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要拍攝的戲比較多,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安排下來的,像《民工》,從劇本開始準備了整整兩年了,現在是水到渠成;像《神雕俠侶》,也是一個按部就班的計劃,還有另外一些堆積到了今年的工作。而另一件處心積慮,不得不在今年展開的事情,就是抗戰題材小説《呂梁英雄傳》的電視劇拍攝。
不僅僅因為2005年是抗日戰爭六十週年的紀念,十多年前,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末我就想要拍攝這部小説,就開始了相關的工作。那時我還在山西話劇院,我記得好像是從改革開放之後,全國的話劇院都有了電視劇拍攝的甲級許可證。山西話劇院與“呂梁”有著不同一般的關係,山西話劇院的基礎力量都來自於“呂梁劇社”,那還是在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後,成立了山西話劇團,整個呂梁劇社都調入山西話劇團內成為基礎的骨幹力量。山西話劇團的老成員們,從上到下都了解呂梁的歷史和民間的風俗,老百姓是什麼樣的,他們會在什麼時候怎麼説話,怎麼處世,怎麼個過日子,呂梁的風土人情山川地貌,大家閉著眼睛都能夠説出來。話劇院也因此排過不少講述呂梁地區抗戰故事的話劇,像《汾水長流》,《山城圍困》。我雖然是一個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長,但是在一九七八年我進入山西話劇院的時候,已經在山西的農村插隊、山西的煤礦教書十年了,那是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成長、成熟的十年,期間的種種積累遠遠超過我最先在北京待的十七年。因此在進入山西話劇院的時候,我已經“徹底被改造”,我不由自主,從心裏面認為,我就是一個山西人,至今我在不假思索的時候,在心裏還是這麼覺得的,也因此了解了山西的民風民情,山西的歷史,民間的種種“文化”。
《呂梁英雄傳》是山西的作家馬烽與西戎合寫的、抗戰時期一九四五年在《晉綏大眾報》上首次連載的抗戰故事。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馬烽與西戎,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他們都是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山西的名作家除了趙樹理就是“西李馬胡孫”,西戎,李束為,馬烽,胡正(《汾水長流》),孫謙。我們想要拍攝《呂梁英雄傳》,必須首先徵得馬烽與西戎的同意。八十年代末,我們與這兩位作家聯絡的時候,馬烽是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第一次與《呂梁英雄傳》的作者馬烽聯絡,出面的是當時話劇院的院長彭毅。那時我還在山西話劇院,除了參加一些山西電視臺的電視劇拍攝,依然還在參與山西話劇院的話劇演出。彭毅老院長汾陽出生汾陽長大,自己就是呂梁人,十二歲參軍當了紅小鬼。用過去的話説,他是一個老革命,用現在的話講,他是那段歷史的參與者,見證人。每一個經歷了抗戰歷史的人,無論是軍人還是百姓,是被侵略的受害者,還是打擊侵略者的軍人,民兵,都不會遺忘那段歷史。讓山西話劇院拍攝《呂梁英雄傳》,讓山西人自己演繹呂梁英雄的故事,彭毅老院長不但是自己,也發動了我們開始奔波這件事。我對《呂梁英雄傳》的熱情很大原因來自於插隊期間與山西農民之間培養出來的感情。現在城裏的人已經很少機會去了解農民了,進了城打工的農民子弟,為了生存與發展在本質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真正的農民啊,他們一輩子與土地廝守,他們對於土地的熱愛和對於土地的感情,無需表達,卻像是一個人與“呼吸”的關係。農民情感的質樸,他們的豁達,智慧,全部來自於土地與莊稼給予他們的啟示。一直以來農民的理想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農民爆發的所有戰爭都與土地有關,所以當外族侵略,當他們養以生息的土地面臨被掠奪,家園的平靜被槍炮聲攪亂,老婆孩子不再平安,那他們打日本人是豁了命,一根筋地去打的,我在山西農村就聽説過無數極其悲壯的打日本人的故事,日本人是機槍大炮,紅了眼的山西農民舉的是紅纓槍,鐵鎬鋤頭這樣的種田的用具。所以説起《呂梁英雄傳》,無法不熱血沸騰。
老院長彭毅親自與作者聯絡,我在十多年前的工作是回一趟北京,找中央領導為我們的《呂梁英雄傳》題寫片名,尋求這樣方式的支持。
馬烽在當時是支持我們的意願的,因為作為一個山西作家,他完全了解山西話劇院的背景,與呂梁地區的關係。《呂梁英雄傳》很快進入到劇本的創作階段。但是,劇本寫了好幾遍,無論是馬烽還是我們話劇院,都是不滿意。這樣,有將近三年過去了,這件事情逐漸擱淺下來。這之後發生的事情是,老院長彭毅又開始忙碌、奔波話劇院其他的事宜,我呢,則開始漸漸全面轉入電視劇的拍攝,製作。
然而,我們都沒有忘記要拍一部“歷史上”山西農民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拍《呂梁英雄傳》。
之後聽説,山西電視臺隨後也參與過《呂梁英雄傳》的拍攝想法,種種原因同樣沒有實現;再隨後是北京電影製片廠買了《呂梁英雄傳》的拍攝版權,也是經歷若干年,直到2003年版權期限到期,也沒有銀幕實現。這樣在忙碌和等待中度過了十幾年,形勢又回到八十年代末的狀況:我們要拍攝《呂梁英雄傳》。
同樣具有這種想法的,還有山西省委。這十幾年的變化之一,就是我更加具備了電視製作的經驗和能力。我是北京人,但是實際上,無論是我自己還是山西的朋友,都認為我是山西人,大家都覺得,把這樣一件與山西直接相關的事情交給我來做,是合適的——可以説我一直以來期望在屏幕上表現農民題材的故事,拍攝農民的生存與情感,統統來源於我在山西農村插隊的生活,對農民的了解,與農民的感情。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距離馬烽與北京電影製片廠《呂梁英雄傳》拍攝版權到期還有十天的時候,我回到山西太原。在非常追求商業價值的當今,《呂梁英雄傳》不具備有完美的商業傾向,但是,想做成一件事情的願望,告訴如今在電腦上熟練地玩著戰爭遊戲的孩子們一段真實、殘忍、永遠不應該忘記的歷史,都迫使我“不很娛樂”地要做這件事。
由山西省委仲介,依然是由山西話劇院老院長——已經退休了的彭毅帶領,我們找到了作家馬烽的家。那時,馬烽已經八十四歲。但是他頭腦清晰,雖然患有長期的心臟病、哮喘病,他依然像一個中年的作家,對他的《呂梁英雄傳》滔滔不絕。那個時候馬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既不想與北京電影製片廠續簽拍攝的合同,也不是很願意重新找人合作,他還是想自己重新來編寫劇本。
然而,在2004年年初的一月底,從山西傳來馬烽因病去世的消息。在去世之前,馬烽告訴他的女兒,答應將《呂梁英雄傳》完全交付給我們來做。
2004年四月十六日,因為《呂梁英雄傳》我再次往返山西太原。同行的是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主任,李培森。
到目前為止,《呂梁英雄傳》正式成為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與山西省呂梁市委、呂梁市人民政府、山西電視臺的合作拍攝項目。
十幾年彈指一揮間。樂觀地看,有些事情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及時”做成,並不是一件壞事,可能“及時”不應該單指當時,更合適的應該是現在。《呂梁英雄傳》也是一樣,如果十幾年前就被我們拍成了電視劇,我們對許多問題的認知,表達,都會留下比十幾年要漫長得多的遺憾。而現在對於這個故事的進入,起碼我們在人性,良知,和歷史真實的了解上,有了新的積累。2003年為準備拍攝《陳賡大將》,我看了大量抗戰時期的歷史資料,無形中也為《呂梁英雄傳》填補了必要的知識。當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們的各方面裝備,都是遠勝於中國的,他們的士兵,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學畢業,文化既是溝通與理解、認知的能力,這對於一支作戰的部隊來説,非常重要,而中國的士兵,大多是農民的孩子,對仗的時候基本上憑藉的是勇敢,民族情緒。抗戰初期,在武器裝備上,八路軍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步槍,還是那種低質量武器,像“漢陽造”,“老套統”,或者土造的火槍,其餘的士兵用的還是大刀,梭鏢(紅纓槍);而日本鬼子們呢,每一個士兵都有一桿射程遠、命中目標精度高的“三八大蓋兒”, 每一個班就有一挺機關槍,每個排都有小炮,擲彈筒(作用雷同迫擊炮,卻比迫擊炮方便,拿在手裏就能使用),連以上的有重機槍,團裏有山炮,山炮就是我們在抗戰電影裏面看到過的,用馬、騾子就能夠拉著滿山遍野跑的炮,還有鬼子們充足的彈藥配備,手榴彈,等等。八年抗戰,“八年”證實的也是抗戰——打擊日軍侵略者之艱難。就是在這樣對比懸殊的軍備條件下,中國人全民皆兵,艱難的,悲壯的,義無反顧的,前赴後繼地將日本鬼子侵略兵最終趕回了他們的老窩。
《呂梁英雄傳》是整個悲壯的抗戰事跡中讓歷史、讓中國人不能遺忘的山西呂梁的一幕。
第一次看《呂梁英雄傳》的劇本在九十年代初,劇本由山西話劇院的編劇編寫。第二次看到劇本,相隔了幾乎十年,換了編劇,劇本所屬是北京電影製片廠。還是不好,不精彩。第三稿,就是二○○三年,由馬烽自己參與了創作、由山西作家張石山和馬烽的女兒夢妮合作編劇完成的,我還是覺得不理想。
我想要拍攝的是中國國土曾經被無辜侵略、中國人被殘酷殺害這樣大背景之下的抗戰故事。我覺得編劇僅僅依照小説原文,坐在電腦前編寫是不行的。這次的編劇必須到呂梁地區去走訪經歷了抗戰時期、至今還能將那段親身經歷描述出來的老人,來補充、豐富我們要拍攝的《呂梁英雄傳》。這是對歷史的負責,也是我們“娛樂工作”的職業和良心。
責編:淩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