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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世達賴喇嘛 |
引 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１９３５年７月出生於青海湟中縣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縣紅崖村)，乳名拉木登珠。１９３８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選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唯一轉世靈童，後報請國民政府特準免予“金瓶掣簽”，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員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的主持下，１９４０年在拉薩舉行坐床典禮，繼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開始親政，年僅１６歲即成為藏傳佛教的領袖之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字。１０月２４日，達賴喇嘛致電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公開表示擁護並執行協議。１９５４年秋，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達賴喇嘛任主任委員。此時的達賴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愛戴。但是他卻並未珍惜政府給他的榮譽和人民對他的感情。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下旬，達賴應邀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２５００週年佛教法會，爾後在印滯留近三個月，處於分裂主義勢力的包圍之下。由此，他開始自覺不自覺地受分裂主義分子的擺布。
１９５７年以後，達賴喇嘛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互相呼應，支持由局部逐漸擴展至全面的武裝叛亂，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達賴喇嘛出逃印度。
達賴喇嘛流亡海外後的３０多年來，依靠西方反華勢力，利用“宗教領袖”的外衣，四處奔走遊説，散佈種種謊言，欺騙國際輿論。其些西方人士出於某種需要，把他奉為神明，戴上“和平使者”、“人權衛士”桂冠。但正是這位昔日的藏傳佛教宗教領袖丟棄歷輩達賴喇嘛愛國的傳統，踐踏宗教教義，愚弄善男信女們的宗教感情，在外組織非法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獨立”，從事分裂祖國活動，破壞藏傳佛教內部的團結和戒律，在背離祖國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本書以大量事實，展示了達賴喇嘛所走過的路，也揭露了他近些年禍國、亂教、害民之所為。
是利民，還是害民
流亡海外後，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西藏人民救星的樣子，把自己做的事情，説成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甚至還説：“只要我達賴喇嘛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要為藏人的利益竭盡全力!"真的是這樣嗎?藏族有句諺語：“口説是水泡，實做是黃金。”意思是説：口裏講得再好也沒有用，還得看實際行動如何。筆者想舉出西藏３０多年來的一些事情，讓世人看看達賴喇嘛到底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麼?他的所作所為，到底對西藏老百姓有利還是有害?
1.試圖維護封建農奴制度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達賴集團在拉薩公開發動武裝叛亂。３月１７日夜裏，達賴喇嘛本人匆忙出逃，２６日抵達山南重鎮隆子宗，迫不急待地宣佈：“西藏獨立了”。４月１８日，他通過喜馬拉雅山口到達印度阿薩姆邦的提斯普爾，向聚集此地的各國記者散發了《達賴喇嘛聲明》，全盤否定《十七條協議》，鼓吹“西藏獨立”。４月２５日，西藏分裂主義分子頭目在印度城市穆索裏召開會議，籌組“流亡政府”。
達賴喇嘛公開搞叛亂、搞分裂最核心的一點，是他想在西藏永遠保持封建農奴制度。當然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挑唆也有密切的關係。
達賴喇嘛統治下的舊西藏，本來是世界上最沒有人權的地方，可是，到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這位封建農奴制度的總代表卻在一夜之間成了所謂的“人權衛士”，在各種場合感情激動地攻擊中國政府違背人權，或者控訴當代西藏如何如何不講人權。現在世界上有些事情也比較怪，怪得我們都難以理解，達賴喇嘛所代表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本來是極殘酷極野蠻的，早已被人類歷史所唾棄的，達賴喇嘛這幾年也有經驗了，他總覺得自己是活佛，不管自己説什麼，西方人就相信什麼。於是突發奇想，把封建農奴制度説成一朵花，説成世界上最美好最人道的制度，如同西天的極樂世界。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他在印度達蘭薩拉居然這樣講：“過去，我們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們安居樂業。”“我們的農奴制度並不同於其它的農奴制度，這是因為西藏地廣人稀，佛教為眾生謀福利，告誡人們相互要仁愛。因此我們的社會雖然實行的是農奴制度，但它是一種以佛教為基礎、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農奴制度。”
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到底是什麼樣子呢？拉薩西北５０公里處的堆龍德慶縣色新村，民主改革前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家的莊園。村裏的老人們，至今沒有忘記達賴喇嘛家給他們帶來的痛苦和不幸。當時莊園裏２０戶差巴(農奴)，每天都要派出主要勞力自帶工具、口糧到莊園的土地上無償地服勞役。達賴喇嘛家的溪堆（莊園管事）來本（監工），提著皮鞭、棍棒，監督他們勞動，每天要幹十五六個小時，農忙季節達到２０個小時左右。農奴們稍稍遲到或者有一點點不滿的表示，甚至因病或哺育嬰兒，都會立即遭到拳打腳踢，石頭棍棒交加，全莊園農奴除一個水磨管理人外，無一倖免。農奴們把達賴家統治的色新莊園比作人間地獄，經常對天發誓“下輩子做牛做馬也不沾色新的土地了。”由於缺吃少穿，勞動繁重，鞭打和淩辱簡直是家常便飯，農奴們忍無可忍，只有逃跑。１９５０年秋天，１８個農奴和奴隸集體逃跑了，達賴家通過地方政府進行通緝，逃跑者在雅魯藏布江邊被逮住，莊園管事把他們用牛毛繩捆綁，用皮鞭和棍棒抽打著把他們押回莊園，然後綁在柳樹上，每人先打了１００棒，又用鐵鐐銬住雙腳，關進私設的牢房，進行鞭打和拷問。當時正是秋收時節，莊園裏勞動力不夠，還強迫他們帶著腳鐐去收割青稞……色新村的老人們回憶説，達賴喇嘛家管理色新莊園的１０年間，被打傷致殘的有１１人，重傷致死的５人。這不是神話，也不是故事，這是４０年前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實實在在的事實，當年逃跑而被抓回的農奴還有好幾位活著，他們身上還帶著纍纍的傷疤，他們決不會認為，農奴制度是人道主義的樂園。是民主改革才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真正有了人身自由，也才真正的富裕了起來。
在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下，一切財富、權力歸農奴主，而廣大的農奴和奴隸，一貧如洗，一無所有，連做人的起碼權力也沒有。他們世世代代為貴族、寺院、官府支付無窮無盡的烏拉差役，承負著人類罕見的沉重勞動，卻過著人類罕有的悲慘生活。他們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領主可以任意侮辱、折磨、買賣、贈送、鞭打甚至殘殺農奴和奴隸。他們衣不蔽體，食不裹腹，９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生病得不到治療，天花、鼠疫、霍亂等流行病奪去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兒童死亡率高過６０％，人們的平均壽命只有３５歲。這個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凡有良知的人耳聞目睹之後無不表示極大的震驚和憤慨。它和歐州以及俄羅斯中世紀黑暗的農奴制有過之而無不及，那裏的農奴制度早已經廢除幾百年了，它在後代人的心目中成了野蠻與落後的代名詞。
考慮到西藏曆史和社會的特殊情況，１９５１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定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第十一條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１９５６年４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鋻於鄰近幾省藏區進行改革的消息傳到到西藏，各地群眾紛紛提出改革的請求，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也表示願意在他的屬區進行試點。當時西藏確有改革試點的打算，中央在充分聽取了達賴喇嘛的意見之後，決定改革推遲進行，改革試點也停止，在貴族上層官員沒有安置好以前不談改革。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主席親自復信達賴喇嘛，説現在還不是改革的時候。接著周恩來總理三次與達賴喇嘛談話，轉達毛主席的意思，西藏6年內不搞改革，６年以後改不改，還是由達賴喇嘛決定。但是，達賴喇嘛和西藏一些農奴主，還是發動了全面的公開的武裝叛亂，因為他們需要的不是推遲改革，而是永遠不改，永遠在西藏保持不合理、不人道的封建農奴制度。
達賴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公開撕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一度因為達賴喇嘛反對而一再推遲的民主改革，理所當然地在西藏各地開展了起來。祖祖輩輩當牛做馬的農奴，翻身解放，當家做主，成了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也成了自身主人。到１９６０底，西藏８７萬人口的農業區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２０萬戶農民領到了土地所有證。經過民主改革，廢除了農奴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確立了農民個體所有制，農奴和奴隸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它生産資料，家奴安了家，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土地，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當熊熊的烈火焚燒高利貸債券的時候；當農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畜的時候；當他們領到土地證的時候，人們圍著篝火唱歌跳舞，喝酒狂歡，有的人捧著土地證熱淚長流，有的人在新分的土地上打滾，有的人抱著牲畜親吻，那真是高原民族最為盛大最為感人的節日。
１９６０年的春天，西藏農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小麥和青稞，他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施肥和中耕，秋天獲得了豐收。據不完全統計，１９６０年西藏糧食總産量達到２０５９３４噸，比誰種誰收的１９５９年又增長了１２％。接著西藏城鄉進行民主普選，過去農奴連做人的權利也沒有，從來沒聽説過什麼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現在村長、鄉長、縣長都是老百姓自己選。農奴們不會寫字，便在候選人背後放一個木碗，大家往裏面投豆子，豆子最多的當選。據１９６５年７月統計，全西藏１３５９個鄉、鎮進行了基層選舉，有５６７個鄉、鎮開了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有５４個縣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正、副縣長，建立了縣人民委員會。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選舉阿沛 阿旺晉美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標誌著西藏進入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期。
在西藏是保持封建農奴制度好，還是進行民主改革好？是讓老百姓當牛作馬好，還是當家作主好？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廢除人剝削人的制度，沒有土地的人有了土地，沒有房子的人有了房子，沒有牛羊的人有了牛羊，這是藏族人民祖祖輩輩盼望已久的好事情。一直標榜“為了藏人的幸福而奮鬥”的達賴喇嘛，如果真的關心老百姓疾苦，對他們慈悲為懷，對這樣造福西藏人民的好事，理應舉手贊成。但是，他的態度並非如此。他很不喜歡西藏的民主改革，也很不高興老百姓翻身解放，他在國外天天説西藏老百姓分田分地壞極了、糟透了。還偷偷地派人潛入西藏各地搞破壞，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散佈謠言，破壞民主改革。他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四水六崗衛教軍，重新組織起來，請美國中央情報局幫助進行訓練，分期分批運送到尼泊爾境內的木斯塘地區，從這裡出發搞回竄，搶老百姓的牛羊，弄得西藏西部好幾個縣很不安寧，中尼邊境貿易也受影響。尼泊爾國王很是氣憤，派軍隊去圍剿，衛教軍沒有辦法，有的投降，有的被消滅了。
達賴喇嘛這樣做，究竟對西藏老百姓有什麼好處呢？
2.是誰真正關心百姓的生活？
雅魯藏布江曲曲彎彎，前進的道路並不平坦。從１９６６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給整個中國帶來了災難，地處世界屋脊的西藏也未能倖免。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國共産黨清除了人人痛恨的“四人幫”。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執行改革開放、富國富民的路線，中國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期。
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共中央舉行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堅決實行休養生息，減輕群眾負擔，實行特殊靈活的政策，促進經濟的發展；把國家支援西藏的經費用於發展農牧業以及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方面；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科學文化事業;加強藏漢幹部的親密團結等急需辦好的六件大事，也是六件好事。
在中央領導人的直接關心和指導下，西藏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毫不含糊地得到落實；農牧民負擔在很短時間內得到減輕，農村牧區很快地出現了讓人高興的新氣象。西藏的形勢很令人歡欣鼓舞，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牧區還是邊地，人們心情舒暢，到處氣氛活躍，振奮人心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大家對西藏的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西藏上層人士重新參政議政，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文革造成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他們重新獲得了社會的尊重。從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８年的９年裏，先後有１７００多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當選為全國和西藏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的進入各級國家機關擔任職務，一批具有專業特長的人士被聘請到學校、醫院、新聞出版、文物考古、社會科學和文化藝術部門，從事教學、醫療、編輯、科研工作，他們中間很多人都當上了教授、研究員、編審，有的還被國家和自治區授予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稱號。
民主改革時規定對未叛領主和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停止，現在重新補發，總共給２３００位上層人士補發贖買金７７０多萬元。１９５９年參加叛亂還在押的人員，全部寬大釋放，摘掉叛亂帽子，給予公民權。對在農牧區社會主義改造中被劃為富農、富牧的戶，一律改正；在城鎮被劃為資本家的，一律恢復原來的成分。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原來的上層人士得到了深刻的教育，走上了愛國進步的道路，有的還成為各級人大、政協的成員。
世世代代信仰藏傳佛教的西藏人民，如今又重新享受著宗教信仰的自由。國家撥出數以億計的鉅款，維修佛教寺廟和宗教場所，八角街轉經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各教派寺廟香火旺盛。僧人和尼姑習經修法禮拜神佛，各種法事活動恢復，向廣大信教群眾開放。現在西藏共有寺廟、神殿、靜修院１７８７座，幾乎每個鄉平均有一座；在寺僧尼４６０００人，按西藏現有人口２００萬計算，幾乎每４０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出家修行。在各行各業都很發展的現代社會，西藏僧尼的比例確實是很高的，無論是寺廟還是僧尼，都完全能夠滿足廣大信教群眾的需要。各級佛教協會重新開展工作，宗教上層人士得到妥善安排，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宗教節日逐步恢復，例如拉薩大昭寺的傳召大法會、日喀則的西莫青波節、江孜達瑪節、甘丹寺展佛節、哲蚌寺的雪頓節、色拉寺的金剛橛節、熱振寺、桑耶寺、楚布寺、薩迦寺、直貢寺的神舞節等等都已恢復。馬年轉崗底斯山，羊年轉納木措湖，猴年轉德中寶山等，規模盛大隆重熱烈。拉薩和日喀則等地重新建立了印經院，民間印經更是非常普遍，信教群眾節日挂幡，早晚煨桑，圍繞聖地轉經，進寺廟朝佛，吉祥時日請喇嘛唸經，人死後悼念七七四十九天，這些都已成為西藏人日常宗教生活的組成部分。
國家非常重視西藏的傳統文化，組織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搶救、保護和發展，應該説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了西藏傳統文化又一個春天。藏語文得到了普遍使用，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法律，規定會議文件、政府公文、門牌號碼，甚至拍發電報，都得使用藏語文。藏文報紙、雜誌、藏語廣播、電視，大家天天看，天天聽。藏文書籍大量出版，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不但出版了大量當代人寫的藏文書和藏文教科書，古代的秘本、孤本，經過專家整理，重新得以問世，這在過去時代是不可想象的。藏醫藏藥聲譽一天比一天高，傳統藏戲各地都在演，牧區的“果朝”、農區的“果諧”、康區的“鍋莊”、“ 弦子”、前藏和後藏的“堆諧”和“朗瑪”等傳統舞蹈，無論在節日，還是平時都跳得熱鬧，西藏已成為歌舞之鄉、歡樂之鄉。豐富多彩的西藏民歌、民間故事、諺語、説唱，特別是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重新在進行演唱和講述，並且得到收集、整理、出版和保存。西藏的專業和民間藝術家走遍了世界，唱西藏歌，跳西藏舞，把雪域傳統藝術帶給世界人民，外國人看了讚不絕口，他們説：“達賴喇嘛不是説西藏文化都消滅了嗎? 這話不對吧，毫無疑義在西藏保存了全世界最美好的藝術。”
從７０年代末期開始，祖國和人民又把關注的目光轉向流亡海外的藏族同胞，對他們採取既往不咎，愛國不分先後，來去自由的政策，歡迎他們回國定居、探親訪友或者參觀訪問。對於他們留在國內的親屬，一個一個的調查了解，落實政策，經濟上該退賠的堅決退賠，生活上有困難的給予照顧。這些好消息傳到印度、尼泊爾，傳到歐洲藏人居住區，流落海外的藏人非常高興！２０多年來他們生活在他鄉異域，做夢都在想回去看看家鄉，看看親人，現在這種夢想已經成為現實了。國內外藏胞互相尋找、互相聯絡、互相探訪一時形成熱潮，在中尼邊境的友誼橋頭，出國和回國的藏胞你來我往，情形很令人感動。西藏、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省、自治區和所轄的藏區州縣，先後成立了國外藏胞接待站，凡是歸國藏胞一律熱情接待，保證來去自由。並在交通食宿方面提供方便。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７９年以來，回西藏和其它藏區探親訪友的藏胞超過２００００人次，定居的藏胞也達２０００人之多。
那些年，達賴喇嘛在國際上遇到了許多困難。７０年代初期，美國尼克松政府調整了全球戰略和對華政策。基辛格、尼克松一個接著一個訪華，中美關係走向緩和。１９７２年美國部分停止了對達賴集團的政治、經濟、軍事援助；１９７４年，木斯塘四水六崗衛教軍又在尼泊爾遭到慘敗。達賴喇嘛流亡國外２０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他的“流亡政府”。在這種處境孤立的情況下，他降低了“西藏獨立”的調門，變換分裂祖國的手法，假裝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請求中央同意他派人到北京彙報情況和進西藏參觀訪問，中央接受了他的請求，鄧小平先生説得很明確：“達賴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我們的要求就是一個愛國，而且我們提出愛國不分先後。”
從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達賴喇嘛先後派了五批人到西藏參觀訪問，不管他們到了什麼地方，當地政府和人民都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同胞，給予熱情週到的接待。請他們到各處參觀，既讓他們看好的，也讓他們看差的，有什麼看什麼。但是這些人並不是那麼善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們並不是“參觀訪問”，而是來“刺探情報”；並不是來看望鄉親，而是來挑起民族糾紛，離間漢藏關係，煽動宗教狂熱。例如由詹東 丹增朗傑率領的第二批參觀團，下了汽車便到大昭寺門口發表蠱惑人心的演説，又在甘丹寺組織非法聚會，鼓動“康巴、安多、前藏、後藏人團結一致，為共同的事業奮鬥”；“西藏獨立不能只挂在嘴邊，要記在心上”，煽動與會群眾搞藏獨，一時鬧得拉薩人心惶惶，烏煙瘴氣。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拉薩幹部群眾非常氣憤，自治區政府忍無可忍，宣佈他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令他們提前離開拉薩。中央採納了各地藏區幹部群眾的意見，決定暫時中止達賴派人回國“參觀訪問”。達賴看派參觀團不行了，又提出國外活佛回國探親，看望原來的寺廟和僧人。一個活佛回來，帶著經師、管家、親眷和侍從一大群，他們在原籍或原寺，居住少則數月，多則上年。有的活佛受達賴派遣，帶有特殊使命，對當地情況進行詳細調查，同時通過講經説法，剃度僧眾，認定轉世活佛，影響一方群眾。達賴喇嘛説過：“認定一個活佛，就能掌握一個寺廟；掌握一個寺廟，就能控制一個地方”。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在這一段時期，達賴喇嘛還耍了很多兩面手法，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今天這樣説，明天又那樣説，作為一個佛教徒，是很不應該的，因為在佛教的戒律裏，就有不妄語，不兩舌的戒言。他一邊説：“只要家鄉幸福，誰當國王都一樣，我沒有意見。”“如果西藏人民幸福，我就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一邊又説：“我們西藏人的問題，是不是生活得到暫時的改善和能夠轉經磕頭就行了呢？那是絕對不行的!""不管漢人的態度軟硬如何，西藏廣大人民始終團結一心，為自己民族權利而鬥爭，這是了不起的事。”（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０日在達蘭薩拉集會上的講話）。他一方面説：“如果北京邀請我訪問拉薩和西藏部分地區，我將樂意接受；如果我耳聞目睹西藏人民在中國統治下生活幸福，我就放棄西藏獨立的要求。”（１９７８年５月對《旁觀者報》記者的談話）“如果能解決問題，我準備去中國；同中方進行協商，也許明年就成行。”(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０日同日本記者的談話)。但是，幾乎與此同時，他身邊的人毫不隱諱地道出了達賴回藏的根本目的：“達賴喇嘛此行將是西藏人民歷史上的轉折關頭，是西藏的一場政治地震。正如羅馬教皇兩次訪問故國波蘭，極大地振奮了千百萬波蘭和世界天主教徒一樣，達賴訪藏將重振西藏人民的士氣，喚起他們的政治熱情並掀起佛教熱潮。”“有人説我們應該繼續等待，直到發生某種變革。奇跡有可能發生，但我們還要等待到什麼時候呢?"這，就是達賴喇嘛心裏的聲音。
中國政府真心實意地在西藏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實意地保護和弘揚西藏民族傳統文化，真心實意地發展西藏經濟和提高藏人生活，也真心實意地歡迎廣大流亡海外的藏胞回來，共同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達賴喇嘛卻把中央政府的仁慈寬厚之舉，當成“有機可乘”；利用來去自由的政策，暗中派人進來搞破壞，影響西藏社會的安定，破壞藏區經濟建設的發展，阻撓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究竟是中央政府關心西藏的老百姓？還是達賴喇嘛關心老百姓？究竟是中央政府的做法對西藏有利，還是達賴喇嘛的做法對西藏有利？凡是經歷了當時這一歷史階段的人，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3.西藏的繁榮穩定令達賴喇嘛不快
１９８４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充分重視西藏的特殊性，極其重視和切實做好民族、宗教、統戰工作，進一步放寬政策，促進農牧業和民族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儘快改善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
為了儘快改善西藏地區的面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蘇等九省市幫助西藏建設４３項中小型工程，這些工程都是發展西藏經濟、改善藏人生活迫切需要的，例如電站、學校、醫院、文化中心、市政設施、賓館飯店等等。工程１９８４年全面啟動，２萬多名內地工程技術人員進藏施工，他們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在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上很努力地幹活，有的人為了西藏建設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１９８５年８月，大部分工程如期完工，鑰匙交到了西藏的使用單位手裏，他們還手把手地把工程技術和管理方法傳給藏族同行。正是在這幾年，拉薩建設迅速發展，古老的城市開始現代化起來了。全城新修柏油馬路１５條，全長７０公里，拉薩街道變得平坦寬闊了；鋪設上下排水管道４８公里，服務面積２０平方公里，拉薩再也不是下雨滿城水滿城泥了；新建自來水廠兩個，鋪設水管７０公里，供水面積佔城區的６０％，拉薩人從此能喝上新鮮清潔的自來水了。從拉薩到西藏各地郵路暢通，電話可以直撥西藏各地、全國各城鎮並且可以與全世界１８０個國家和地區直接通話。西藏電視臺和拉薩電視臺，用藏漢兩種語言通過多個頻道播放，拉薩７５％的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收錄機的擁有者更加普遍。拉薩有大學兩所，中專９所，中學１２所，青少年可以自由地進入各類學校學習；還有醫院、醫療機構１４個，大中型醫院７個，藏漢族醫生１５２０名，病床１１００張，拉薩人看病難的問題基本解決了。陰冷潮濕的老房子得到改造，人均住房面積９平方米，還在市區和近郊新建了２５個小區和新村，人均住房面積２２平方米，拉薩人住房難的問題初步解決了。經過十餘年的植樹造林，城裏的林卡，因為建設雖有減少，但是城市周圍綠化地大大增加，人均綠化面積達到12平方米，這裡的風沙比過去大大減少了。經過這些建設，拉薩確實變了，變美了，變新了，變得舒服了。新建築，古建築，互相映襯，讓人耳目一新。國內外遊客和佛教徒，爭相前來參觀遊覽、轉經朝拜，拉薩成了一座聞名全球的旅遊城。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西藏自治區政府張貼佈告，推出九條繼續放寬農牧業政策，減輕農牧民負擔，促進農牧區經濟發展的措施，這些措施每一條，每一項，都是替西藏人民著想，幫西藏人民致富的好事情。筆者不厭其煩，將全文抄摘如下：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佈告
為了繼續讓群眾休養生息，增加實際收入，以利於把西藏的經濟搞上去，使人民儘快富裕起來，現將農牧區有關政策規定佈告如下：
一、免徵農牧業稅收政策延長到一九九０年。
二、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五十年不變，集體果樹、集體林木、荒山、荒灘、荒地的承包期五十年不變，可以轉包。荒山、荒灘、荒地的開發性經營，允許繼承。
三、取消糧食、酥油、肉類的計劃收購或變相計劃收購。常年開放農、牧、副産品（除國家規定的少數貴重藥材外）市場，實行自由買賣，自由交換。
四、任何單位、任何個人不得向群眾攤派和提取任何財物。
公社（鄉）、生産隊（村）幹部的補貼，由地方財政開支。五保戶的生活費用由社會救濟金解決。
五、保障農牧民在生産和經營上的自主權，絕不許強迫群眾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不再下達或變相下達種植和養殖計劃。
六、縣、區辦的中、小學，全部實行寄宿制，包吃、包穿、包住，所需經費由國家開支。
七、鼓勵發展多种經營，扶持、幫助各種專業戶、重點戶。提倡農牧民發展多種形式的聯營、集體經營和個體經營的民族手工業、商業、服務業、修理業、運輸業、建築業。允許雇請幫工、招聘技師和學徒，工資待遇由雙方議定。
八、允許農牧民串鄉、跨縣或到區外從事商業和其他經營活動。鼓勵長途販運，對集體或個體從事農、牧、副業生産和運輸業的汽車、拖拉機，繼續免收養路費。
九、歡迎其他省、市、區的個體勞動者、集體和國營企業來藏設店、建廠，參加物資交流會，舉辦展銷會，從事加工、運輸、建築以及服務性活動，為他們提供方便，保護其合法利益。
中央政府替西藏人民想得很週到，很全面，很仔細，西藏老百姓深受其福，農村牧區到處掀起種地熱，掙錢熱，蓋房熱。西藏老百姓過去很少能坐上汽車或者拖拉機，現在買汽車，買拖拉機成了熱門，全西藏的農牧民和市民擁有汽車、拖拉機的多達一萬多輛，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總之，中央想了許許多多的富民辦法，使西藏的窮困面一年比一年減少，富裕戶、富裕村、富裕鄉一年比一年增加。例如拉薩西郊的東嘎鄉，是筆者在西藏二三十年間經常去的地方，可以説對大部分農家都比較熟悉，當時我親身感受到東嘎鄉變得很快，富得也很快。我做了一個調查，全鄉３３０戶，１７５１人，耕地２４３４畝，每年糧食總産量達到１６０萬斤左右，平均畝産６８０斤，人均糧食１２３３斤，人均收入１２８０元。全鄉擁有汽車、拖拉機４１輛，平均８戶人家一輛；擁有彩色電視機２３１臺，合３戶人家兩台。現在糧食多了，錢多了，眼光也遠大了。過去怕挨餓，總把糧食存起來，現在賣掉糧食再生産，送兒女上學讀書。羊勒村農民平措次仁，通過種地、種蔬菜、開商店、辦哈達廠發了財，大部分收入用來送兒女上學，他有四個兒女，有三個上了大學。不管怎麼説，西藏城市農村和牧區確實在變，變好了，變富了，變漂亮了。人們吃得好了，穿得好了，住的房子也舒服了。人們心情舒暢，信教自由，到寺廟朝佛，請喇嘛到家裏唸經做法事活動，沒有任何人説半個“不”字，他們生活自由了，精神愉快了，節日一個連著一個，從劇場到林卡，從城市到農村牧區，到處都可以聽到西藏人樂觀開朗的歌聲，所有這些，凡是到西藏旅遊觀光的人，沒有一個不承認的。達賴喇嘛如果真的愛西藏，愛西藏人民，理應面帶微笑，祝福加持。很遺憾的是據我們所知，他的態度並不是這樣，甚至恰恰相反，西藏的建設越是發展，他越是惱火；藏人生活越改善，他越是頭痛。因為西藏社會越來越發展了，人心越來越穩定了，他要搞亂西藏越來越困難了，於是他一次次舉行時輪金剛大法會，一次次接待境內出來的西藏人，一次次借助西方新聞媒介發表演説，編造西藏曆史，歪曲西藏現實，攻擊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政策，鼓勵藏人不滿情緒，總而言之為以後出現的拉薩騷亂做了很多很多的輿論準備工作。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他在達蘭薩拉發表講話：“在二三十年以後的今天，確實發展成為民族矛盾，現在不管是監獄裏的犯人，還是學校的學生，還是機關幹部，都很自然地把漢藏區分開來，相互間出現了鴻溝，發展成為民族鬥爭。”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他在印度多吉丹舉行的“時輪金剛大法會”講經期間，專門找境內前去聽經的藏人做工作；１９８６年５月，他又在旅歐藏胞中發表長篇演説，他説：“幾十年來，我們的家園遭到了空前的災難，儘管包括我在內的十萬藏人被迫離開家園，流落他鄉，遭受了無法忍受的痛苦。但是，首先是境內的藏胞在二十多年內忍受的痛苦，我們這一代藏民族是最不幸的。”他進而鼓動説：“境內的藏胞很頑強，很勇敢，在深沉的苦難和漢人的槍口下，能夠頑強地生活下來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其它場合説的更加直接了當：“我們搞西藏獨立，不僅要靠境外的藏人，更要靠境內的藏人！”“要內外結合，發動所有的藏族人起來，才能推翻中共統治。”如果説這些講話是拉薩騷亂的動員令，恐怕不是沒有根據的吧!
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１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提出“五點和平計劃”。２４日，他又在印地安那大學舉行記者招待會，公然宣稱“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這些消息很快通過各種渠道傳到西藏，果然拉薩少數分裂主義分子，便舉行了策應和支持達賴“五點和平計劃”的示威遊行，這就是80年代末一系列騷亂動蕩的開始，此後一兩年裏，鬧事一直沒有消停。拉薩騷亂與達賴喇嘛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
拉薩是西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舉世矚目的宗教聖地，達賴集團把它作為搞亂西藏的突破口，認為搞亂了拉薩也就搞亂了西藏，西藏獨立的日子就為期不遠了。正是出於這種用心，他們在拉薩製造了多次騷亂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有３次。每次騷亂的方式都大同小異，先是幾個喇嘛和尼姑打著雪山獅子旗，圍繞八角街喊著“西藏獨立”的口號，招引人們圍觀，接著聚眾鬧事，衝擊政府機關，毆打公安幹警。砸壞汽車，搶劫財物，焚燒商店和公共建築。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騷亂分子焚燒汽車7輛，圍攻派出所一天；１９８８年３月，衝擊佛協傳召辦公室，攻擊自治區領導幹部，打死藏族武警班長，打傷武警和其他工作人員３９９人，洗劫了北京路上的飯館和商店，迫使藏傳佛教最莊嚴的宗教法會拉薩傳召大法會無法進行。１９８９年３月，騷亂活動再次升級，兩天中死１０人，傷１００多人，有９００多家國營和個體商店被搶劫和砸爛；衝擊了２４個政府機關、企業和學校，砸爛和搗毀大小汽車２０多輛，造成直接經濟損失１０００多萬元。為了維護拉薩的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群眾的安全，使國家財産不受損失，國務院不得不宣佈在拉薩實行戒嚴。
拉薩騷亂是達賴集團策劃和發動的，這幾年經過各種新聞媒介的披露，此中的內幕更加清楚了。早在１９８６年，達賴集團在達蘭薩拉頻繁召開各種會議，動員佈置策動拉薩騷亂問題，包括“藏青會”第六屆會議，“西藏婦女協會”第一次工作委員會，“西藏獨立運動”工作研討會，“流亡政府”雙年會，九品以上官員特別政治教育會，等等。這些會議的主題都是“要為爭取西藏獨立採取具體行動”，“發動境內６００萬藏人起來反抗中國暴政。”１９８７年４月，達賴集團又在達蘭薩拉召開高層會議，分析國內外形勢，擬定在境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遊行示威、製造社會動亂的行動計劃，之後“藏青會”不斷派人潛入拉薩和西藏各地，與當地分裂主義分子密謀製造動亂。“藏青會”還派人到尼泊爾藏胞中活動，組織力量９、１０月份在西藏大幹一場。
我們還注意到，每次騷亂結束，達賴喇嘛都要鼓勵一翻，並且要求分裂主義分子再接再勵地幹去。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７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發表講演，表示對拉薩騷亂“完全支持”，號召分裂主義分子“不要服從”。１９８８年３月５日拉薩騷亂過後的第五天，他又在集會上對拉薩騷亂倍加讚揚：“境內藏民鬥爭旺盛，決心很大， 敢於流血犧牲!"他在同一天的書面聲明中又説：“西藏境內英雄的同胞們，不畏強暴的中國軍隊的鎮壓，進行著勇敢的非暴力的鬥爭……這也是佛教精神和我們民族精神統一的見證 "。他呼籲“我們每個人在這一年裏竭盡全力地為實現我們正義的事業——一個屬於西藏人的西藏而奮鬥。”
回顧８０年代後的這一段歷史：中央政府在西藏搞建設，達賴在西藏搞動亂，到底是建設對西藏人民有利呢？還是騷亂對西藏人民有利?西藏人民到底是歡迎建設呢？還是歡迎動亂呢？據筆者所知，絕大多數藏人都反對動亂，少數參加過動亂的人事後也很後悔。“動亂不得人心”，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反映了當時西藏和拉薩很多人的思想。筆者當年就這個問題，問過好些拉薩的朋友，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説：“鬧事，一害國家，二害社會，三害自己，我們一不支持，二不參與！”一位５０年代為羅布林卡達賴新宮繪過畫的著名畫師告訴我：“只要街頭有點不對勁，我就把徒弟和兒女們召回來，不讓他們去摻乎！”拉薩西郊東嘎鄉一位農民講得很直率：“現在拉薩有些人，真是肚子吃的太飽了，身上穿的太暖了，吃飽穿暖沒事幹，跑到街上去鬧事，我們農民是不會跟著他們走的，我們發財致富搞生産還忙不過來呢!"
4.在背離祖國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世界上發生了好多大事，蘇聯解體了，東歐巨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把和平演變的重點轉移到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頭上。１９８９年６月，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國際反華勢力一窩蜂地對我國進行政治孤立、經濟制裁和輿論攻擊。
當時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似乎喝了一點青稞酒，有點飄飄然了，看到如此這般的國際形勢，很是有點得意忘形。他跑遍了西方和東歐，為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叫好，同時發佈各種各樣的預言，似乎他已不是活佛，而是占卜吉兇、預言禍福的巫師神漢了，他一次又一次發佈預測，説什麼５年到１０年之內，“西藏會獨立”，“中共要垮臺”。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他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興災樂禍地説：“馬克思主義是在本世紀誕生的，很可能在本世紀結束以前死亡，馬克思主義壽命很短，這是多麼可悲的結局啊！”１９９０年６月，他在西班牙罵中國：“中國大陸的竹幕不久將如柏林墻般的消失。”“中國的共産主義制度不久將垮臺。”１９９１年８月他在巴黎預言：“中國政府現在就如快落山的太陽，中共政權末日可數，不出１０年，中國必然發生類似蘇聯的變化。”還説“３年內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獨立國家。”“西藏人決不能像現在這樣進入２１世紀。”１９９５年他又預言：“中國可能發生分裂，瓦解和全面崩潰。”“中國今年（１９９５年）和明年要發生巨變”。“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中國將有大變動。”“我個人的觀察和占卜也顯示出將有一些樂觀的發展，而印度占星家也做同樣的預言。”
達賴喇嘛錯誤地估計了世界和中國的局勢，認為中國政府馬上就要垮臺了，不能再和他們打交道了，他覺得睡一覺醒來，“西藏獨立”的蘋果就會乖乖地掉進自己的懷裏。所以他的口氣也變了，宣佈：“要重新調整與北京的關係”，“收回五點和平計劃和五點新建議”，“不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將宣佈西藏脫離中國，徹底獨立”。不過，預言畢竟是預言，現實還是現實。社會主義的祖國，不因達賴喇嘛的咒罵而垮臺；社會主義的西藏，也沒有因為達賴的咒術而重新恢復農奴制度。雪山頂上的天空照樣還是那麼藍，雲彩照樣還是那麼白，農民們照樣還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牧人們照樣還在自己的草場放牧。中國頂住了來自西方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制裁，變得更加強大，更加繁榮，更加富裕。整個國家社會穩定、民族團結、政通人和、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綜合國力日益增強，那些曾經千方百計封鎖、制裁、孤立中國的西方國家，也不得不重新與中國對話，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和中國做生意。達賴喇嘛的“預言”成了空話，他所謂的“新希望”成了“新失望”。達賴喇嘛很丟了一些臉，因為他在世人面前放了空炮，出了洋相。自己釀的苦酒，還得自己悄悄秘密地吞下。經過一陣尷尬之後，他的口氣又變了一點，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３日，他重新提出“無先決條件地和中國談判”。１９９６年他在訪問澳大利亞的時候宣稱：“我不要求西藏獨立，而是自治。”但是，正是他講這些話的時候，一點也沒有放鬆攻擊中國、折騰西藏。組織所謂“向西藏和平進軍”，策劃所謂就“西藏地位問題進行全民公決”；他違背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非法認定班禪轉世靈童。一句話，他在背離祖國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１９９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上落實了中央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援助西藏興建６２項建設工程，原計劃投資２３.８億元，實際投資３３.６６億元。經過１５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力逐漸增強，各省市自治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經濟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大家沒有忘記西藏，也沒有忘記藏族同胞，都願意拿出人力、物力和財力，幫助西藏人民發展生産，改善生活。“中央關心西藏，全國支援西藏”，成了中國各民族共同的行動。青海、寧夏、貴州等省、自治區，自己也不富裕，卻毫無保留地要給西藏人民做一份貢獻。１９９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區成立３０週年的時候，６２項工程絕大部分已經完工，開始為西藏人民造福，西藏人又一次感受到祖國的關懷和各民族的友誼和溫暖。與此同時，拉薩布達拉宮維修勝利竣工，一江兩河的開發進展順利，十世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按照歷史慣例和宗教儀軌圓滿地認定和坐床，西藏全區８０％以上的農牧民已經能夠吃飽穿暖，正在步入小康。從民主改革到現在，西藏人的平均壽命，已由３５歲增加到６５歲；西藏人口由１０５萬人增加到２３２萬人；西藏學生從３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７.５萬人。中央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制定具體方案，要在本世紀以內消滅貧困，全體西藏人民都能過上富裕文明生活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時代在發展，歷史在前進，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評判者，才是歷史的真正主人。遠的不説，從１９５９年達賴喇嘛叛逃國外至今已有３８年。西藏人民看了３８年，對比了３８年，真正認識到中央政府給予西藏的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提高、生活富裕。而達賴喇嘛到底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麼，除了製造謠言，策動騷亂，弄的西藏人民很不安寧以外，我想不出他為西藏人民做了什麼好事。這些不是人們隨意想像的，而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言語行動所寫成，這一點國內外很多藏胞都看清楚了，全世界不少人都看清楚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將被更多的人所看清。
是利教，還是亂教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作為藏傳佛教的大活佛，又受過比丘大戒，理應弘揚佛法，維護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請看近幾年他的幾項主要宗教活動。
1.支持日本奧姆真理教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０日，日本奧姆真理教在日本東京地鐵施放毒氣，殘害無辜群眾的恐怖事件一度成為世界各種傳媒爭相報道的熱點。１０月２６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公開審判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麻原彰晃，從而使他和該教的百餘名骨幹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奧姆真理教被取締。
就在身受其害的東京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憤怒譴責這一事件時，一貫標榜自己是“釋迦牟尼比丘”、“人權衛士”的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竟然對日本共同社説：他仍認為奧姆真理教是宣傳佛教教義的，麻原彰晃是“朋友”。世人聞之無不感到震驚，這究竟是為什麼？
答案只能從事實中尋求：
事實之一，自１９８７年起，達賴喇嘛和麻原先後有五次會晤，麻原受達賴喇嘛指使兩次潛入西藏“傳教”。
事實之二，麻原自稱他的教義是在原始佛教及藏傳佛教的密教體系上融入了瑜伽系統，可以把從人到佛的時間由二、三千年縮短到十年，而且人們不必苦行，只需皈依三寶、守持四戒、背唸佛經、接受非凡指引、進行冥想（觀修），就可快樂地獲得長壽以至成佛。這種特殊方法唯他獨有，“是達賴親自把他指引入佛教大乘傳統”。
事實之三，１９８９年５月起，達賴喇嘛給麻原出具證明書和推薦信，稱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導師”，奧姆教是“傳播大乘佛教”、“促進公共好善的”，呈請東京有關當局“應當允許奧姆教派免交稅收”。從而使麻原迅速積累起大量資金，從事毒氣的研製和生産。
事實之四，達賴喇嘛于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６日致書感謝“奧姆教團為我們佛教流亡集體，特別是不久前剛從西藏來的僧侶學生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出達賴喇嘛和麻原之間，短短幾年，就牢固建立了宗教上的師徒關係，經濟上的互惠互利關係，“事業”上的協作支持關係。德國《焦點》週刊説“沒有達賴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國。他從一個江湖醫生和小小的刑事騙子，在短短的幾年內火箭式地上升為日本一個教派領袖也不會如此順利，這是可以肯定的。”換一種説法，正是達賴喇嘛的鼎力“支持”，使麻原彰晃從一個小小的騙子，上升為“宗教導師”，積累了放毒資金，從而變成恐怖集團的頭子。
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佛教把皈依既視為進入佛門的儀式，更要求從思想上要全心全意地信仰和依賴三寶，藏傳佛教密宗要求更嚴。密宗上師應俱備五條標準（自、語、意三業清靜，對眾生有大悲願，佛法修悟上有大成就）；皈依對弟子在意識上有四條要求（知改德、知差別、自誓、無余師）和修行上的四條要求（近善士、聞正法、如理思、隨法行）。而且要求上師和弟子要互相考察，慎重選擇。應依據弟子的根機傳法，“對小機不能説大法”。佛教還要求嚴格遵守戒律，主張“以戒為師，無戒無法”。
這些規定對於達賴喇嘛這樣的大活佛來説應比誰都更清楚。那麼，他為什麼在接受麻原皈依時不嚴格考察呢？在傳授密法時不嚴格抉擇呢？又為什麼偏要給這樣的人授以“佛教導師”的桂冠並出具保證書呢？麻原在其新著《最高指引》中一語道破天機：是達賴喇嘛“委託”麻原“在日本進行佛教改革”。
日本佛教源遠流長，顯宗密宗俱全，又有那麼多頗俱高深造詣的長老、法師，而達賴卻偏又委託麻原這個刑事罪犯去進行所謂的“改革”，這既是對日本佛教界的輕慢，也暴露了達賴喇嘛思想深處的險惡圖謀。
達賴喇嘛不甘心中韓日三國佛教團體之間“黃金紐帶”的恢復和交往日深的時代潮流，出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需要，籠絡麻原破格封授，妄圖在日本建立一支為他效命的別動隊。只因他們惡業深重，招致現報，落得個麻原“夭折”，達賴丟醜的可悲下場。
2.利用大法會從事“西藏獨立”的政治活動
時輪灌頂，是藏傳佛教密宗無上瑜伽部中極為莊嚴的高深法門，在理論和修持方法上，具有很多與眾不同的特點，儀軌嚴謹。藏傳佛教認為，它蘊涵宇宙和生命在時間中的生滅規律，展示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間的神秘聯絡。認為通過相應的修持方法，可以改變生死規律，凈化超脫，成就時輪佛位。時輪法的傳承源遠流長，宗喀巴大師對其高度稱讚，列為格魯教派一大法門，親自傳給克珠傑（第一世班禪大師）。克珠傑精於此法，著有２００多萬字的考證註釋，成為格魯教派的時輪主傳人，被譽為“時輪主化身”。
時輪灌頂屬於大型灌頂法會，其形式和內容均須嚴格遵循儀軌，不得隨意刪改。要求灌頂上師應具備較高佛教造詣，灌頂之前還必須閉關靜修時輪本尊1至６個月。每次時輪法會約需時半月左右。
１９８０年以來，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頻頻向境內外信眾舉行時輪灌頂大法會；特別是１９９６年竟達一年4次的程度！
人們不禁要問：達賴喇嘛真的是在孜孜不倦地弘揚佛法嗎？
首先，我們姑且不提時輪法的時間概念“天地時間，以年為時，四季交替，萬物生滅，週而复始，流轉不息”。單從閉關和法會所需天數計，像達賴喇嘛這樣時常週游列國，拜見政要名流，講演遊説，尋求同情的“政治大忙人”，能有時間安下心來，按儀軌進行觀修嗎？顯然不可能。他的用意何在？僅從他１９８５年在時輪灌頂大法會上講話的內容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在這次講話中，達賴喇嘛吹噓舊西藏人們如何安居樂業，掩蓋人民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苦難生活，同時誣衊現在“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幾乎滅絕”，説什麼：“一切的禍根來自漢人”，“現在不能對漢人抱什麼希望”，並公然鼓吹分裂：“總之，西藏絕不屬於中國”，“現在我們在雪域國的旗幟下，出現了整個藏族團結一致的大好形勢，我們要珍惜它”，“我們的民族沒有什麼做不到的”，“為我們的事業不怕犧牲，追求真理，這才是最可貴的”，“大家放心大膽地鼓起勇氣來為實現我們的大業而奮鬥”！
請看，達賴喇嘛是在弘揚佛法呢，還是在利用宗教活動鼓吹“西藏獨立”，煽動民族仇恨？！正是通過灌頂活動，他主動撕下了“非暴力”和“人權衛士”的面紗，在宗教領袖主張慈悲平等普渡眾生的外衣下，從事離經叛教、禍國禍民的活動。
3.禁止信奉護法神，迫害信眾
藏傳佛教信奉傑欽修丹護法神。據藏文資料記載，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住世弘法的晚年，一次與首席八大弟子相聚于拉薩色拉寺大師寢宮“曲當”，商討弘法事宜。大師提出，為使格魯派妙法常傳不替，須有一更威嚴的護法使者。頓怎 扎巴堅讚站起説：“如尊師恩準，我願擔此責任，嚴懲危害吾派之人。”
頓怎轉世化身為班欽 索朗扎巴。他顯密融通，造詣高深，曾任哲蚌寺、色拉寺法臺、甘丹寺總法臺與三世達賴之師，因位高權重，引起猜忌，而被害死。遂不再轉世，而被設像供奉為傑欽修丹護法神。對這位護法神，歷世達賴、班禪多表尊崇和供奉。五世達賴專著“陳郭”經，對之大加頌讚，後逐漸在黃教寺廟和民間信徒中普及。
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原也供奉傑欽修丹。但到７０年代，突然反目，下令禁止供奉，並因而與經師關繫緊張；因聽從者甚少，當時只得不了了之。１９９４年，達賴重提此事，用多種形式大加討伐，説這位護法神“對西藏的根本大業不利，對達賴喇嘛的身壽不利”，更莫名其妙地給護法神扣上“親漢”的罪名。１９９６年３月，達賴進一步在兩次講經會上，公然向與會群眾發佈禁令，要求寺廟、活佛和僧俗群眾必須做出抉擇，否則將視為“對西藏共同事業的背叛”，是“希望達賴喇嘛不得好死”，甚至揚言，不聽從者要留下名字，他要親自登門問罪；而且大聲呵斥，要不放棄信仰護法神的人立即退出經場。接著流亡組織及下層機構紛紛發表決議和聲明，利用現代媒體大造輿論；更派出打手，闖入寺廟佛營、居民住宅，砸毀護法神神像、毆打信眾、強行實施。對仍不遵從者，僧尼逐出寺廟，官員開除公職，學生停止補助，群眾清出社團。
境外許多寺廟、活佛及藏胞，因直接受害而反響強烈，不少人將這位護法神像隱藏轉移，消極抵抗；不少人拒絕在放棄信仰的保證書上簽名；不少人利用現代傳媒進行揭露、控拆；還有人致函聯合國有關機構或居住國領導，呼籲制止達賴的宗教迫害和侵犯人權行徑；也有人向居住地法院提出申訴，要求依法進行追究和給予賠償；更有串聯結社，集體抗議，遊行示威的。
消息傳到國內,信奉這一護法神的活佛高僧、寺廟佛堂和僧俗群眾，更是一片譁然。有的公開説“達賴誣衊共産黨沒有信仰自由，我看這頂帽子戴到他的頭上才合適”；有的雙手合十説，達賴喇嘛這樣做完全是對神聖的宗喀巴大師和第五世達賴喇嘛的背叛，罪過啊罪過！就連原係達賴 丹增嘉措弟子的著名活佛高僧中間，也有向筆者展示他們供奉在佛龕中的這尊護法神像的；也有神情凝重地説：“單就宗教信仰而論，我的心已經涼啦！對達賴喇嘛再不抱什麼希望了”。
《世界人權宣言》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個人的自由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限。達賴喇嘛在護法神事件上的所作所為，完全暴露了他大農奴主的本來面目。
4.違犯班禪轉世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
藏傳佛教大活佛的轉世，有固定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
達賴集團則提出，“達賴和班禪的名號不是清朝冊封的”，理由一是達賴名號是俺達汗贈送的；二是封號中的單詞，其他活佛也在用。
達賴喇嘛封號中的“西天大善自在佛”，“金剛持”、“達賴”、“喇嘛”，確實其他活佛也在使用，而且在中國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中，這種現象也不罕見；但單詞和完整的封號是兩碼事，單詞誰都可以用，沒有固定的屬性；而完整的封號是有固定屬性的，不能亂用。
１５７８年，俺達汗給第三世達賴的贈號和１６５３年清朝順治帝給第五世達賴的封號，有根本區別，不能相提並論：
第一，含義不同。俺達汗贈號的含義，只説明第三世達賴在佛教修持上的成就；順治的封號，不僅説明第五世達賴佛教的成就，更給了達賴佛號和“所領天下釋教”的權利，這種授給權只有皇帝才有。
第二，兩世達賴的地位不同。第三世達賴當時只是拉薩哲蚌寺第十二任法臺和色拉寺第十三任法臺，第五世達賴當時是格魯派以至藏傳佛教的領袖。
其三，更大的區別，在於封贈者地位和權力的不同。俺達汗是青海地方的部族首領，無權處理西藏事務，只能贈給名號；而順治帝則是統管全國的國家元首，西藏是其管轄的一部分，具有冊授封號的權力；達賴喇嘛正是經過清朝順治帝的冊封，才使他的封號、地位和權利得到確定，並能承襲下來。
這是稍有西藏曆史常識的人都能懂得的道理。如果把俺達汗的贈號和順治帝的封號對立起來，而且只承認前者不承認後者，那麼，達賴喇嘛在佛教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達賴喇嘛等人説，“接受金瓶掣簽制度，是為了不遭受當時的外來侵略”。
實際情況是，廓爾喀對西藏地方的兩次入侵，發生於１７８８年７月和１７９１年７月。清廷所派福康安大軍反擊勝利，接受投降，是１７９２年８月，而掣定大活佛轉世靈童用的金瓶，是１７９２年１２月送到拉薩的，廓爾喀投降和簽訂永不侵犯條約已有４個月之久，怎麼能説“是為了不遭受當時的外來侵略”才接受這一制度呢？
事實上，正因為金瓶掣簽制度既符合佛教教義，又對整治當時西藏政治、宗教上存在的時弊十分有利，所以，金瓶送抵拉薩時，第八世達賴喇嘛早早下山迎候，並表示“特頒金本巴瓶……護衛佛門，實已無微不至，我實感戴難名。嗣後唯有欽遵聖訓，指議呼畢勒罕（轉世靈童）時虔誠誦經，于大眾前秉公拈定……闔藏僧俗頂戴天恩，無不感激”。第七世班禪也説：“送金本巴瓶來藏，全為保護黃教……實在感激天恩……。”作為第八世達賴傳人的第十四世達賴，卻一反祖輩遺訓，製造託詞，反對掣簽，又怎樣繼承前輩的衣缽呢？
達賴喇嘛等人又説，“只有在對轉世靈童産生重大分歧時，才使用金瓶掣簽。”
金瓶掣簽制度形成以來，通過金瓶掣簽認定達賴、班禪等大活佛的轉世靈童真身，已成為藏傳佛教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至於特殊情況可以“恩準免掣”一事，對靈童有無重大分歧並不是唯一原因；同時，不管有什麼特殊情況，可否免掣的權力，屬於中央政府，任何地方政權或個人均無權決定。
請看第十世達賴喇嘛的認定史料：１８１３年第七世班禪大師和代辦商業事務的第穆呼圖克圖等，聯名報告駐藏大臣稱，只找到一名轉世靈童，十分聰慧，各地再也找不出靈童候選人，懇請免予掣簽。兩位大臣也呈報清朝政府要求免掣。説明地方上對靈童沒有任何分歧，但這卻遭到嘉慶帝的嚴責，不準免掣，“總須再得其二，方可將三人之名一併緘封入瓶，……其掣出者方係達賴喇嘛真呼畢勒罕”。因而直到9年之後的１８２２年２月１４日才經道光帝批准，從３名候選靈童中掣定理塘的格桑堅讚為靈童真身，報道光帝批准繼任。藏文《第十世達賴喇嘛傳》稱：這次掣簽是由於“真實無欺地完成了掣簽認定，所以眾人都極為歡樂和崇信”。
達賴流亡組織的文章説：“歷史上就有第八世達賴認定第七世班禪、第六世班禪認定第八世達賴的先例。同樣，第十四世達賴認定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是遵循這種傳統，並沒有破壞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也不是非法的”。
事實究竟如何呢？
首先，達賴喇嘛所舉先例與史實不符。第七世班禪確認是由扎什倫布寺首先肯定後，一面請拉木護法降神確認，一面派人徵求達賴意見，因二者一致，而報請乾隆帝批准認定的。第八世達賴是乾隆帝派章嘉國師來藏和六世班禪共同確定的尋訪方法以後，六世班禪把他一表弟做為靈童線索提供給第穆，第穆派人了解驗證，駐藏大臣復核，報請乾隆帝批准認定的。
其次，活佛轉世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完善，而由《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最終確定的。想用先前的，並不真實的史料，來否定後來形成的制度的做法，竟出自精通邏輯學並考取大格西學位的達賴之手，只能使人感到驚訝！
第三，正因為１８世紀中葉認定轉世靈童上的諸多弊端，才造成了以第八世達賴為核心，第七世班禪為其堂弟，多吉帕姆為其堂妹，第十世紅帽活佛和扎寺仲巴呼圖克圖為其堂叔，第五世哲布尊丹巴為其堂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倫多仁為其堂侄女婿的以親族姻婭遞傳襲，數十年間一家壟斷西藏地方政教，且因內部矛盾導致外敵入侵，危及國家安全的嚴重局面。
達賴喇嘛重提這段歷史，不僅不能為他的非法行為開脫，恰好證實了金瓶掣簽制度的必要和正確。
達賴喇嘛聲稱，他有尋訪和認定班禪轉世靈童的權利。果真如此嗎？
從體制上看。１７１３年的《清實錄》記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封班禪額爾德尼”。康熙皇帝敕諭中稱：“……為保障扎什倫布新屬寺廟原徵賦稅永不為他人侵佔，茲封班禪呼圖克圖為班禪額爾德尼……。”１７９３年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更明確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可見清朝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宗教上、經濟上都是把達賴和班禪置於互不隸屬的平等地位。試問：作為中央政權領導下地位平等的兩個地方首領，怎麼能有認定對方的權力呢？
從尋訪歷史看。清朝中央冊封第五世班禪以來，第六世班禪是由扎寺組織尋訪，由頗羅鼐郡王主持降神認定，報乾隆皇帝批准繼位的。第七世班禪的認定，前已述及不再重復。第八世班禪是由扎寺組織尋訪經金瓶掣簽認定，報咸豐皇帝批准繼位的。第九世班禪也是由扎寺組織尋訪，經金瓶掣簽認定，報光緒皇帝批准繼位的。第九世班禪堅持愛國愛教傳統，被西藏親帝勢力逼走祖國內地，扎寺政教權利被非法侵佔。其轉世靈童由班禪堪布會議廳組織尋訪，因親帝勢力阻止金瓶掣簽，而由民國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批准免掣繼位的。以上五世班禪中，哪一世也不是達賴組織尋訪班子尋訪認定的。
從宗教上看。班禪和達賴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兩大活佛，而格魯派寺廟普遍供奉的“師徒三尊”中卻只有班禪而無達賴。而且按藏傳佛教化身轉世的説法，班禪是無量光佛化身，而達賴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可見宗教上班禪還要略高於達賴，根本不存在達賴淩駕於班禪之上，可以認定班禪的問題。
達賴喇嘛又搬出“師徒關係”來蒙蔽世人。事實上，以往１０世班禪中只有３世曾拜達賴為師，而１４世達賴中卻有８世拜班禪為師（未含師從一世班禪學經多年的一世達賴）。師徒關係並不是自始至終都有的，只是隨緣而起、時斷時續的，並非宗教儀軌。更何況第十世班禪和第十四世達賴根本就沒有師徒關係。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先生對此進行分析研究的結論是：“達賴喇嘛在尋訪認定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問題上，根本沒有發言權，沒有指導權，更沒有認定權。”
１９８９年８月，國務院批准了以第十世班禪大師經師嘉雅活佛為首，有扎寺活佛堪布、高僧及大師近侍人員參加的轉世靈童尋訪班子；組成了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和副會長、佛協西藏分會名譽會長帕巴拉 格列朗傑為總顧問，有各地藏傳佛教著名活佛、高僧組成的顧問班子，按宗教儀軌，如法如儀地進行誦經祈禱，朝湖觀影，秘密尋訪，驗證遴選等一系列艱苦細微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轉世工作進入了決定性階段。
達賴喇嘛既沒有尋訪認定班禪轉世靈童的權力，流亡他鄉又使他喪失了必須具備的客觀條件，但出於分裂祖國，禍藏亂教的需要，妄圖改變班禪世系愛國愛教的傳統，勾結敗類，弄虛作假，欺騙群眾。
達賴喇嘛從恰扎處得到初步尋訪情況後，１９９４年５月從中選中一名兒童，信告恰扎，要求再次觀湖為認定製造依據。恰扎不顧嘉雅活佛示寂前“觀湖已經結束”的指示和他自己一個月前對記者的同樣講話，背著尋訪小組多數成員，於是年１０月再次秘密朝湖，偽造“依據”。
１９９５年１月下旬，尋訪小組開會，遴選重點兒童時，恰扎不顧多數人的反對，將此兒童強行塞進重點名單。
１９９５年２月初，有關領導要提出3名候選靈童，準備金瓶掣簽時，恰扎藉故拖延，甚至對有關領導説：“我沒有判斷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悟性和本領。”剛剛過了三天，由於接到了達賴可以認定這名兒童的信件，他又馬上彙報説已經發現可以認定的最靈兒童。問他是怎樣認定的？他説是在第十世班禪大師靈塔前簽丸問卜認定的。實際上，11天后他才進行問卜，而且在問卜前後都不讓別人看簽丸中的名條，完全由他一人説了算。而尋訪小組成員都知道這個兒童生日被家長一再推遲，尚需查證。用這欺騙手段製造假的靈童，豈不是對“佛有三身”和“隨緣轉世”教義的最大褻瀆和背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達賴和恰扎這一騙局的暴露和失敗，以及恰扎的扎寺民管會和兩級政協職務的撤銷，正如藏傳佛教界高僧們所説：“這正是愛國愛教的第十世班禪大師顯靈，也是佛菩薩涅三德真諦、真相、真用的體現。”是人心所向的好事。
達賴喇嘛為什麼要反對金瓶掣簽呢？
在大昭寺應供殊勝的釋迦牟尼像前，用金瓶掣簽認定大活佛的轉世靈童真身，既是最公開、最公平的辦法，又完全能體現佛祖的慈悲加持和智慧法斷，也符合第十世班禪大師生前的遺願。早在１９８９年２月３日阿沛 阿旺晉美副委員長就説，大師轉生在什麼地方，各藏區都會有自己的看法，這沒關係，最後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由“金瓶掣簽”認定，誰也提不出意見。參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的活佛高僧再次紛紛要求通過金瓶掣簽認定轉世靈童真身，代表了廣大群眾的呼聲。
達賴喇嘛出於分裂祖國的政治需要，利用國外藏胞對金瓶掣簽由來的不了解，在指示恰扎反對金瓶掣簽的同時，公然篡改歷史，造謠惑眾，胡説什麼“金瓶掣簽不符合佛教教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達賴有權改變宗教儀軌”，“達賴有權決定需不需要掣簽”等等，在信教群眾中製造混亂。
中央政府為保護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和正當權益，維護宗教儀軌，採用金瓶掣簽方式來認定靈童真身，完全是體現民心，順乎民意的。
達賴眼看他一手策劃和苦心經營的陰謀即將破産時，不惜以他“宗教領袖的感召力”做賭資，孤注一擲，擅自非法認定“班禪轉世靈童”，公開向藏傳佛教界和藏族人民挑戰，向中央政府示威。
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引起公憤和聲討。首先是正在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會議代表、委員的堅決反對，帕巴拉 格列朗傑發表談話，嚴正聲明：達賴單方面宣佈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做法是非法的、無效的，我們只承認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慣例進行尋訪、並經中央批准的第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扎寺八大活佛之一、尋訪小組成員生欽 洛桑堅讚説：“達賴喇嘛置中央政策于不顧，擅自宣佈認定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公然違背教規，傷害了廣大信教群眾的感情。”比龍 白馬單增活佛説：“我作為班禪主寺扎寺倫布的一名活佛，完全有資格證明，歷世班禪大師都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達賴無權擅自認定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扎寺民管會常務副主任平拉宣佈：“我本人和扎寺民主管理委員會，對此無法承認，不能接受。”
西藏自治區人大和政協會議以及佛協西藏分會分別通過決議和聲明，堅決反對達賴喇嘛的不法行為，譴責達賴喇嘛利用宗教，分裂祖國統一，破壞民族團結，損害人民利益，違犯國家法律，藐視西藏佛教界應有的權利和尊嚴，踐踏僧尼和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要求達賴喇嘛對他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決心同分裂集團鬥爭到底。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是藏傳佛教史上應該永志不忘的一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用金瓶掣簽認定藏傳佛教傑出領袖第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真身的一天。
排除了達賴集團的干擾破壞，班禪轉世工作又回到了嚴格遵循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健康發展的軌道。
調整後的靈童尋訪小組，經再三核查驗證，提出了３名候選靈童，徵得國內藏傳佛教界活佛高僧的廣泛贊同，經中央政府批准，由國務院代表羅幹和特派專員江村羅布、葉小文主持，１１月２９日在拉薩大昭寺殊勝的釋迦牟尼像前，中國佛教三大傳承體系的大德高僧和各界代表千余人歡聚一堂，舉行了規模空前，天人相應，妙緣殊勝，法喜充盈的金瓶掣簽儀式，仰仗佛祖智慧法斷，認定嘉黎縣出生的堅讚諾布為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真身,由德高望重的代理甘丹赤巴波米 強巴洛珠活佛給靈童剃度，取法名為吉尊 洛桑強巴倫珠確吉傑布 白桑布（意為萬眾尊崇法力無邊仁慈祥和的佛法之王）。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日喀則市和扎什倫布寺再次披上節日盛裝，群眾滿懷喜悅激情，手持哈達和鮮花，涌向街頭，載歌載舞，虔誠恭迎已經闊別6年，經中央批准繼位的新一世怙主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 確吉傑布乘願再來，弘法利生。群眾清楚地看到，當車隊行近市郊歡迎帳篷時，一道陽光衝破雲層，端端照射在這位無量光佛化身乘坐的黃色臥車上，多麼吉祥的徵兆，人群中響起了一片崇敬讚美之聲。
吉祥的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８日清晨，當第一縷和煦的陽光照射到日光山峰時，陣陣震撼人心的法鼓聲和悠揚悅耳的佛樂，響徹扎寺和日喀則上空，在國務院代表李鐵映和特派專員江村羅布、葉小文的主持照護下，第十一世班禪莊重地登上了益嘎群增殿內傳統的根本法床。
在隆重的坐床典禮上，李鐵映宣讀了國務院同意坐床的批復，代表國務院向第十一世班禪頒授了金冊金印，展示了江澤民主席題贈扎寺的“護國利民”金字匾手稿。全國佛教界高僧大德、寺院代表向新一世班禪敬獻曼扎，頂禮叩拜，表達了誠心皈依和無限崇敬的心願。群眾代表排著長隊，奉獻豐盛賀禮，接受摩頂賜福。體現了百萬信眾的虔誠信仰和無比擁戴。
這真是“雪域涌祥雲佛光現瑞，佛門逢盛世寶鐃增輝”！
是利藏,還是禍藏
西藏自元代以來，即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所謂“西藏問題”不是西藏本身産生的，而是本世紀初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的産物，是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從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９年，圍繞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蓄謀撕毀“十七條協議”、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平息武裝叛亂等等，都滲透著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１９５９年３月，達賴分裂主義集團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和幫助下，在拉薩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失敗後，達賴喇嘛逃亡印度。此後３０多年間，他堅持分裂祖國，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請看達賴喇嘛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有利於西藏社會的發展，還是阻撓和破壞西藏的社會發展?
1.阻礙和破壞《十七條協議》的執行
５０年代初期，攝政大札下臺，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１９５１年２月，達賴喇嘛委派阿沛 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土登列門、桑頗 登增頓珠為代表直接由昌都來北京。同時，從亞東派出凱墨 索安旺堆、土丹旦達為代表經印度去北京。達賴喇嘛給每個代表頒發了一份蓋有印章的證書，由上述五位代表全權處理與中央人民政府的談判事宜。
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齊聚北京後，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李維漢為首席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于４月２９日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開始進行談判。雙方經過多次洽商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問題達成協定。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正式簽訂，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帝國主義分裂我國西藏陰謀的徹底失敗，是西藏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
根據《十七條協議》的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進入西藏，嚴格地、認真地執行《十七條協議》，以自己的模範行動，贏得西藏僧俗人民和愛國上層人士的擁護和稱讚。而帝國主義和西藏親帝分裂勢力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繼續進行種種陰謀活動，反對和破壞《十七條協議》。從《十七條協議》簽訂的最初日子起，圍繞著執行還是破壞這個協議展開了複雜的鬥爭。
《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協議簽字的墨跡未幹，當時身任司曹的魯康娃就公然揚言“餓走解放軍”，下令禁止賣給解放軍糧秣。１９５２年３、４月間，在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兩司曹暗中策動、支持下，發生了偽“人民會議”事件。他們策動和組織部分藏軍、喇嘛、流氓等在拉薩進行請願和武裝騷亂，包圍中央代表張經武駐地和噶倫阿沛 阿旺晉美的住宅，反對《十七條協議》，反對祖國。他們做得太過分了，輸光了道理。經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達賴喇嘛不得不宣佈解散了偽“人民會議”，並撤銷了兩司曹的職務。
１９５４年達賴喇嘛來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後，從北京返回西藏時，偽“人民會議”的代表人物到康定、雅安迎接，並上書達賴喇嘛，要求恢復偽“人民會議”的名義，撤銷對兩司曹的處分。這種反對協議的行徑，卻受到西藏少數上 層反動分子的袒護和包庇。
１９５６年４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這是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重大步驟，也是《十七條協議》中的基本原則之一。就在籌委會成立前後，偽“人民會議”分子又恢復活動，到處上書請願，反對自治區籌委會，反對民主 改革。這種反動活動，又一次得到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的縱容和支持。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達賴喇嘛應邀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２５００週年紀念活動。是否應邀前往，中央明確指示，由達賴喇嘛自行決定。達賴喇嘛一到印度，就被西藏的內外反動勢力和分裂分子包圍，引誘達賴喇嘛留在印度，搞所謂“西藏獨立”，達賴喇嘛及其隨行的部分主要官員産生動搖。對此，駐藏人民解放軍作了必要的應變準備，並同西藏地方政府領導人和各界人士一道，對反動分子進行政治鬥爭。與此同時，黨中央、毛澤東主席作出重大決策，明確宣告，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即在６年內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改革，也要到那時看情況再定，讓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人士有一個充分考慮的時間，以使我們對西藏上層在政治上、生活上逐步做好安排，以利於條件成熟時和平地、穩妥地實現改革。周恩來總理在訪問印度的過程中，向達賴喇嘛及其隨行官員傳達了中央這一重大決策，並以推心置腹的態度分別對他們進行耐心、細緻的工作。針對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達賴喇嘛，在印度搞“獨立”的想法，周恩來總理嚴正指出：達賴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來印度。並指出把達賴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達賴，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達賴留下來，西藏的工作不會因而停止……但大門是開著的，達賴什麼時候回西藏，什麼時候都歡迎。這才使達賴喇嘛的立場發生轉變，于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返回拉薩。
2.撕毀協議，發動全面叛亂，達賴喇嘛出逃
直到５０年代末，達賴集團阻撓、破壞《十七條協議》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他們先後在昌都、丁青、那曲、山南等地策動武裝叛亂，進行武裝竄擾，甚至公開在山南地區成立叛亂武裝“衛教軍”，建立叛亂“根據地”，並破壞國防公路運輸線，包圍、進攻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各地的辦公機關。到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達賴集團終於撕毀《十七條協議》，在拉薩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走上背叛祖國的道路。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夜晚，達賴集團武裝叛亂失敗，秘密地倉皇離開拉薩出逃。４月１８日達賴喇嘛越境抵達印度提斯普爾，踏上異國國土，就由印度外交官散發了用英文書寫的《達賴喇嘛聲明》，詭稱：“宗主權是漢人強加在西藏人身上的”。此時驚魂未定的達賴喇嘛就迫不及待地拋出書面聲明，而聲明的語言同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西藏慣用的腔調相似，從此達賴喇嘛開始了在異國國土上分裂祖國的活動。６月２０日，達賴喇嘛在穆索裏第一次公開露面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要恢復１９５０年中國入侵以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獨立地位”。１９９１年３月，達賴喇嘛訪問英國時向報界宣稱：西藏“是當今世界上被佔領的一個最大的國家”。達賴喇嘛就是這樣從叛逃之日起，不顧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７００多年來，歷代中央政府一直對西藏行使著有效主權管轄的歷史，公開鼓吹“西藏是獨立國家。”
3.成立非法的“流亡政府”
６０年代初期，達賴喇嘛投靠西方，靠西方庇護、努力站穩腳跟，成立所謂“流亡政府”。
１９６０年９月，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打著“西藏獨立”的旗號，收羅外逃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貴族、其它藏區的土司頭人，上層僧侶、叛亂頭目，召開了所謂“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會議”。成立“西藏噶廈政府”，後改為“大雪國政府”（藏語叫“崗欽吉雄”）即“流亡政府”，頒布了“西藏國憲法大綱”（草案），規定達賴喇嘛為“政府首腦”。之後，于１９６３年正式頒布“西藏國憲法”，１９９１年修改後公佈為“流亡藏人憲法”，規定：“達賴任國家首腦”，“達賴喇嘛可以直接通過下屬官員發佈命令”，可“指令大臣”、“頒授勳章和爵位”，噶廈會議是在達賴喇嘛領導下負責政府事務的，首席噶倫和諸噶倫、“人民會議”會長、副會長、大法官就職前均要向達賴喇嘛“宣誓”，君臣會議由達賴喇嘛主持”、“達賴喇嘛可以更換包括首席噶倫在內的全體噶倫”等等。達賴在其“流亡政府”內，設立安全、外交（後改為國際關係暨宣傳）等部門。在１０多個國家設立達賴喇嘛辦事處或聯絡處，編輯、出版和發行大量宣揚“西藏獨立”的刊物和書籍。在國外藏胞青年人中成立“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婦女協會”等激進組織，組建“西藏大會黨”、收取藏人“獨立捐”等等。所有這些就明白向世人宣告，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是一個旨在分裂祖國，妄圖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集團，達賴是這個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代表、總頭子。故而，人們稱之為“達賴集團”。
達賴集團為了達到分裂祖國，妄圖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新組建兩支叛亂武裝。１９６０年９月在尼泊爾北部的木斯塘地區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藏語稱“曲細崗珠”），“四水”指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雅礱江；“六崗”指擦瓦崗、芒康崗、麻則崗、木雅繞崗、色莫崗、澤貢崗，主要代表四川藏區。１９６２年組建了以藏人為主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四水六崗衛教軍”不僅在我國邊境進行軍事襲擾活動，危及我國邊防和邊民的生産與生活的安寧，而且騷擾尼泊爾居民百姓，強佔草場、土地、勒索財物，無惡不作，成為尼泊爾政府心腹之患。這支反動武裝，首任總指揮恩珠倉 公佈扎西在其回憶錄《四水六崗》中寫道：“組織了一系列向中國哨所的進攻”、“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一百英里。”達賴喇嘛撰文對公佈扎西大肆讚揚。“四水六崗衛教軍”不斷騷擾中尼兩國邊境地區，１９７４年尼泊爾政府出動部隊最終解除其武裝。在尼泊爾殘存了１４年之久的這支叛亂武裝最終被徹底殲滅。達賴集團還不斷派人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學習“遊擊戰術”，接受“特殊訓練”，培養數以百計的特工人員。１９６１年，美國派兩架飛機給木斯塘的四水六崗衛教軍空運了能裝備４７５人的槍械藥品食物，還有１０２００盧比現金。同時空投了在海爾營地受訓的３８名叛亂分子中的２６人。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尼泊爾修建了專用飛機場，派出一架運輸機和兩架直升機專門給這支叛亂武裝空投武器裝備、糧食和被服等物資。凡此種種完全暴露了達賴集團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武裝力量上分裂祖國的真實面目。
4.處境孤立
７０年代初，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矛盾日趨激化，西方國家調整對華政策，達賴集團的戰略地位作用降低。美國尼克松政府為遏制蘇聯，推行“現實威脅”戰略，調整對華政策，採取步驟改善中美關係。美國為消除障礙，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訪華前夕，停止對達賴集團在政治上的公開支持和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關閉了聯合國難民救濟總署駐加德滿都辦事處，不再直接對藏人提供援助，吊銷了發給“西藏歌舞團”訪美的簽證，直到１９７７年，一再拒絕達賴喇嘛訪美的簽證。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並未完全放棄對達賴集團的利用和支持。
就在尼泊爾政府調動了軍隊消滅了盤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崗衛教軍”的同時，不丹政府逮捕了達賴喇嘛派去的骨幹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國籍，否則驅逐出境。此時，達賴集團損兵折將，處境孤立，達賴一時表現沉默，倍感冷落、絕望。１９８０年３月，達賴喇嘛説，流亡藏人必須同漢人接觸，沒有其它辦法，勸藏人接受中國是一個偉大國家，他堅信共産主義和佛教有共同基礎。並表示如果西藏人幸福，他可以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在此期間他在公開場合很少再提西藏獨立，並多次讚頌中國共産黨和國家領導人，討好中國中央政府。並聲稱要回西藏看看，打算開始與中國政府恢復接觸。
5.提出“五點計劃”和“七點新建議”
８０年代中後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總戰略，特別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格局改變，冷戰終結。１９８９年北京“六四”政治風波之後，某些西方國家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妄圖將“西藏問題”作為分裂中國，搞亂中國的突破口，於是重新支持達賴集團，利用達賴喇嘛。國際反華勢力一方面重新給予達賴集團大量資助，一方面把諾貝爾和平獎賞給達賴。達賴集團一改幾年來的求好態度，對國內加緊滲透，製造多起騷亂，在國外推行西藏問題國際化。這期間，達賴不斷以所謂“西藏宗教領袖”、“和平衛士”、“人權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頭銜，頻頻出訪歐美和亞洲一些國家，會見各國政要、議員，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講演，以及利用聯合國人權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等講臺，大肆進行“西藏獨立”宣傳，秉承國際反華勢力的旨意，在國外推行西藏問題國際化。據不完全統計，３０多年來，達賴喇嘛出訪５０多個國家，達１２０多次，其活動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其發表言論也越來越多。而其中最突出、影響最大的是１９８７年達賴喇嘛訪美，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會上發表分裂中國的“五點計劃”，１９８８年６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大廈的一個會議廳舉行記者招待會散發的妄圖變相搞西藏獨立的“七條建議”。達賴的所謂“五點和平計劃”，即：
1、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
即將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安多省，變成一個阿希姆薩（和平）區。
2、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因為這威脅著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權和民主權利。
4、恢復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和中國放棄在西藏生産核武器和堆放核廢料計劃。
5、就西藏未來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舉行誠摯的談判。
這個”五點計劃”本來就是外國人幫助起草的，根本不是為了西藏的和平與安全，而是通過美國國會這個對西方有較大影響的講壇，重提“西藏獨立”的陳詞老調，是説給西方人聽的。“五點計劃”的核心第一條“使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緩衝國”，“要把其軍隊和軍事設施從這個國家撤走”。説穿了，就是要使西藏成為一個“獨立國”。
達賴喇嘛所謂的“七點建議”即：
一、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
二、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
三、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權宣言；
四、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執行首腦、對財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體系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薩；
五、西藏經濟、社會體制應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來決定；
六、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製造、試驗、儲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七、應該召開地區和平會議來保證使西藏通過非軍事化而成為和平的聖地，在這個會議召開和非軍事化、非核化實現之前，中國可以有權在西藏保持以防禦為目的的、有限量的軍事設施的存在。
這個“七條建議”與“五點計劃”相比，調子有所變化，但其實質依然是分裂中國，提出“中國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中國可以有權在西藏保持以防禦為目的、有限量的“軍事設施”。其實質顯然否定中國政府對西藏擁有的神聖主權，並且企圖把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隸屬關係，變成類似西方的宗主國與附庸國、保護國與被保護國的關係，從而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達賴把這個“七條建議”稱之為“新建議”，其實這個提法，並非什麼新東西，而是英、俄帝國主義國家在本世紀初妄圖把西藏分裂出中國，而炮製的關於“中國在西藏只有宗主權而不是擁有主權”的説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翻版。
達賴喇嘛的這個“計劃”和“建議”步步都在圍繞“西藏獨立”兜圈子，對中國政府進行造謠和污衊，對西藏曆史和現狀進行歪曲，這裡予以剖析和駁正。
一、達賴喇嘛提出：“把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安多省，變成一個阿希薩姆（和平區）。”又説“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等政治主張。這是十分謊謬的。首先，通過所謂非軍事化和中立化將西藏變成和平區和大國之間的緩衝國的説法，是故意混淆中印關係中的問題，是涉及到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管轄與領土完整的問題。如果將中國的西藏拿出來與印度去建立和平區或中立區，其結果只能是破壞中國領土的完整。其次，西藏應成為一個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國保持聯盟的關係的主張，顯然達賴這一主張居心叵測而又無知，實質是圖謀肢解、分裂長期歷史形成的多民族統一的中國，使西藏變相獨立脫離中國。然而達賴喇嘛這種否定中國對西藏主權，變相搞西藏獨立的立場至今絲毫沒有變化。１９９３年７月，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向中央呈送的信件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意見，仍然要妄圖建立“大藏族自治區”或曰“高度自治的大藏族行政區”。這些説法，其實質正是他的“五點計劃”的第一條。達賴喇嘛説：“整個西藏，被稱作藏區三部（衛藏、康巴、安多），應該成為一個根據法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聯絡的民主或自治實體”。在《達賴自傳》中的一幅所謂“大藏族區”地圖，不僅囊括了現今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四省的１０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而且竟然把青海省的西寧市、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和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許多地區也包括進去了，總面積約佔中國領土的四分之一。達賴集團及其支持者們為何不想一想，①本世紀初的北洋政府尚且不同意放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九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而今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怎能讓有１２０萬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區及其它省的藏區１００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分裂出去？②現在全國４５９萬藏族人口中，５４％以上分散居住在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省境內，由於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他們同這些地區的漢、羌、回、滿、蒙古、保安、裕固、納西、彝、普米等民族雜居，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不同民族地區的犬牙交錯，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關係。達賴妄圖把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高山大川的阻隔形成的三個如此廣大的地區，數倍于西藏人口的２０多個民族囊括在他們想象中的“大藏族自治區”之內，是絕對不可能的。③自元以來，長達７００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這些地區都歸歷代中央朝廷、政府統一領導下的各個所在行政區管轄，行政上與西藏地方根本?br> 揮型呈艄叵怠”苤謝嗣窆埠凸閃十螅沂敵忻褡邇蜃災沃貧取８薟厙木嚀邇榭齜直鸞⒘俗災吻⒆災沃鶯妥災蝸亍＜缺Ｕ狹爍韉夭刈迦嗣竦鈉降熱ɡ鐘欣誆刈遄災蔚胤降男姓芾磧刖夢幕姆⒄梗玫講刈遄災蔚胤餃嗣竦撓禱ぁ４錮道鏌惚湎嘍懶六遣輝市淼模彩切脅煌ǖ摹＊?
二、達賴喇嘛説：“漢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為少數”。“漢人向西藏移民７５０萬人，使藏族成了少數民族”。達賴集團的“西藏青年代表大會”編造的數據更加聳人聽聞，他們説漢人向西藏已移民７０００萬,還計劃移進１.２億漢人，同化藏族。簡直是彌天大謊。根據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的統計，在西藏的漢族人僅有８１２１７人，尚不足全區總人口的４％。西藏和其他省的１０個藏族自治州、兩個藏族自治縣的總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近６００萬人，其中藏族４５９萬，仍然佔大多數。
中國政府從未制定和實行過向西藏“移民”的計劃。國家根據西藏建設的需要，選派去西藏服務的少量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員，大多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專業人員和技術工人。他們與藏族人民同甘共苦，親如手足，共同為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做出了貢獻，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歡迎。鄧小平同志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區，地方大得很，單靠２００萬藏族同胞去建設是不夠的，漢人去幫助他們沒有什麼壞處，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漢人來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近年來，隨著經濟放開搞活，改革開放逐步深入，有一些漢族、回族群眾到西藏做生意或做工匠。為促進西藏經濟的發展，傳授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搞活流通、活躍市場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達賴喇嘛説：“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的地區之一。現在西藏沒有民主、自由。”這是達賴迎合國際反華勢力政治需要，不顧事實編造的謊言，對中國政府的無端污衊和攻擊。
這個問題倒使人想起一件事。１９９０年４月，在歐洲議會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一位議員先生向達賴喇嘛提了幾個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達賴喇嘛能否具體地把１９４９年前後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作一比較，因為據了解，１９４９年之前，西藏實行的是比封建制度還要落後的近似奴隸制度的制度。”可是，達賴喇嘛對這個問題卻避而不談，在會場中引起不滿。
事實本來很清楚，只要將新舊西藏的民主、自由、人權狀況作一個對比，就不難得出正確結論。舊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上層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殘酷、野蠻的程度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農奴主在政治上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經濟上佔有除全部牲畜外的全部生産資料，百萬農奴任憑他們剝削壓迫，連人身都不屬於自己所有，自然談不上什麼生存權和發展權，根本沒有什麼民主、 人權。如果硬説什麼人權，只有農奴主宰割農奴的人權，沒有農奴不受剝削壓迫的人權，更沒有反抗的人權。
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後，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翻了身，第一次獲得了民主、自由的權利。這是完全符合聯合國“禁奴公約”的，徹底廢除了野蠻殘忍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廣大西藏人民才真正有了人權。今日西藏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領導下，實施改革開放，大搞經濟建設，社會不斷進步，經濟穩步發展。基本解決了溫飽，現在部分地方正從溫飽型經濟向富裕型發展。西藏人民已得到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的權利保障，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與人權，有了生存權與發展權，有了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各種權利（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有了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受教育權、司法權、宗教信仰自由權、生育權、婦女、殘疾人、未成年人保障權等。隨著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加快、擴大與深化，人民的權利還會發展和完善。這些在舊西藏是無法比擬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大活佛之一，達賴喇嘛在１９５９年前唸經活動還要用人的頭蓋骨、人的腿骨作法器的殘忍的封建農奴主階級，三大農奴主的總代表，還談什麼民主、自由和人權，實在令人齒冷。
四、達賴喇嘛説，西藏環境受到污染。這是蓄意編造的危言聳聽的謊言，專門説給西方人聽的。我們知道，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極。西藏高原是地球上一片具有特色的地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氣勢宏偉，有著複雜而脆弱的生態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將很難恢復。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要保持好環境，成為全西藏自治區全社會共同的努力目標。１９９０年，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委員會成立，切實加強了政府對全自治區環境保護的統一領導。同年，國家投資３９０萬元，建成了自治區環境監測站。監測站在拉薩城區及拉薩河的上、中、下游設立了３個大氣採樣點、３個河水監測點和２７個交通噪聲監測點。監測結果表明：拉薩上空大氣中對人體有害的二氧化硫的濃度，每立方米少於０.１毫克，低於國家標準，大氣中不存在有害氣體氮氧化物。大氣中的總含塵量在每立方米０.４毫克以下。通過對拉薩河上遊達孜縣、拉薩市以及拉薩河與雅魯藏布江的匯合處３個點的監測，水的酸鹼度、硬度和化學耗氧量在３個點上均無變化。河水中不存在鋁、鋅、銅等重金屬微量元素污染。土壤和水域沒有任何人為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更不存在核污染。
為保護生態環境，環境保護部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對正在興建的羊卓雍湖電站、山南羅布薩鉻鐵礦等一批大中型重點工程，嚴格依照環境保護法進行監督和管理；搬遷距拉薩河不遠的垃圾場，以減輕對拉薩河的污染；建立污水處理場等。目前，西藏自治區已制定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拉薩市城市環境衛生管理條例》、《拉薩市城市綠化管理條例》、《西藏環境保護條例》，生態和環境保護已逐步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軌道。
此後，達賴喇嘛出訪頻繁，穿梭于許多國家之間，週旋于各國政要之門庭，時而在集會上慷慨陳詞，跟洋人講一套，跟藏人講的又是一套，這個“計劃”那個“建議”花樣翻新，變來變去,就是不願放棄“西藏獨立”、“變相獨立”或“半獨立”的立場。
結 束 語
１９７９年，鄧小平同志曾明確地對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説過：“根本問題，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日，李鵬總理答新華社記者問時，再一次重申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出：“我們的根本原則只有一條，即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中央政府一貫表示願意同達賴喇嘛進行接觸，但是達賴喇嘛必須停止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改變‘西藏獨立’的立場，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問題都可以談。”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李瑞環同志《在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對於達賴本人，中央一直曉以大義，給以出路，作到了仁至義盡。中央多次重申，只要他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徹底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我們就可以同他談判，歡迎他回到祖國，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對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今天，我們仍然堅持這一政策。
江澤民主席在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３日和１４日分別接受德國電視二台和《法蘭克福彙報》的記者採訪時，回答西藏問題時説：“只要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徹底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我們就歡迎他，回歸祖國，為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富裕做些有益的事情。”
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和基本態度是一貫的，始終沒有變化。達賴喇嘛應當審時度勢，順應潮流，作出正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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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見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