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抗日題材的影視劇生産，會迎來一個新的高潮。目前一些“紅色經典”影視劇的攝製播出引起了許多不同反響，這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和總結。歲月有情，激情各自燃燒，誰能得到電視機前的觀眾認可，讓他們鎖定你創造的這一份感動，是每個電視劇從業者必須認真思考的事情。

　　我們之所以選擇《敵後武工隊》——這部曾被搬上銀幕和屏幕的文學名著，首先是因為我們相信，馮志先生創作的這部小説，蘊涵了我們民族性格中最為深厚的基因、血脈和力量。所謂民族文化，不外是民族性格的外在表露。那麼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不僅學者關注，普通百姓關心，年輕學子也在網絡上你爭我辯。

　　我們希望，在《新敵後武工隊》這部電視劇的創作生産中，竭我們所能，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進行一番形象考證。中華民族比誰都熱愛和平，也比誰都勇於鬥爭和善於鬥爭。不到最後時候，決不輕言犧牲，到了最後時刻，人人都可犧牲。面對東鄰島國文化中嬗變出來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我們的祖輩確實是花了很大代價去認清，然而一旦認清，便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人人都做出玉碎勝瓦全的大抉擇。可以説，我們的民族就是在這樣的堅忍中苦撐，最終迎來了勝利。

　　原小説作者馮志先生就是敵後武工隊的參與者，所以，他的小説裏面有著豐盈的細節，從容的鋪陳。我們信賴這份豐盈，這種源自作家對那場戰爭強烈內心情愫的質感，與我們這一代人對那場已經遠去的戰爭的回顧相融合，再加上我們主創人員深入河北農村，廣泛收集有關素材，近距離感受當年産生敵後武工隊的那塊土壤的氣息，這一切將使我們未來的作品，迥異於已經公映的《烈火金剛》、《平原槍聲》等同題材的作品。

　　民族救亡文學，在世界各國都有豐碑形式的作品。比如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他的作品讓我們明白，你只有那樣熱愛往昔的和平，你才能成為戰爭中最義無返顧的身影；你只有那樣熱愛祖國的大地和天空，你才不可能在任何時刻想到屈服。

　　《新敵後武工隊》，不會只是《加裏森敢死隊》式的傳奇戲劇。英美觀眾擁有自己深厚尊嚴的歷史觀，但是在影視作品中，他們允許那種“魂鬥羅”遊戲式的演繹風格。那種風格就是不去考慮我們為何而戰，只要強調我們在戰爭中顯露過怎樣的神通。這與我們的創作初衷不同。《新敵後武工隊》同樣能夠鐫刻出英勇抗戰、大無畏犧牲的情節。這種英雄氣概能夠使我們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壯大。如果要尋找同類風格的文本，我們的首選是南斯拉伕影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這座城市，他，就是瓦爾特。”我們的冀中平原，同樣可以讓敵人發出這樣的慨嘆。

　　《新敵後武工隊》，不會是《虎口脫險》式的遊戲文章。法國人民在二戰中沒有機會真正面臨浴血犧牲，他們只能用這樣的嬉鬧電影，來自嘲和掩飾自己的悵然。這與我們的創作基調完全不同。雖然《新敵後武工隊》在殘酷的戰爭描寫中也要揮灑出樂觀、瀟灑的筆墨。但這種樂觀不是膚淺的搞笑，而是面對強敵之時，我們這個民族本來就具有的那一份自信和從容。我們要描述的是一群滄州地面上懷著強烈鄉土情懷的抗日誌士，他們有河北莊稼漢樸實憨厚的特質，還有武術之鄉的彪悍驍勇和江湖場面上的狡黠詭譎，當然也有農民的愚鈍狹隘。總之，在對主人公們真摯禮贊同時，我們也要對他們的民族性格進行誠實的勾勒。這樣的構思就必須把劇作的根基紮在滄州的鄉土風情和中國農民面對戰爭和強敵心靈歷程的平臺之上。讓劇作超越那場戰爭的過程描寫，成為中國農民在戰爭年代的情感標本和一段中華民族抗爭外辱的心靈史。

　　對反面人物的刻畫，我們將力爭修正原著中的概念化的色彩。譬如寫漢奸，不僅要寫出他們為什麼當漢奸，更要寫出他們是出於怎樣的理念才當的漢奸，更要寫當了他們漢奸之後的內心分裂和恐懼。描寫日寇，我們寫他們殘暴的同時，更要拷問他們嗜血的動機所在，盡力挖掘出至今對歷史罪惡不思悔改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

　　我們寫的是全民抗戰的故事。這意味著全民的同仇敵愾，全民的反省，全民的犧牲，以及全民的光復。這是一個講述中國人自我救亡的故事，民族大義高於一切，我們總是在風雨飄搖之際，見證情義，錘煉氣節。

　　我們努力去感受到那一切，我們努力去塑造出那一切。

　　抗戰勝利六十年了，六十年，按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一個甲子，一個輪迴。

　　我們希望以自己的誠摯創作，回應歷史，回應中華子孫的追問和不滅的大地蒼魂。

責編：淩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