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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尼古道上的考古發現 |
公元7世紀中葉，中西交通上出現了一條新的國際通道棗吐蕃尼婆羅道。這條道路經拉薩越過喜馬拉雅山進入加德滿都谷地，再經尼婆羅首都而入印度。這條道路南端最初的開通，可能與藏王松讚幹布迎請尼婆羅赤尊公主有關。據藏文典籍《智者喜宴》記載，松讚幹布曾派大臣吞米桑布扎為“迎婚使”，攜帶著大量金幣、金粉、瓔珞等禮物前去尼婆羅請婚。
開始，尼婆羅王藉口吐蕃之地荒涼且無佛教而不允，吐蕃則威脅説：“如不許以公主，則發五萬化身軍隊，令其摧毀尼婆羅，且將公主帶來。”尼婆羅王無奈，只好同意將公主下嫁吐蕃。赤尊公主入藏，藏史記載松讚幹布曾派人至芒域迎接，尼婆羅臣民也將公主送至芒域。而“芒域”的中心位置，大致就在今日西藏西南部中尼邊境的吉隆一帶。唐代初年，唐王朝遣王玄策等人出使印度，便利用了松讚幹布時期鑿通的南段路線，從而將從中原經吐蕃，再經尼婆羅而至印度的南、北兩段通道全程連通。
在此之前的中印陸路交通，多是採取“天山道”（即傳統的“絲綢之路”）或者“雲南道”。這條新路開通以後，立即成為佛教傳播和中西文化的一條重要通道。高僧玄照、玄太、道方、道生、玄會等人，都是從這條新道西行印度求法；西藏佛教“前宏期”的奠基人之一蓮花生大師從印度進藏，也是走的這條經過“芒域”入山口的道路，相傳他還曾在此降服過本教的“十二女神”，將她們收伏為佛教的護法神。不僅如此，中原的紙與造紙術，也經由此道由吐蕃傳入尼婆羅和印度。
然而，1000多年的歷史風塵早已湮滅了這條古道的痕跡，後世的人們已難以辨明其具體的走向與出山口究竟在何處。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力圖從不同角度，來探尋這條古道的遺跡。19世紀末，法國學者烈維 格裏遜為了尋找唐使王玄策當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銘的遺跡，曾經親臨實地考察，但最後卻不得不“顧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難，失望而返”。
為了調查證實這條古代國際交通線上的歷史遺跡，我們這支考古調查隊沿著吉隆與中尼邊境一帶，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實地踏查，取得了一個令世人震驚的發現，從而揭開了唐代中西交通史跡考古上重要的一頁。
羅桑老人的情懷
吉隆縣宗喀鄉鄉長羅桑，在當地是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老人，他不僅對這裡的風土民情、一草一木瞭如指掌，而且還充滿了智慧和幽默感。最與眾不同的，是他懷裏無論何時都揣著一架十分精緻的折疊式望遠鏡，那還是上個世紀從英國人手中繳獲的戰利品。只要他端起望遠鏡四處眺望，周圍的老少爺們無不流露出由衷的敬慕神情。
我們在吉隆考古調查期間，羅桑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經常主動為我們帶路、翻譯。一天在野外調查的途中，他表情有些憂慮地提到，現在縣城北面的馬拉山下，縣里正在修建一條水渠，可能要炸掉一塊“神石”。他想請我們出面跟縣裏説一下，不要破壞了這塊“神石”，因為鄉里的老人常常要到那裏去朝拜，向它供祭酥油和“風馬旗”（藏區一種印有獅、馬、虎、龍、鵬及佛像的小旗幡，以示對天、地、人三界神靈的崇拜）。
他還特別強調説：“這塊石頭可不一般，上面刻有好多漢字。”我們一聽，立刻感到這個線索十分重要。回到縣城，馬上向主管工作的縣委劉書記打聽這件事。劉書記證實道：的確有這麼一塊石頭，上面有些模模糊糊的漢字，大概是清代趙爾豐時期刻的吧，請你們去看看重不重要，不要緊的話，過兩天群眾開渠就要把它給炸掉了。棗這一帶由於在清代曾駐紮過屯墾的清兵，所以人們都對“趙爾豐”這個名字並不陌生。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請羅桑老人作嚮導，驅車前往馬拉山口。
車出縣城，向北行駛約5公里左右，進入一條比較寬闊的山溝。在離溝口不遠處，羅桑讓司機停車。他領著大家步行片刻，穿過一條名叫“魯瑪滿久”的小溪，爬上山坡，來到一塊崖陰下面，用衣袖揩了揩上面抹涂的厚厚的一層酥油，指著一塊長寬不到一米的岩面對我們説：“看吧，就是這塊石頭！”
我們湊近岩石細細觀察，上面隱隱約約的確可以看到一些豎書的漢文，每個字約2厘米見方，都有陰線刻出的方框相間，但由於上面抹涂的酥油太多，無法準確地識出。於是，從車上取來汽油噴燈，燒熱一鍋溫水，逐行逐字的洗凈酥油。猛然，眼前一亮，岩面上開頭的一行文字十分清晰地顯現在我們眼前：“維大唐顯慶三年，大唐馭天下之……”
我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難道是一通唐碑？！
接下來，奇跡出現了，從清洗乾淨的石刻額題上，一排每字約5厘米見方的篆書也顯露出來，雖然有些漫漶不清，但卻可以準確地識讀出“大唐天竺使出銘”7個左書大字。直到這時，我們方才確信，眼前這通下半部已殘的摩崖石刻，既不是一塊西藏常見的宗教信拜物，也不是所謂趙爾豐所刻的石碑，而的的確確是一通唐代碑銘，從碑銘的書體、行文格式，也都確鑿無誤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個突如其來的發現面前，我們強壓下內心的激動，加緊進行清洗，當時已經預感到，這很可能是一個會讓世人震驚的考古新發現。
大唐使節的碑銘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清洗，石碑現存的222個文字全部清楚地顯露出來，其中雖有相當部分的文字已泐隕，但其大意仍可以斷斷續續地得以了解。碑文記載雲：大唐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六月，大唐國勢強盛，高宗皇帝繼承太宗皇帝所開創的宏偉功業，一統天下之威，教化所致，達于四海。故派遣使節左驍衛長使王玄策等“選關內良家之子”數人，經過一年多的艱難跋涉，越雪山，過棧道，經“小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艱辛，邊境風光之壯美，聯想到東漢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後，尚有“刻石勒功，記漢威德”之舉，而此行動倍于往，更當於此建碑刻銘，以記功德。從而可以完全斷定，這是一通由當年大唐使節王玄策等人所建立的出使天竺的“記功碑”，也是迄今為止首次發現的有關唐代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的實物史料。碑中所記王玄策，據唐史記載，係洛陽人，在唐初貞觀、顯慶年間曾奉旨前後三度出使印度，是唐代中印交通史上十分著名的旅行家。通過後來進行的研究考證，我們才知道這通碑銘的發現，解決了歷史上有關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中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首先，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過去史料記載十分混亂，有不同的説法。根據新發現的碑銘可以確知其是在唐顯慶三年從中原出發，經過一年的旅行抵達中尼邊境吉隆，然後才越過邊境去往天竺。其次，是王玄策使團所選取的路線，過去對其究竟是從哪個山口出境的，也多存歧義，現在通過他們所建石碑的位置，可以確認其是採取由吉隆馬拉山口的路線，向南出尼婆羅邊境。其三，關於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的隨行人員與外交目的。過去的史料中短缺，現在完全可以通過碑文所記加以復原，彌補史書的重大不足之處。
唐碑拓本局部。字面用陰線細刻方框間隔，每一方框約高4厘米，寬3.5厘米，楷書漢文約2厘米見方，字體端莊美麗、刻工精良。
除此之外，這通初唐的碑銘還對於研究當時的唐蕃關係、西藏曆史地理等問題也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這通碑銘是迄今為止在西藏高原所發現的漢文石刻碑銘中年代最早的一通。比現存于拉薩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會盟碑》早165年。結合當時的唐蕃關係看，王玄策第三次出使之時，松讚幹布已經去世，由吐蕃“大倫”祿東讚執掌朝政。祿東讚從唐高宗顯慶元年起，由於發兵擊白蘭氐、吐谷渾而與唐處於對峙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之下，唐使團還能夠自中原越吐蕃腹心地帶直抵其西南邊境，説明儘管當時雙方的關係雖已變得十分複雜，但也十分微妙。這當中很可能與文成公主所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史料記載，這條“尼婆羅道”初通之時，高僧玄照法師就是在吐蕃得到文成公主的指點和資助，才通過此道順利抵達天竺的，而從文成公主的生卒年代上考證，當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時，文成公主還應在世。所以王玄策一行能夠成行，是否也與得到文成公主的協助有關，是值得考慮的因素。碑文中還提到了不少歷史地名，如“小楊同”這個地名，過去中外學者提出的地望很不一致，現在如果根據石碑本身所在的位置作為坐標來加以考察，這個歷史上的不解之結也就迎刃相解了。
如果不是羅桑老人對這塊刻有漢字的“神石”情有獨鍾，如果不是我們這支考察隊恰好趕在群眾開渠炸石之前到達吉隆，那麼，這塊重要的碑或許將會永遠地從這裡消失，留下藏漢兩個民族永遠的遺憾。
唐碑發現之後
在對這塊碑銘進行清洗之後，當天已經來不及進行詳細記錄、拓片，我們立即趕回縣城，把這一重要發現向縣政府作了彙報，並緊急電告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請求採取保護措施。次日，我們再赴現場對唐碑作了記錄、拓片。
第三天，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與文化廳方面也派員趕來吉隆，與當地政府共商制定保護方案：一是請當地有經驗的工匠將石碑整體切割下來，運回拉薩加以保護；二是就地採取保護措施。經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如果按照第一方案，一是可能在切割、搬遷的過程中造成石碑的損壞，甚至更可能使石碑全部解體；二是如果離開了石碑的原生地點，作為一種中外交通史的史跡，也就失去了它具有的特殊意義。相比之下，第二種方案被認為比較合理可行。最後，作出了兩項決定：一是原定的水渠改道修建；二是對唐碑就地加固保護。
唐碑發現之後在國內外學術界所引起的轟動，完全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著名東洋史專家池田溫稱“這是能夠與文獻相對應的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值得大書特書”，另一位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西藏史專家山口瑞鳳認為“這是一個解決歷史地理學上重大問題的重要發現，對於研究中國中原與西藏、印度、尼泊爾的歷史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各大報刊，以及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都向各界公佈了西藏高原這一重要的考古發現。然而直到今天，這通碑雖然解決了一系列重要的歷史問題，但仍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例如，碑文中除王玄策之外，還出現有賀守一、劉嘉賓、劉仁楷等人的名字，這些人中有的顯然是王玄策使團的成員，但卻至今未能在唐代的文獻史料中查找到關於他們的材料。在當時如此重大的事件中，他們究竟是些什麼人，來自何處？在使團中承擔何種使命？這些問題都還沒有找到答案。此外，碑文中還提到王玄策、劉仁楷選有“關內良家之子六□（人？）”組成出使團的隨員，這些關內的良家子弟們是6人，還是60人？碑文中這個很關鍵的字的泐隕，也給我們推測使團的規模留下未解的謎團；至於這些跟隨王玄策曆盡千辛萬苦的出征健兒的英名，也許將成為一個永遠的秘密而沉入史海，無人知曉。
吉隆唐碑的發現，再一次證明了西藏高原在中西交通史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證明了喜馬拉雅山並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可能早在漢唐時代，這裡便有過一條“高原絲綢之路”或“佛教傳播之路”存在，吉隆唐碑的發現，僅僅不過是撩開了高原古道神秘面紗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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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見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