對亂世德宗想通過更改年號和大赦來扭轉時運,陸贄認為赦書在國運危亡的關頭,赦書應當深刻自責,以獲得天下人的諒解,而中書機構起草的赦文四平八穩,缺乏誠意。在與德宗皇帝的幾番論爭後陸贄對赦文內容作了重大修改。一方面用嚴厲的措詞做深刻的反省和自責,另一方面對參與叛亂的人採取寬大政策。這篇赦書發出後在將士和平民百姓中産生了巨大的震撼,消除了人們對朝廷的怨恨,瓦解了叛軍的意志,半年後就收復了京城,全國趨於安定。
從這篇赦書中,施瑯看到了誠意可以感動上蒼,寬大為懷可以爭得人心向背,民可以浮舟,也可以沉舟的巨大力量。正是受到陸贄這篇赦書的影響,施瑯在日後率軍攻佔澎湖以後,採取寬待降兵,救治傷殘的政策,他還向台灣島內傳達了“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斷不報仇,不但不殺台灣人,若鄭家肯降,吾亦不殺” 的信息。頓使台灣鄭軍軍心渙散,人人思歸,施瑯率軍順利進佔台灣全島。他的這些作法與當年陸贄的赦書效應真可以説是異曲同工。施瑯從讀史中獲得了無窮的智慧和力量。
每個人都要在歷史的長河中走一趟,留下自己的足跡。施瑯在浩瀚的歷史記載中,看到許許多多對民族、對國家、對社會、對地方發展有過貢獻的人,成了流芳百世的千古人物,讓人永遠崇敬、懷念。而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則留下了千古罵名,讓人永遠厭惡、鄙視。前人之事,後人評説。施瑯心裏清楚,鄭成功終究會在將來的史書上留下一筆,其中必然要遷涉到自己,那麼自己要給後世留下一個什麼名聲呢?這是施瑯在讀史的時候常常縈繞在心頭的一件事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施瑯對自己將來留在史傳中的形象以及評價十分在意,他明白將來在有關史傳中會留下怎樣的記錄,都和自己現實中的一舉一動密切相關。施瑯在率軍攻佔台灣的時候,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報仇之事,只是他處理的十分得體。施瑯也許想過,如果為報仇在台灣大開殺戒,或者逼迫鄭氏走投無路去自殺了斷,自己可解心頭之恨,但這樣一來在某種程度上無疑成全了鄭氏,使他們一門有了忠臣孝子之名,而自己很可能就要背上殺害忠臣孝子的罵名。與其如此,不如忍一己之恨,保全自己和家族將來在史傳中的名聲和形象,此不更有價值,正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事實證明,施瑯的這種痛苦的選擇,顧全了大局,於國家與自己都有大利而無一害。很顯然,長期的讀史,使施瑯靜化了心靈,消除了暴烈之氣,在最終不殺鄭氏的問題上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也正是施瑯的可敬之處。
施瑯在京城期間,讀史之餘也常到福建會館走動,那裏是在京的閩籍人士齊聚的地方。泡上武夷山的大紅袍,聊起家鄉事,只有在這個時候,施瑯才能敞開心緒,傾訴衷腸。他的每次到來,人們都要不時的向他詢問有關對臺海局勢的看法,人人都知道琢公,就是施瑯,這是他的大號,人們習慣稱他為琢公,最不能釋懷的就是台灣,這到不僅僅是因為都知道施瑯與台灣的鄭氏有殺父誅弟的大仇,而是因為都知道琢公早就給朝廷上有《邊患宜靖疏》和《盡陳所見疏》兩份奏折,自有一套解決台灣鄭氏問題的辦法。那時侯,康熙皇帝還只有十幾歲,朝廷內主張對台灣採取招撫政策的人佔上鳳,施瑯是空有宏圖不得施展。每到這時候,談起平海方略,施瑯憑着長期海上征戰的經驗和對臺海局勢的了解,都如數家珍,指畫明悉,凡征戰事宜、台島氣候、潮汐、險阻要塞、鄭軍部署等等,瞭如指掌。可見施瑯在京期間,始終在關注着台灣鄭氏的一舉一動,凡福建到京人士他都要詳細詢問有關臺海往來的各種信息,用心可謂良苦。
施瑯在京供職期間,清朝邊疆局勢一度風起雲涌。清康熙十二年,就是1673年,發生“三藩叛亂”,那是已經降清,被封為藩王的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人發動的聯合叛亂。在台灣的鄭經應吳三桂、耿精忠之約,乘機率軍西渡大陸,重建金、廈根據地。福建各地再次陷入清、鄭之間的爭奪戰。時有福建晉江人士曾炳到京會晤施瑯,談起鄭軍在福建圍攻郡邑,東南一帶為之震動。施瑯感慨家鄉烽煙又起,生靈涂炭,聲淚俱下,歔欷扼腕,嘆曰:“逆之巢穴未毀,終成邊患”,這是施瑯早就料到的事。他説:“每念及此,寢食難安,一日未忘殲敵也”。可見施瑯在京期間時時刻刻心繫臺海局勢,唸唸不忘台灣問題的解決。
俗話説:“時勢造英雄”,歷史上任何一個英雄人物的出現都離不開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施瑯雖然早有討平台灣,統一中國之志,但是在當時的朝廷內部,主張對台灣鄭氏採用招撫策略的人佔多數,即使康熙皇帝在清康熙八年,就是1669年親政後,年僅十六歲的玄燁雖然很欣賞施瑯的平臺方略,對施瑯率軍收復金、廈大加褒獎,可是因為受到當時清朝沒有足夠的海軍,內地尚有若干股反清武裝未除,以及後來的“三藩叛亂”等因素牽制,在對臺用兵的問題上沒有採納施瑯的意見,對台灣鄭氏仍採用招撫政策,這大概也是施瑯在京期間精神苦悶的重要原因。好在施瑯是一個意志十分堅強的人,他不但沒有就此沉淪,反而一面潛心讀史,總結自己一生的經驗教訓,修身養性,增進學識;一面結交朝野賢達,關注臺海局勢變化,為自己的復出創造條件。施瑯,當時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能夠有這凡作為,正是他的可貴之處,讓人可親可佩。
從清康熙十二年到十七年,就是1673年到1678年的五、六年間,清軍和鄭軍福建閩南沿海展開多次戰鬥,雙方互有勝負。到後期鄭軍退回金、廈,憑海固守,與清軍形成隔海對峙的局面。清康親王傑書、閩浙總督姚啟聖先後多次派人招撫鄭經,勸説他退回台灣,許以澎湖為雙方通商地點。而鄭經深知離開大陸,不可能長期偏安台灣,所以就來了一個寸步不讓、寸土必爭,堅持必須以海澄為雙方的往來地點,致使談判都無果而終。
隨着“三藩叛亂”的逐漸平復,鄭經成了清廷的心頭大患。在對鄭經一再招撫失敗後,清閩浙總督姚啟聖奏請朝廷,從三個方面向鄭軍採取攻勢:在軍事上,重建福建水師,調在洞庭湖大破吳三桂的萬正色任福建水師提督,準備攻取金門、廈門;在經濟上,對福建沿海地帶重新實行“海禁遷界”將居民向內地遷十至二十里,對鄭軍實行全面封鎖;在政治上,除鄭經一人之外,對鄭軍大小將領、官員,以至士兵、平民,展開大規模的勸降活動。在這一連串的攻勢面前,鄭軍形勢越來越不妙。清康熙十九年,就是1680年2月,清軍連克海壇、廈門、海澄,鄭經在沿海各島被清軍收回,一敗塗地,僅帶一千余親隨退回台灣。這年底“三藩叛亂”徹底平息,清廷取得了在全國的統治地位,“康熙盛世”已經顯露出來。
施瑯從48歲進京,為了能實現討平台灣的夙願,可以説是臥薪嘗膽,等待時機,這一等就是十三年,直到61歲。那一年是清康熙二十年,就是1681年,清廷為謀求全國的大一統,在對鄭經招撫條件一再放寬,可以説是仁至義盡以後,鄭經為了自己小集團的利益,抱着“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的心態,仍然拒絕清廷的和談條件。然而,鄭經自福建撤回台灣不久,就一命嗚呼,台灣內訌又起。清廷看到了平臺時機的到來。
就在康熙選擇率軍進攻台灣的主帥時,由於內閣大學士李光地和時任福建總督姚啟聖的大力舉薦下,施瑯終於獲得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披福建水師提督的戰袍,加太子少保銜。命令他返回福建,相機進取台灣。臨行前康熙皇帝親自接見賜宴施瑯,這也是施瑯十三年裏第一次單獨面君。面對如日中天,年僅二十八歲的康熙皇帝,施瑯眼含熱淚詳陳平臺策略,對康熙的詢問,對答如流。最後,康熙語重心長的説;“平海之議,惟汝予同,願努力,無替朕命!” 。從這短短的數語中,施瑯已體會到康熙對自己的了解之深,期望之大,十幾年的含辛茹苦還算得了什麼?這一年的十月,施瑯風塵僕僕的趕回福建。
欲知施瑯怎樣率軍攻臺?請你明天接着收聽本台的《台灣歷史故事》施瑯篇第五集。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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