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消息:“電視晚會”隨電視出現,由央視“春節電視晚會”催生,曾一度成為中國人的新式節日民俗,之後氾濫成災,由華麗走向俗艷,過“多”過“濫”,終於幾經市場的洗刷,從電視節目的“主菜單”中退出,成了一盤“留之無用,棄之可惜”的“雞肋”。電視晚會真的窮途末路,將被時代淘汰了嗎?記者採訪到現在仍然想用電視晚會作為提升品牌的湖北電視臺臺長唐源濤。唐臺長在電視晚會正在被主流節目淘汰時,重舉“晚會”招牌,自有不一般的見解——
張(採訪者 張楠本報記者):電視晚會逐漸退出主流節目,你覺得電視晚會這種形式還會有生命力嗎?
唐(受訪者 唐源濤湖北電視臺臺長):我認為晚會這種形式是有生命力的。電視晚會最早興起是和中國人的習俗有關,節日晚會實際是中國人節日慶賀的電視化形式,它有很深厚的群眾基礎,有它存在的價值,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辦,而是如何辦?
張:我理解這實際是電視節目也有個多樣生存的問題,我們不能全盤否定,但我聽説湖北臺創立電視臺品牌將把電視晚會作為其中一項很吃驚,因為現在和前10年的情況大不同,電視晚會在公眾的印象中已經不好,且投資巨大,一般電視臺都在放棄,你們好像是逆流而上,它現在真會有很好的收視嗎?不知你是以怎樣的觀點來判斷電視晚會的價值?
唐:在選擇欄目式節目創立品牌的同時,也選中電視晚會,首先是湖北臺的晚會製作力量與其它臺相比一直強勢,已經有良好的基礎;其次,我們認識到晚會走下坡路的關鍵是不精且濫,毫無創意。據我們調查,既精又新的晚會還是非常受歡迎的。相對於電視臺來説,晚會還成為了媒體交流的載體,因為很多品牌效應離不開活動造勢,在這一點上,晚會的形式比較合適,承載大型活動的功能。
張:現在的觀眾對你們的電視晚會是什麼反應?達到你們的期望值了嗎?
唐:收視調查非常好。我們曾做過一台《中國江南三大名樓中秋晚會》,融知識、人文歷史、娛樂、節日喜慶諸多獨特文化意境和時代主題,收視效果好得出乎我們的意料;還有一台國慶晚會《百名“國慶”慶國慶》,找到100個和共和國生日同日同名的普通人參加演出,社會影響非常之大。還有幾次和外省臺聯動、合辦的晚會,收視和影響都相當不錯。
張:據説美國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流行電視晚會節目,到五十年代末期就衰落了,我們的電視晚會會不會也走這樣的過程?
唐:我們的電視晚會和國外的商業電視不太一樣,它還承當著政治意義,所以,我認為儘管現在整體呈下降的趨勢,但還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落點在電視晚會除以上因素之外,還有我們自身優勢的利用,絕不是無意義的“逆行”。況且在我們的創意策劃下,今天的電視晚會從形式到內容都與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電視晚會不是一個概念了。
張:一直有媒體在批評電視晚會氾濫,説是勞民傷財,還助長了地方腐敗,助長了文藝的浮躁風和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浮華風,這種垃圾堆積起來,敗壞和影響文藝的聲譽,甚至影響文化的聲譽,使文化平庸化。
唐:電視晚會絕不能以量取勝,而應該是少而精。電視晚會在我們國家有存在的土壤,有自己的方式,我們國慶、中秋等節日,還有突發重大事件如抗洪、抗非典之類,是其它節目不能替代的,而且也確實有特定的期待收視群體。現在的電視晚會一定要克服模式化、平面化、表面化,依靠現代電視技術把各種藝術用電視語言綜合起來,將節日文化和電視文化、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本地文化和外地文化,大眾文化和名人文化融合在一起,把電視晚會當作一種文化來開掘。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的嘗試,我覺得還比較成功。
張:從這個結果看,是不是可以證明,首先,電視晚會是有收視市場的;其次,晚會一定要少而精,而且必須有非常好、非常新的策劃創意,而不是像人們籠統判定的電視晚會已經窮途末路走到頭了?
唐:對。新的創意對一台晚會的成功太重要了。實踐證明,中國觀眾絕對有觀看晚會這種形式的傳統和基礎,但多和濫使他們喪失了欣賞晚會的熱情。我覺得像你説的這種看法雖然很普遍,但我在我的實踐中感覺並不完全正確,如果是一個電視晚會創意成功,哪怕投資很少,但有時影響力卻不亞於一部熱播的電視劇。
張:在你看來,比較成功的創意有什麼特點?
唐:電視還是一種媒介,它的新聞元素非常重要。當然相對於一台晚會與新聞節目不能比,但新聞元素的參與是一種趨勢,比如我們舉辦的“抗洪”和“抗非典”的晚會,一是堅持原創性,這裡説的原創有兩種,一種是內容原創,一種是形式的原創,我們曾做過一台慶春節的晚會《千年等一回》,把美食街搬進演播廳,本地美食有機貫穿于節目中,臺上台下氣氛熱烈。還有一種重要的創意手段是橫向聯合,整合資源,像地方檯這種創意運用得當,可以極大地擴展平臺,提升水準,辦出精品。
張:在電視技術不斷發展下,各種電視文藝獲得了更豐富的表達,而電視晚會和一些訪談等其它類的節目承載和利用了這種技術之後,很多很新的創意有了實現的可能。就這一點,我們看到了電視晚會將在技術、內容及形式的創新中繼續贏得觀眾的可能性,亦或還會帶來一種更大的收視可能性?
唐:是這樣。
責編: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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