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的大氣魄——與女導演楊陽談新劇《記憶的證明》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5日 14:56)

　　楊陽説：“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很多東西其實根本不需要證明，因為‘記憶’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幾年前的一部電視劇《牽手》，讓導演楊陽開始為普通觀眾所熟知。人們或許會以為，這樣一個嬌小溫柔的女人，註定了要在婚姻愛情題材裏打轉。沒想到，沉寂幾年之後，她拿出手的竟是這樣一部陽剛而有厚度的男人戲———20集電視連續劇《記憶的證明》。

　　《記憶的證明》講述了今天的一對中日男女青年，尋訪當年二戰期間，日軍強迫中國戰俘和勞工在日本蒼津島修築軍事工程的一段鮮為人知的真實內幕與證據的故事。電視劇涉及大量當年日軍的殘暴史實，楊陽説：“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很多東西其實根本不需要證明，因為‘記憶’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該劇將於12月5日在央視一套晚黃金時段播出，圈內人士已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熱情。一個女性導演為何對這樣一段歷史産生創作的衝動？創作的過程中又克服了哪些困難，付出了怎樣的艱辛？本報記者與北京的楊陽就《記憶的證明》展開了對話。

　　性別不是障礙

　　記者：和蔣雯麗合作《牽手》之後，今天的她還在《中國式離婚》那種當代婚姻、家庭、感情危機的題材裏繼續往下走，你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為什麼沒有在已經得心應手的已經走順的路上繼續前進？

　　楊陽：拍完《牽手》後，我一直想找一個比較有震撼力，也更有突破和挑戰的作品，我不想簡單地重復以前的思考。所以一直在找合適的劇本，有兩三年的時間一直沒拍戲，自己其實也挺苦惱。直到後來讀到徐廣順的文學劇本《世界沒有末日》，才産生了創作的衝動，最終有了今天的《記憶的證明》。我是寧肯寂寞地等待，也不會隨隨便便就開工的。

　　記者：女性的溫柔和纖細，似乎與這個題材有著挺遠的距離。初次碰這個戲，有沒有過猶豫，考慮是否能承擔這個擔子？

　　楊陽：讀了劇本之後我很激動，我覺得自己有力量去把握它，如果沒有感覺我碰都不會碰的。當然整個拍攝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戰爭場面需要傳遞的力度、陽剛的感覺、生與死的較量，每天幾十上百個演員，都很費腦筋。但它對我的震撼，讓我想緊緊地抓住它。

　　記者：不論導情感戲還是戰爭戲，性別是否很重要？因為它決定了你的角度、方向，因此也影響到最後得出的結論。一位女性導演，如何在作品中體現陽剛，如何傳遞力量？

　　楊陽：在北京也有很多記者這樣問我，其實，我覺得女性導演的身份並不會構成障礙。每次當我一進入拍攝狀態時，我就把自己視為中性了。雖然是一個女性，但我自身的優勢是不可泯滅的。一位日本演員拍攝結束之後給我發郵件，他説，我非常尊重您，不僅僅因為您是一個女性，一個導演，更因為您的勇氣。創作這樣一部作品，更多要看您是否有良心、有正義感，身體裏是否有熱血可以沸騰。一個女性導演同樣有勇氣去面對這段歷史，她細膩地表達這份感情，本身就表現出了勇氣。我認為，導演最終是要用作品説話。這部戲拍好後看片審片的人員90％都是男性，老中青都有，但他們都很認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李準，大年三十連春節晚會都沒有看，就一直在看這個片子，寫了上萬字的筆記。在北京的看片會上，媒體非常震撼，很多記者的眼睛都是濕的。這不是膚淺的感動，而是內心的震撼。當你看到那些年輕生命的較量和消亡，看到人性的對峙，你會感動。

　　不是簡單的主旋律

　　記者：你説創作的初衷是出於歷史的責任感？

　　楊陽：它是替那些死難的中國同胞申冤，把中國人深埋在地下和心裏的苦難和屈辱吶喊出來。劇中人物有這樣一段臺詞讓我非常感動，一個老人臨終前撕心裂肺地呼喊：“如果有誰還有良心的話，就請你站出來，為我可憐的兄弟們做一個證明！他們的屍骨已經在異國他鄉的荒郊野地裏躺了50多年，沒有人掩埋、沒有人祭奠，而我已經是一個不久於人世的老人，如果我死了，誰還能為他們證明？！”這就是記憶的證明，不是寫在紙上可以篡改的虛假歷史。

　　記者：當那段沉重的歷史在今天已經被很多人遺忘，對他們來説變得輕飄飄的很遙遠的時候，拿“歷史”來説戲，是從“主旋律”出發嗎？

　　楊陽：這不是簡單的主旋律。美國的一個珍珠港事件有那麼多影視作品反復展現，其中不乏娛樂的商業的因素。中國經歷的8年抗戰，這場戰爭深入到中國的每個角落，我們卻沒有太多有分量的作品去思考。拍這部戲，我沒有按娛樂的方法去走，很多商業的看點和元素都被我剔除掉了。它比較純粹，因為事件本身已經有足夠的吸引力。

　　記者：部分日本人對這段歷史有著刻意的篡改和遺忘，部分中國人對這段歷史也印象淡薄，你這部戲的目標受眾是誰？

　　楊陽：其實我希望兩國人都來看這部戲，重溫那段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歷史。我認識一些日本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段歷史，儘管他們的祖父父親都上過戰場，但幾乎都對後代隱瞞了這段經歷，學校裏的教育同樣沒有提及這一點，我擔心如果有一天日本重新陷入戰爭，他們的後代該怎麼辦？我更大的著眼點在於對歷史的延續，我們遺忘歷史，如果再碰到這樣的事情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總結自己？對於自己民族的痛史而言，他人的有意篡改固然可恥，但自己的無意忘卻是更大的悲哀，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正視歷史，對中日兩個民族都是重要的。

　　記者：在對歷史問題的尺度上，你是如何把握的？如何做到公正、客觀，且不是一味地煽情？

　　楊陽：《記憶的證明》和以往反映戰爭的作品有所不同，以前的作品大多把視角放在描寫那段苦難的經過上，更多的是揭示軍國主義的殘暴，格調是激昂的。《記憶的證明》則側重描寫那些曾經加害過我們的日本老兵現在的狀態，以及他們對戰爭的思考。如果説戰時焦點在於生命的生存還是毀滅，那戰後的反思則決定著道義的伸張還是消亡。記憶不是為了仇恨，它更多是讓你去反思。

　　反思是為了化解仇恨

　　記者：前幾天在北京的看片會上你流淚了，是想起了拍攝過程裏的艱辛和辛酸？四年裏肯定有很多難忘的事，那一刻你想到了什麼？

　　楊陽：真想得很多，不僅是因為拍戲的週折，更多是因為中國人可以為這段歷史説話了。宣傳這部戲本身，是為了讓世界聽到中國人的聲音，終於有一天，我們可以替那些冤死的亡魂吶喊。

　　記者：其實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創作題材，很多涉及敏感區域的電視劇都遭遇風波。《成吉思汗》因民族問題6年後才見天日，《秦始皇》與史實不符被禁5年，聽説《記憶的證明》也因涉及外交問題歷經幾次修改。對這些麻煩有過預計嗎？

　　楊陽：這些我都想到了。審查確實比一般電視劇要嚴格一點，還要送到外交部門審查。我們的立足點是理性的反思，反思是為了化解仇恨，基調是緬懷的深情，有著寬容、仁愛的心。我跟很多戰爭專家、二戰專家、人類學家有過交流，看過日本人資料中真實反映那段歷史的部分，以及其他國家對這段歷史的觀點，在視野上儘量開闊。製作上當然也很小心，處處嚴格把關，非常慎重。2002年8月在京西開拍，11月在山東拍攝完部分外景之後，我給演員放了3個多月的假，自己埋頭重改劇本現在時的部分。此外，我們在後期製作上也特別細緻。

　　記者：敏感的題材，如履薄冰一樣的創作過程，可能比一般電視劇的製作付出多幾倍的精力。

　　楊陽：如履薄冰有點不恰當，難度大挑戰也大，但我並沒有被捆住手腳，反而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展開想像力。我們的劇本很紮實，我有信心一步一個腳印。最後審查機構的肯定證明了我們的努力，他們評價説，《記憶的證明》是難得的主旋律力作，它是對戰爭題材作品、對導演風格的難得的飛躍。

　　導演更應該珍惜手中工具

　　記者：根據我的了解，你的性格是很“較真”的，力求無限接近完美，所以《牽手》你磨了4年，《最後的帝王之家》在開機前一週停拍這樣的事才會在你身上發生。而《記憶的證明》又是4年，這麼較真的意義何在？

　　楊陽：我們已經看了太多的平庸之作，太多的矯揉造作，太多的濫竽充數。在中國，電視劇的影響力多麼巨大，那麼多老百姓追著看，所以導演更應該珍惜自己手中的這個工具。我覺得一部好戲，首先要自身有力度，其次要給社會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有力量的，為此我可以一直等待、尋找、反復修改，讓自己的思考更紮實。

　　記者；聽説你的下一部戲也排上了工作日程，是《冼星海》吧？是一部人物傳記片嗎？

　　楊陽：是想拍他，劇本已經成型了。我最近一直在讀他的日記、書信和生平的一些資料，非常感動，我們都知道他這個人，唱過他寫的歌，但對他卻不是非常地了解。我特希望能把他拍好，但時間很緊張，我也很擔心。明年是冼星海誕辰100週年，這部戲有20集的篇幅，時間上還趕得及，但我希望劇本還可以更完美一些。

　　記者：為什麼一直沒有拍電影呢？

　　楊陽：哈，其實一直都想拍，但可能因為電影是我的夢想，我一直把它看得太神聖了，所以遲遲不敢去拍。

　　記者：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吧，哈哈。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優秀作品。楊陽：謝謝。（深圳晚報 史小岩）

責編：周玫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