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楊陽 拍《記憶的證明》是我的宿命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5日 15:13)

　　中華民族一顆苦難的淚滴飄落在導演楊陽的眼中，那裏面充滿了透明的惆悵，這如同宿命般的相遇，讓楊陽有了一種打算———用眼淚去浸泡一齣戲，用心血去煲一個湯，這便是正在央視一套播放的電視劇《記憶的證明》。

　　這位語氣溫婉、性格柔和的女導演駕馭起一個反映中國戰俘和勞工受日軍殘酷壓迫的題材卻有著鬚眉般的大氣，言説的衝動使她站在了勇氣之中，像一棵肆意生長的大樹，她把枝丫一樣的個性和力量延伸到了人們的內心，帶領所有人去正視一段不堪回首卻又無可回避的歲月。

　　當她背起自己所寫的臺詞，依然是字字鏗鏘，足以驚醒行將忘卻的生靈：“如果有誰還有良心的話，就請你站出來，為我可憐的兄弟們做一個證明，他們的屍骨已經在異國他鄉的荒郊野地裏躺了50多年，沒有人掩埋，沒有人祭奠，而我已經是一個不久於世的老人，如果我死了，誰還能為他們證明？！”應著話語，楊陽眼中隱有淚痕，讓人看到了一個女人心中大大的悲憫。

　　■拍攝《記憶的證明》源於我內心拒絕茍且

　　記者：很多人可能都不會把《記憶的證明》和您的名字聯絡在一起，對觀眾來説，從4年前反映情感的電視劇《牽手》到反映勞工生活的《記憶的證明》是一個難以理解的跨度。

　　楊陽：其實在我的內心裏，《牽手》和《記憶的證明》是一脈相承的作品，當我面對它們時，我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它們是我一生中不可錯過的東西。在作品的製作過程中，兩者也驚人的相似，都經歷了一年多的劇本磨合、一年多的後期，兩個作品都為我的內心施加了沉重的壓力。

　　記者：您説的壓力是不是來自於題材上，比如，《牽手》是反映婚外戀，《記憶的證明》則涉及了政治等因素，在很多人眼裏，它們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難以言説的。

　　楊陽：有這個因素，比如，婚外戀是幾乎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很多人都有夜晚蒙在被子裏面偷偷流淚的經歷，但為什麼沒有一個作品把這個題材反映出來，把問題攤在陽光下面，讓善良美麗和虛偽醜惡暴露在一個開放的視線之中，讓我們共同思考、共同慰藉呢？如果選擇不言説的回避態度並不能掩蓋痛苦，也無法抹去淚水。

　　記者：您是很有勇氣的一位導演。

　　楊陽：在拍攝《記憶的證明》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演員稱讚我的勇氣。我想，我之所以拍攝這樣一部作品源於我內心拒絕茍且。《牽手》之後，我一直處於等待的狀態中，我把自己放置在冷板凳上，希望遇到一個讓我真正動心的劇本。那段時間，我真的很怕別人問我在做什麼，這樣的問題從上半年問到下半年，從前一年問到了第二年，我幾乎禁不住別人這種詢問的目光，要去隨便接一個劇本了。

　　記者：什麼樣的作品能讓您動心呢？

　　楊陽：讓我一生可以為之驕傲的作品，通過這個作品，我可以與素不相識的人、異國他鄉的人進行內心的交流。

　　記者：等待了這麼久，直到您看到了《世界沒有末日》這個劇本？

　　楊陽：我當時覺得自己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把自己空閒了那麼長時間，終於等到了一個值得傾盡心力付出的作品，我覺得這像是宿命一樣，我一直渴望拍攝一部戰爭題材的電視劇。有一次，我去夏威夷珍珠港紀念館，裏面有很多人在參觀，卻安靜得沒有聲息，每個人的面孔都非常肅穆，就像是參加親人或者朋友的葬禮，人們在音樂之中看著圖片，在終點處，走上一條船，這時候解説員會告訴你，還有哪艘軍艦在此沉沒。當時我有一種感覺，我覺得中華民族遭受到了更為慘烈的磨難，記憶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在無數同胞的亡靈面前，我們都肩負著沉重的責任。

　　■無意忘卻比篡改歷史更為悲哀

　　記者：《記憶的證明》是一部很別樣的戰爭題材作品，其中並沒有描寫兩軍的廝殺，而是以現代的一對戀人去追尋真相和過去時的蕭漢生的敘述中展開，這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楊陽：我更想反映那場戰爭中平民百姓的死亡。我曾經在旅順參觀過一個監獄舊址，那裏面有一些中國青年學生的遺照，讓我非常震撼，這些年輕的面龐就那麼消失了，所以，我也想多反映一些年輕生命的消亡，反映他們是如何有尊嚴、保留了自己人格後被日軍殺害的。劇中過去時的一部分就是這方面的內容，而我用一對年輕戀人來演繹現在時，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要展望未來比記住歷史更為重要，我試圖通過這對中日的年輕戀人來告訴觀眾，歷史也是與他們有關的，他們同樣要面對上一輩人的血債。我想，對於自己民族的痛史而言，他人的有意篡改固然可恥，但自己的無意忘卻是更大的悲哀，正視歷史，對中日兩個民族都是重要的。

　　記者：可否問一下您本人的主觀情緒在拍攝這部電視劇中有沒有轉變？

　　楊陽：有，可以説我用理性的反思代替了復仇情緒。在拍攝這部電視劇時，我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幫助，他們的敬業精神，他們對我的友好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在一點點調整這部電視劇的基調。我想，如果僅僅是一個描寫中日兩國恩怨的故事，就失去了今天的現實意義。在創作過程中，我越發感到，戰爭的加害方還是被加害方，如何去面對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用怎樣的態度去記憶，才能達到反思歷史。避免戰爭才是最終的目的。所以，在拍攝過去時的過程中，我甚至中斷了拍攝3個月，重新修改劇本，我覺得是一種理性的力量化解了仇恨，轉而用真心的悲憫慰藉死去的亡靈，用寬容之心面向未來。

　　■一個日本學生曾對我説“我覺得你拍這個很無聊”

　　記者：這部電視劇裏起用了日本演員，您當時挑選日本演員時有沒有受到“抗拒”？

　　楊陽：我是去中戲日本留學生中挑選的演員，當時他們並不知道我要拍的故事是什麼，所以一開始氣氛很熱烈，但隨著我把這個故事一點一點地告訴他們，他們就變得無聲無息，低下了頭，以至於我覺得自己根本就講不下去了。我最後很絕望地詢問他們誰願意來幫助我出演，其中一位學生，他之後在劇中出演書記官，他第一個舉起了手説：“我願意，因為我的中學老師希望我做對中國有幫助的事情。”我當時很受鼓舞，就順勢詢問了另一個看上去很善良的女孩子，她的話語卻令我啞口無言，她説：“我覺得你拍這個很無聊。”這句話被我當成了拍攝《記憶的證明》的一種激勵。還有一位叫三上的學生，他特別純凈，我非常希望他能出演角色，因為他看上去太善良了，但如果按照他的年紀，在戰爭中是一定要上戰場的，那麼他也會殺人嗎？一年之後，我們正式開拍，他非常守信用地跟我聯絡，出演了學生兵。

　　記者：當時你挑選了韓國演員演八路軍，也遭到了一些猜測甚至指責，現在《記憶的證明》已經播出，您怎麼回應這些輿論？

　　楊陽：當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覺得不需要解釋。但是今天，我想説的是，我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不純潔”的眼光去看這個戲，因為我一直抱定的態度是：不能輕薄歷史，特別是自己民族的痛史。今天，當我回想起與那麼多日本演員、工作人員和韓國演員裴秀彬一起工作的情形時，心裏真是非常感慨，他們給予我的支持與幫助是那麼溫暖而有力量，我們像一家人一樣齊心協力。在紀錄片《記憶的證明的記憶》中，你會看到這些，比如，時時跟在我身邊的兩個日本助理大村義宏和矢野直哉；比如，老岡田的扮演者川邊久造，他自己帶來了昂貴的和服以及拍戲用的小道具；矢野直哉甚至專程回老家取來奶奶多年珍藏的和服借給劇組，還有矢野浩二、武藤美幸……我覺得，他們做的很多事情已經超出了他們自己的職責，完全是以個人的名義在幫助我，我真的特別希望你能提到這些人的名字，當然還有很多中國演員，比如，段奕宏、李光潔、王寧、王偉光，還有製片人李功達、來自台灣的攝影師白瑋暉、林伯仁和幫我拍動作場面的導演吳家駘。啊……要感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記得在一個非常寒冷的深夜，大家又困又冷，誰也不想離開有暖氣的汽車，我看著疲憊不堪的演員們，很心疼他們，我説：“我知道大家非常疲勞、非常辛苦，我也知道你們的投入遠遠超出了你們所拿的酬金，我能做的就是跟你們一起做一個令大家值得驕傲的作品，這是我唯一能給你們的東西。”我清楚地看到，很多人的眼睛裏又重新燃起了光芒。

　　■我覺得自己為自己的民族、祖國和同胞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記者：在拍攝過程中，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的戲播出了，並不是如你所希望的那樣受人關注，比如，現在的觀眾並不一定喜歡看這麼沉重的東西，更喜歡那些輕鬆的、娛樂的三角戀、古裝武俠、宮廷戲説什麼的，你會怎麼樣？

　　楊陽：我只能説這很殘酷。其實，後來我也不願意去想這個問題，因為一想，心就很疼，就想到那些滿面滄桑的老勞工，幹澀的眼睛裏含著淚水，乾癟的嘴唇和乾枯的手臂顫抖著向你伸來，喉嚨裏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講述著自己悲慘的過去和一生的不幸；無論是在日本的法庭上，還是在報紙上，一遍遍地講著、講著，一次次遠赴東洋，又一次次空手而返……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答覆你這個問題。

　　記者：您現在聽到的反饋中，有沒有年輕人的看法？

　　楊陽：我前天接到了一個非常年輕的作家的電話，其實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聯絡了，他告訴我一直在收看《記憶的證明》，很震撼也很感動，還有幾個做律師的年輕朋友，也是一集不落地在看。但這場戰爭更讓中國老人和日本老人心裏放不下，我在瀋陽參加座談時看到了一位82歲的老人，他的3個親人死於戰爭，其中一個是被活埋的，他説他孫子在學校跟同學説自己家裏有3個長輩被日本軍殺了，其中一個人瘋了這樣的事情時，有人甚至以此開玩笑。老人説的時候聲淚俱下：死不瞑目啊。連説了好幾遍。他説，看了《記憶的證明》，特別是知道我是一個年輕導演時，説這回他是“死能瞑目了”。

　　記者：您現在對於這部作品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楊陽：我已經脫離了那種愛自己孩子的層次，我真的為這部作品感到驕傲。這並不是説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我真是覺得，終於可以為自己的民族、為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同胞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了。而且，終於可以讓這個世界聽到來自於中國新一代人在新世紀裏發出的聲音了。就像我一直在提醒自己：真實地表現、堅定地反思、真摯地緬懷，同時以寬容和仁愛面對未來。所以，我説，《記憶的證明》絕不是一個點燃民族仇恨的作品，而是我們中國年輕一代人對歷史、對人性、對民族性的理性的審視和表達，是我們對人類和平的真誠嚮往。

　　這也是我們全劇組演職人員的感覺，所以，當這個劇終於播出的那一天，我們所有的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激動得奔走相告，很多人一邊觀看一邊流淚，紛紛給我發短信：“導演，我現在坐在電視機前看著我們的片子，含著眼淚……”，“導演，我正在看，淚流滿面……”這樣的信息從第一天播出開始，至今不斷……（北京青年報）

責編：周玫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