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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學研究在中國 |
西藏地處中國西南邊疆。從遠古時起，西藏人民就開始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勞動生活，繁衍生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西藏人民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為統一的由56個民族組成的祖國大家庭的重要一員，西藏民族一直與國內其他兄弟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他們相互學習幫助，共同譜寫中華民族的文明史。長期以來，西藏民族與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許多方面具有相同或類似的特徵；同時由於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宗教、信仰、歷史變遷等諸多因素影響，西藏民族的文化又有著自己鮮明的地域色彩和濃郁的民族特色，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門研究藏族形成、發展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問題的綜合性科學——中國藏學逐漸發展成熟，躋身於中華民族學術之林，並受到國際學術界的矚目。
中國藏學源遠流長。古代藏族學者紀錄、研究本地區、本民族歷史文化的藏文古籍卷帙浩繁。其數量之多，在中國各民族文字古文獻中，僅次於漢文文獻而居第1位。距今約2000年前秦漢時期的漢文文獻中，關於青藏高原上人類活動的記載時有所見。此後，特別是隋唐以來，歷代的官修史書、方志、檔案和各類私家著述中反映藏族及其歷史文化的漢文文獻越來越多，內容也十分豐富。此外，蒙文、滿文等文字記述的有關歷史資料也很可觀。所有這些文獻資料，反映了藏族歷史文化發生、發展的軌跡，及其與國內各兄弟民族的密切聯絡，構成了傳統藏學的巨大寶庫，是研究藏學的寶貴資料。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外國勢力從各個方面越來越深地侵入中國，西藏與祖國的其他省區一樣逐步淪為半殖民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帝國主義利用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兩次悍然出兵入侵西藏；以後，又利用1911年資産階級民族革命爆發後中國中央政府一時無暇西顧之機，企圖策劃“西藏獨立”，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這期間，沙皇俄國也進行了一系列分裂西藏的陰謀活動。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和英勇抵抗。富於愛國主義傳統的中國各族知識分子出於報國之心，把視線更多地投向因帝國主義侵略而動蕩不安的西藏，認真研究西藏問題，籌謀治藏安邊之策。他們或不畏艱難險阻深入藏區實地考察，或埋首書蒐集整理文獻資料，撰寫了大量藏學論著。據初步統計，從1911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內出版的有關西藏的著作不下四五百種，涵蓋西藏曆史、文化、宗教、政治、經濟、教育、地理、民俗等諸領域。這些著作大多資料豐富，論述透辟，其中不乏現代藏學的奠基之作。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藏學事業的發展受到種種不利條件的嚴重制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民族文化的保護給予高度重視，中國藏學研究事業因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951年，西藏獲得和平解放，中央文委、中國科學院即派出有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參加的科學工作隊，對西藏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狀況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調查，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為中央人民政府制訂西藏工作的方針政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1958年，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組織了70人左右的西藏社會歷史調查組，與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專家學者緊密合作，對西藏進行了更為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們走遍包括昌都、拉薩、山南、曰喀則、那曲等在內的西藏大部分地區，獲得了包括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古人類學等學科的重要資料。與此同時，國內藏學界的專家學者還對歷史遺存的藏學文獻資料進行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通過這些調查研究，不僅界定了西藏的社會性質，為後來進行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學理論依據，而且為新中國藏學研究積累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奠定了初步研究基礎。
1959年，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平息了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徹底廢除了舊西藏上層僧侶、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為西藏的民主改革清除了阻力。從此，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得解放，成為新西藏的主人。西藏社會的這一歷史性飛躍，為藏學研究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同時也向藏學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即繼承和發揚藏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促進西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而奮鬥。
平叛改革後，西藏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文化建設的高潮隨之到來。這時，藏學工作者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大力開展民族文化遺産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59年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採取有效措施，妥善保護各種文獻古籍，修繕了剖分歷史古跡，蒐集、整理了數以萬計的珍貴歷史文物和大量文獻檔案資料。1960年，西藏自治區等各委民會正式公佈了西藏第一批共21個文物保護單位，其中9個屬於國務院後來公佈的國家文物重點保護單位。與此同時，發掘保護藏族民間文化藝術遺産的工作也普遍展開，收集、整理了大量藏族民間音樂和舞蹈資料；整理、改編了一批藏戲傳統劇目；民間廣泛流傳的民歌、民謠、寓言、神活傳説和民間故事，也分別彙編整理成冊，並對這些民間文學藝術遺産開展了基礎性的研究工作。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還先後舉辦了5個佛學研究班，著手整理浩如煙海的西藏佛教經典。
從1951年到1966年，中國藏族界人士除了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和民族文化遺産的發掘、整理，稅累了豐富的科研資料外，還培養了一批藏學專門人才，取得了許多研究成果，為全面深人地開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可惜的是，新中園的藏學研究事業起步不久，就沒生了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場動亂，給全國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藏學研究事業也未能倖免。但是，有關單位的許多幹部群眾仍堅守工作崗位，妥善地保護了大量文物古跡和古籍文獻；不少藏學研究人民在困難的條件下並沒有中斷自己的業務工作。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布達拉宮、大昭寺等舉世聞名的歷史文化寶庫得以保全，免遭劫難。 1978年，中國共産黨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落實民族、宗教、知識分子等政策，許多遭受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打擊迫害的各族專家學者得到解放，重新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中國的藏學研究事業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近十幾年來，中國藏學事業迅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
藏學研究機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為了促進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加強對民族優秀文化遺産的保護，十分重視藏學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就在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省市自治區的科研單位、大專院校、政府部門組建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1978年後，國家投入更多力量，充實了原有的藏學研究隊伍，還創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機構。目前，這類研究機構共有50余家。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是西藏最大的綜合性藏學研究機構。該院從1978年起開始籌建，于1985年8月5日正式成立。目前，該院下屬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語言文字研究所、資料情報研究所，以及藏文古籍出版社、《西藏研究》雜誌社等機構。該院現在科研人員100多人，先後承擔了近百項課題的研究任務，其中許多是國家或自治區的重點項目。西藏民族學院，是在西藏公學的基礎上于1965年創建的，校址在陜西省咸陽市。它是西藏自治區最早建立的一所以文科為主的高等學校，現有教職工約600人。幾十年來，西藏民族學院除為西藏自治區培養了上萬名各級各類專業人才外，還開展了以藏學研究為中心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西藏大學校址在拉薩，1985年正式成立，是目前區內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現有教師30O余人。該校除為西藏自治區的經濟文化建沒培養各類專門人才外，也在許多專業領域開展藏學研究。除上述綜合性的研究機構外，西藏自治區還建立了數量更多的、單科性的藏學專業研究機構，如自治區教育科技委員會民族教育研究所、自治區文化廳西藏藝術研究所、自治區藏醫院藏醫天文曆算研究所、自治區人民醫院西藏醫學科學研究所、自治區《拉薩爾王傳》搶救工作辦公室、拉薩市誌辦公室、自治區和拉薩市兩級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自治區檔案館和考古隊等。此外，自治區人民政府的一些職能業務部門以及西藏農牧學院等，也普遍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
為了適應西藏經濟建沒的需要，自治區還建立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下設農牧業經濟研究室、財政金融研究室、經濟信息研究室、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室、社會發展咨洵研究室等業務部門。該中心的科研人品正在從西藏的實際出發，為加快西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沒的步伐出謀劃策。
首都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以人才密集、資料豐富、信息快捷著稱，具有發展藏學的許多有利條件。新中國成立之初，這裡便開始建立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經過40多年的發展調整，現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藏語研究組、藏族史研究組和藏族農奴制研究組；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藏族文學研究室和全國“格薩爾史詩”研究領導小組；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和民族語言一係（蒙、藏、朝文係）；北京圖書館兄弟民族部藏文組；北京民族圖書館藏文部等。這些機構薈萃了許多著名的藏學專家，有許多影響重大的科研成果問世。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幫助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於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心下設歷史宗教所、經濟文化所、文獻所（包括圖書館）和中國藏學出版社(包括《中國藏學》雜誌社)等機構，共130余人。中心成立以來，不但承擔了若干重大研究課題，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而且擔負起組織、協調全國藏學研究和對外學術交流的工作。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成立，被視為中國藏學研究事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自1986年以來，國家先後投資數幹萬元用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建沒。到1995年底，設施齊全、功能先進、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大樓將屹立在北京北郊亞運村東側。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在中國分佈有一定數量藏族人口的四川、青海、廿肅、雲南等省也建立了一批藏學研究機構。其中較著名的有：四川藏學研究所、四川藏學書院、四川外語學院國外藏學研究中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學研究室、西南民族學院歷史研究所藏學研究室、民族研究室和民族語言研究所藏語研究室、四川大學歷史研究所；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西北民族學院西北民族研究所、青海省文聯《格薩爾史詩》研究所；甘肅省藏學研究所；雲南省社會科學院迪慶藏學研究所等。這些機構的科研人員從本省區的實際情況出發，發揮自身優勢，取得了許多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推動所在省區藏學研究事業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介紹的藏學研究機構外，在中國的不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門中也有不少研究室、課題組或個人從事藏學研究工作。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無論藏區還是內地都沒有一處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
藏學研究隊伍 在舊中國，只有為數不多的學者在困難的條件下研究藏學。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為了振興藏學，著手把瓢零星散的各族藏學專家吸收、聘任、選調到藏學研究機構中來，併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條件。 中國政府于1951年6月在北京創辦了中央民族學院。學院沒置的第一個專門就是藏語文專業。當時，從全國各大學抽調了一批有力的青年人入校培訓，新中國藏學研究隊伍的培養工作就此邁開了第一步。這些青年學生在老一代專家學者的悉心指導下，大多成為藏學研究、教學、編譯、出版方面的高級專門人才。60年代初，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中央民族學院開辦了古藏文研究班，延聘藏族名師授課，進行藏學的語文、歷史、宗教、哲學、醫學、天文等多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從這個研究班畢業的學生很多成為高級藏學人才。與此同時，西北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等高等學府在培養藏學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績。
1978年以後，全國有近百名藏學研究生學成畢業，其中半數以上是藏族。此外，還有數量更多的本科生、專科生。他們中的許多人源源不斷地回入到藏學研究的隊伍中來。這些中青年學者不囿舊説，發表了高水平的學術論著名，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中國藏學研究進入了繼往開來的新局面。文物考古工作
在舊西藏，文物考古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些抱著不同目的的外國傳教士、商人、探險家和學者對少數地面文物進行過調查，但支離破碎，不成系統。新中國成立後，國內科學工作者才開始對西藏進行有計劃的文物考察。
1959年西藏開始創設文物管理機構。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60年代初期，西藏文物工作者分赴各地，調查、徵集到數萬件失散文物，其中有舉世罕見的貝葉經有西藏繪畫藝術的瑰寶珍珠唐卡，還有豐富多彩的民族宗教器具。關於貝葉經的普查工作尤為引人注目。
貝葉經是一種用梵文書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的經書，源自印度，因不易保存，現存世品極少。由於西藏特殊的自然條件，至今仍保存有不少貝葉經，是極為珍貴的文物。貝葉經的蒐集、整理、研究，對研究佛教和古代南亞地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普查發現的文物中還有元明以來歷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員的封誥、詔敕、印鑒、金冊、匾額，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拉薩等地修建的石碑，以及乾隆皇帝頒賜的、確定達賴轉世靈童身份的抽籤用的金本巴瓶等，還有歷代西藏地方政權和地方首領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這些文物不可辯駁地説明西藏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中央政府從很久以來一直行使對西藏地方的主權管轄。從60年代初開始，文物管理部門還對西藏全區的遺址、古建築、古墓葬、古石碑、摩崖石刻等進行調查，基本摸清了全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對象。目前，西藏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大昭寺、布達拉宮、甘丹寺、薩迦寺、扎什倫布寺、昌珠寺、藏王墓、古格王國遺址、哲蚌寺、色拉寺、貿布林卡、夏魯寺、江孜宗山抗英遺址共13處，還有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11處。國家每年都要撥出大批存款和稀有、珍貴材料，用於這些文物保護單位的維護和修繕。1988年，國務院正式批准全面維修聞名中外的布達拉宮，由國務委員李鐵映任維修工程小組組長，計劃撥款350O萬元(約合402.3美元)，至1992年又追加到530O萬元(約合609.2萬美元)。這項舉世矚目的維修工程耗資之大，在中國古建築維修工程史上是創紀錄的。1994年8月，布達拉宮維修工程勝利竣工。截至80年代末，西藏考古工作者在全區共發現舊石器地點5處，細石器地點30余處，新石器地點和遺址20余處。此外，在山南、那曲、拉薩等地發現吐蕃時期古墓葬群20余處，墓葬約2000座。
1978年至1979年，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發掘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卡若遺址，實物遺存豐富，文化特徵明顯，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被認為對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劃時代意義，預示著西藏高原考古挖掘的廣闊前景。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拉薩北部曲貢附近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證明，這是繼昌都卡若遺址之後又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蒐集整理工作。藏族歷史悠久的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徵。50年代，藏漢族文化藝術工作者就開始這方面的發掘、蒐集和整理工作，結集出版的有《西藏民間故事》等。
1984年，中共中央在關於西藏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藏族有古老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學、藝術遺産豐富多彩，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學繼承、發展民族的文化、藝術，保護歷史文物古跡。”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西藏自治區有關部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廣泛流傳在民間的音樂、舞蹈、藏戲、民歌、民謠、格言、寓言、神話傳説、民間故事等進行大規模的蒐集、整理、研究工作。截止到1992年底，全自治區共整理出上億字的藏族、門巴族、珞巴族民間文學藝術資料本，已經和將要出版的有《西藏民間故事集成》、《西藏歌謠集成》、《西藏諺語集成》、《西藏民間舞蹈集成》、《西藏民間器樂曲集成》、《西藏戲曲志》、《西藏曲藝志》等大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叢書，全面有效地搶救保護了民族文化遺産。這裡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格薩爾王傳》的搶救工作。《格薩爾王傳》是藏族民間説唱體英雄史詩，篇幅宏大，內容豐富，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它講的是以格薩爾王為首的一群英雄同人民一道，英勇機智地與惡勢力進行鬥爭的故事，反映了古代藏族社會的戰爭、生産、生活、民族、宗教、道德、爰情、家庭等多方面的內容，是一部古代藏族生活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學術價值，為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民族學、宗教學、美學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長期以來，《格薩爾王傳》主要以芝人口頭説唱的方式流傳，有失傳湮沒的危險。因此，從50年代起，國家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區組織力量進行這部史詩的搶救工作。1978年以後，《格薩爾王傳》被列為“六五”和“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和這部史詩流傳的省區均建立了專門的領導班子和工作機構，相互配合，共同開展《格薩爾王傳》的挖掘、收集、錄音、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並舉辦學術研討會、民間藝人演唱會等活動。僅西藏自治區一地，以1978年起的10年裏，就通過普查收集到不同目錄的説唱版本180多個，收集到木刻本、手抄本、油印本55種共83部；整理出的目錄，有首部7部、18大宗、149小宗，共174部；錄製藝人口共頭説唱錄音70部，磁帶3000多盤；併發現民間傳説的格薩爾遺址多處，“格薩爾實物”11件，格薩爾民間傳説30多條。預計能整理出80部書，共約100萬詩行，1500萬字。目前已經出版了20余部書。此外，集中反映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格薩爾研究成果的《格薩爾集成》最近已出版問世。 藏學古籍文獻出版事業
中國各民族文字的藏學古籍文獻浩如煙海，難以計數。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舊中國有些學者曾設想系統地整理藏學古籍文獻，併為此進行了努力，終因不具備必要的條件而未能如願。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近十幾年來，中央和地方各有關研究機構、出版部門花了很大氣力進行藏學古籍文獻的搶救、整理、出版工作。據統汁，截至80年代末，全國各地公開出版的藏文古籍200余種，累計達上百萬冊。其中既有《青史》、《紅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記》、《朗氏宗譜》、《薩迦世系史》等一批歷史名著，也有宗教、文學、詩歌、文藝理論、語法等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四部醫典》、《歷算派典》等科技文獻也整理出版。
除了藏文原著，還選編出版了一批藏文史料集，如《西藏曆代公文檔案選》、《西藏曆代法規選編》、《中國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等，分別收錄了僅見存于藏文史籍的歷代重要歷史文獻。
《中華大藏經》包括《甘珠爾》(藏語部)和《丹珠爾》(論釋部)兩部分，是傳統藏學的百科全書。1987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成都設立了大藏經對勘局，將多種版本的《大藏經(丹珠爾)》進行比較校勘，以出版整部16開精裝本158冊的權威性《大藏堅》對勘本，與已出版漢文《中華大藏經》珠朕璧合。目前，這項宏大的工程正在進行中，首卷將於年內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在整理、出版藏文古籍的同時，漢文藏學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已經出版的漢文古籍文獻上起隋唐，下迄民國，有一兩百種，印教上百萬冊，包括實錄、檔案、奏牘、方略、方志、遊記、筆記、日記等，其中不少是十分罕見，甚至瀕於失傳的孤本、善本、手稿。《全唐文全唐待吐蕃史料》、《通鑒吐蕃史料》、《明實錄藏族史料》、《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奏疏》、《清末川滇邊務檔案資料》、《民元藏事電稿》、《十三世達賴紙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黃慕松、昊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等均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料。經過藏、漢等各民族學者的親密合作與共同努力，藏、漢文藏學古籍的互譯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
各類藏、漢文古籍文獻的整理出版意義重大。它不但為今人研究藏學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而且為揭穿“西藏獨立”的陰謀，維護祖國統一，拿出了確鑿有力的證據，同時也保護了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産。有關人士為此專門撰文評説道，在舊西藏，許多珍貴著作僅有一兩部手寫本，即使印製木刻版，其流傳範圍也十分狹小。近代西藏地方政府，則將歷史文獻封存于秘密暗房，普通人難以自由瀏覽翻閱。數百年來被禁錮、埋沒、鮮為人知的藏文典籍，只是在新中國建立後，才第一次有了各神裝幀精美的鉛印本，得以廣泛出版發行，重新回到藏族人民手中。 藏學研究的學術成果 前面曾經説過，從廣泛的意義上講，中國藏學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一兩千年前。但是，現代的、科學意義的藏學研究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才確立的。新中國藏學與傳統藏學的根本區別在於，首先，新中國的藏學工作者是運用現代的科學理論方法分析、研究藏族及其社會的各個方面，從而把藏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其次，新中國的藏學研究突破了傳統藏學大五明（即工巧明、醫方明、聲明、因明和內明）和小五明（即詩詞、詞藻、韻律、戲曲和歷算）的範疇，發展為對藏族及其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研究，包括政治、經濟、民族、歷史、宗教、哲學、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法律、制度、教育、考古、民俗、醫藥、歷算、工藝技木等等。其中主要是社合科學，也包括自然科學的某些內容，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科體系。
據粗略統汁，近40多年來，中國藏學界人士撰寫的論文、文章約有五六幹篇。其中有些發表在《中國藏學》、《西藏研究》、《中國西藏》、《國外藏學動態》、《西藏社會發展研究》、《雪域文化》、《西藏藝術研究》、《西藏教育》、《西藏佛教》等藏學刊物上；國內許多相關的學術刊物、報紙也為藏學論文提供發表的園地；另外還有一些藏學論文專門結集出版。 中國藏學界的專家學者撰寫並出版的各類學術專著數以百汁，蔚為大現。《西藏通史》、《藏族簡史》、《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蒙藏關係史略》、《清政府與喇嘛教》、《達賴喇嘛傳》、《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西藏革命史》、《西藏封建農奴制形態》、《西藏宗教史》、《西藏佛教發展史略》、《藏族文學史》、《藏語簡志》、《漢藏語言概論》、《當代中國的西藏》、《西藏：非典型二元化結構下的發展改革》等著作均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回答了藏學研究有關領域的問題。此外，還有幾十種詞典、書目等工具書問世。其中尤其應該指出的是由已故張怡遜教授主編，有近六十位藏學專家參加編寫的《藏漢大辭典》。這部辭典藏漢語雙解，收詞目5.3萬餘條，300多萬字，是國內外收詞目最多、部頭最大、有很高學術份值和使用價值的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藏漢大辭典》出版後，受到國內外藏學界一致好評，被譽為“藏學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國內外學術交流 為了促進藏學研究事業的發展，中國各藏學研究機構和科研人員經常進行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每年都要舉行幾次規模不等的藏學學術會議，經常舉辦各種專題的講座、研討班、進修班，互派訪問學者，並就若干重大科研項目開展合作研究。
1980年以來，中國藏學界的對外學術交流日益活躍，凡是國外舉行的國際性藏學會議，幾乎都有中國藏學家參加；中國藏學家還經常應邀到國外進行學術考察、訪問、講學和合作研究。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外國藏學家來到中國，參加各種學術活功。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就接待了幾百人次的外國學者和港臺學者。還有不少國外進修生、留學生來華學習深造。近年來，中國藏學界在北京、拉薩等地召開多次國際性學術會議，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印度、蒙古、捷克、前蘇聯等國和中國台灣、香港地區的藏學家應邀到會。一些國外學者的著作也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發行。中國的一些藏學研究機構還與國外學術機構簽訂了合作和交流的協議，使國際學術交流正規化、經常化。通過上述活動，增進了國內外同行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推動了藏學事業的發展。可以預見，在中國政府對外開放政策指引下，中國藏學界與國外同行的學術交流將會在更為寬廣的領域持續、順利地發展下去。 在即將結束本文的時候，作者高興地獲悉，在有關單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即將出版《藏學書目》一書。這部用藏、漢、英文出版的大型工具書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新中國成立40多年來中國藏學界的學術成果。人們只需翻閱此書，就會對新中國為保持藏族歷史文化遺産，弘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推動藏學研究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亦可彌補本文的疏漏與不足。(摘自中國西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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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見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