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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歷史我作證”——訪西藏昌都解放目擊者金中 堅讚平措 |
曾親身經歷過昌都解放並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工作的金中 堅讚平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這段歷史我作證！”
今年７２歲的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金中 堅讚平措説，昌都解放之前，我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１９４７年，噶廈政府四品官拉魯 才旺多吉任西藏東部昌都地區總管，相當於駐軍司令。我是拉魯手下的工作人員。１９４９年，阿沛 阿旺晉美接任總管。我又在阿沛手下繼續工作。
昌都解放前夕，那裏的貴族、僧俗官員，一看局勢不妙，準備逃到拉薩。當時我跟別的官員、貴族一樣，對解放軍不了解，也很害怕。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７日早上，解放軍已經從江達、芒康、德格過來了，我們往拉薩方向逃跑。結果，解放軍騎兵堵上路口了，我們只有四處逃散，各顧各的。逃的路上，有個僧官説：“我聽收音機裏講‘英美帝國主義滾出去！’我們不是大官，先把那個發報的英國人攆走，我們再返回昌都去，向解放軍投降。”
後來，逃散的人員陸續回到昌都。這時西藏地方軍已經投降了。當時我們以為凡是官員都得進監獄。有一天，解放軍前線指揮部派人叫我去，我心裏很緊張。解放軍通過翻譯告訴我：“官員並沒有關進監獄，而在參加學習班，你完全可以消除疑慮。”
當時解放軍給養很困難，路又不通。昌都各地群眾就自發地派人帶着騾馬，幫助解放軍運送貨物，我深受感動。1０天以後，阿沛總管派我和另一人帶上他的親筆信連夜到拉薩，表明他的主張：不抵抗，要和談。
當時沒有公路，從昌都到拉薩正常走需要３６天，因為情況緊急，我們只用了七天七夜就趕到了拉薩。
４天后，噶廈召開四品官員以上的擴大會議討論昌都問題。這一年藏曆１１月１１日，達賴穿便裝，悄悄逃到亞東，委託兩個貴族臨時代辦日常事務。
達賴逃的那天，代辦叫我去，説會議決定達賴走，由政府選派５名代表與中央政府和談，阿沛是首席代表。並且説，兩名代表從印度經過香港到內地，另兩名代表由我領到昌都和阿沛會合，然後一起到內地。
我們到了昌都，幾個團的藏兵已經遣散，臨走時解放軍還發了路費，讓他們回原籍。
不久，我們從昌都起程，一直騎馬花了６天時間到達甘孜。從甘孜坐車到四川境內後，就乘飛機到達重慶。到重慶下飛機時，西南軍政委員會鄧小平、賀龍等領導親自迎接我們。到了北京，周總理親自到車站迎接，使我們更加感到過去的傳説是不可信的。
到京後即開始和談，我們感覺很愉快，沒有任何人強迫講這個講那個，大家坦誠相見，自由地交換意見。
後來達賴集團説，“十七條協議”是強加的，這是胡説！我可以做證。談判進行了２０多天之後，和談雙方達成共識，簽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俗稱“十七條協議”。現在回想起來，昌都解放的偉大意義，是有力地促進了和平解放協議的簽定，促進了全西藏的解放，使廣大農奴獲得新生。
１９５２年從北京回來後，通過與漢族幹部接觸和學習，我對黨的方針政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特別是解放軍模範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毛主席關於“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則，令人敬佩。當時解放軍進駐拉薩，一直吃豌豆，每頓不超過二兩，超了要受批評，不增加群眾負擔。這些是所有拉薩人有目共睹的。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著名的“十七條協議”，西藏從此獲得和平解放。
５０年代初期，攝政大札下臺，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１９５１年２月，達賴喇嘛委派阿沛 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土登列門、桑頗 登增頓珠為代表直接由昌都來北京。同時，從亞東派出凱墨 索安旺堆、土丹旦達為代表經印度去北京。達賴喇嘛給每個代表頒發了一份蓋有印章的證書，由上述五位代表全權處理與中央人民政府的談判事宜。
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齊聚北京後，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李維漢為首席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於４月２９日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開始進行談判。雙方經過多次洽商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問題達成協定。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正式簽訂，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帝國主義分裂我國西藏陰謀的徹底失敗，是西藏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
根據《十七條協議》的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進入西藏，嚴格地、認真地執行《十七條協議》，以自己的模範行動，贏得西藏僧俗人民和愛國上層人士的擁護和稱讚。而帝國主義和西藏親帝分裂勢力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繼續進行種種陰謀活動，反對和破壞《十七條協議》。從《十七條協議》簽訂的最初日子起，圍繞着執行還是破壞這個協議展開了複雜的鬥爭。
十七條協議簽定，西藏和平解放
昌都地區的解放，震憾了全藏，促使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加速分化，陷入一片爭吵之中。主戰派處境狼狽，親英派頭子大扎攝政被迫下臺。年僅１６歲的達賴喇嘛提前親政。由於懼怕解放軍西進，達賴喇嘛和噶廈主要官員出走邊境亞東，僅留魯康娃、洛桑扎西兩個司曹（即代理攝政）在拉薩維持政務。
以王其梅為首的昌都工委和１８軍前進指揮所進駐昌都後，繼續開展政治爭取工作。王其梅與阿沛阿旺晉美懇切交談，闡述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以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各部隊對被俘藏軍實行特殊優待，傷病者妥予治療，釋放時發給足夠路費。藏軍官兵丟失的衣物，凡能找到的均予歸還。昌都解放不久即值寒冬，１８軍前指與阿沛等官員同住原總管府院，王其梅讓阿沛、崔科等官員住院內尚存的唯一較好樓房，自已住帳蓬。這一切，使許多藏軍官兵大受感動，有時甚至感動得流下熱淚。當時在拉薩的德國人海因利希哈雷有這樣的記述：“共産黨的這支軍隊表現得紀律嚴明，寬宏仁慈。被他們釋放回來的士兵，無一不説他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① １１月９日，阿沛等４０多名官員聯名致信達賴喇嘛，以親自經歷，講述他們在昌都受到的優待、照顧，介紹共産黨的政策，懇切要求速派代表赴北京和談。數日後，阿沛又寫出第二封信，建議噶廈派出代表同中央進行和談。
此時，美、英與印度擴張主義者，紛紛借機做起文章。美國發表聲明説“這是一件最不幸最嚴重的事件”，印度連續向中國政府照會抗議，美、英還指使薩爾瓦多向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提案”。但是，這些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遭到中國政府義正詞嚴的駁斥後，不久即趨消沉。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國人民解放西藏是不容干涉的》社論指出：印度政府企圖把人民解放軍向西藏進軍的行動和我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願望對立起來，是完全違背事實的。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不但不能妨礙人民解放軍的進軍，而且必須以和平接受人民解放軍進軍為條件。
１９５０年底，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在解放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由阿沛任主任的昌都僧俗各族各界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委員會，向西藏地方政府大力開展爭取工作。
西藏地方當局見到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強大，政治上寬大，在康區已經頗得人心，而他們尋求外國援助並無多大結果，遂不得不考慮與中央的接觸問題。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８日，達賴喇嘛致信中央，報告他的親政經過，表示了謀求和平的願望。該信由噶廈派員於２７日到新德里交送袁仲賢大使轉中央。２９日，中央復電達賴喇嘛，祝賀其親政，並歡迎他派代表來北京和談。在主和派的敦促下，達賴喇嘛終於在２月１２日作出決定，派阿沛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赴京談判。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南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五人，於４月下旬到達北京。周恩來總理親自到火車站歡迎。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與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舉行了２０多天的耐心、真誠、充分的協商談判後，終於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
十七條協議的基本精神，同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十項政策是一致的，其要點是：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中央在藏統管國防、外事，幫助西藏發展農牧、工商、教育等事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至於西藏內部的政治制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職權等均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改革事項，由西藏自己進行，採取西藏人民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中央不加強迫；維護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和好相處時的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入藏人民解放軍的經費由中央供給。
一個有着強大軍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同一個對祖國採取非愛國主義態度的地方政府談判以後，達成如此寬厚的協議條款，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十七條協議簽訂以後，全國一片歡騰。在藏族地區，除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外，愛國藏胞一致擁護。桑吉悅希（天寶）、阿旺嘉措、洛桑頓巴等人，致電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熱烈擁護協議，慶祝西藏和平解放。班禪堪布會議廳聲明：“協議完全符合中國各民族人民，特別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表示要“為正確執行全部協議，為西藏民族與中國各民族的團結和西藏民族內部的團結而奮鬥”。班禪還致電達賴喇嘛，表示願意與他精誠團結，徹底實行協議。
駐亞東的藏政府官員們，得知十七條協議簽訂後，展開了一場爭論。赤江洛桑益西、索康旺欽格來、帕拉土登維登、朗賽林班覺晉美等一些人反對協議，策動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仲譯欽波崩塘群培土登、孜洽雪康頓珠多吉等人則認為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很好，應該遵守。最終，官員們開會作出了擁護十七條協議、敬請達賴喇嘛返回拉薩的決議。達賴隨即定下了從亞東返回拉薩的決心。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從北京經印度入藏，親往亞東會見達賴喇嘛，遞交十七條協議文本和毛主席致達賴喇嘛函信。不久，達賴即啟程返回拉薩。
達賴喇嘛返回拉薩不久，阿沛等也到拉薩，向西藏地方僧俗官員大會全面報告了簽訂十七條協議的經過，並據實駁斥了當時拉薩流傳的謠言。經過討論，大會通過了呈報達賴的文稿：十七條協議，對於達賴之宏業，西藏之佛法、政治、經濟諸方面，大有裨益，無與倫比，理當遵照執行。達賴喇嘛看了這一呈文後，於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４日致電毛主席表示：對於十七條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①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標誌着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圓滿實現，使西藏地方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把藏漢民族的團結和祖國的統一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為西藏民族的進步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前景。阿沛阿旺晉美指出：“在我們這個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互相依存、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道路，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簽訂十七條協議，正是順應了這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②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遵照中央軍委的訓令，王其梅率１８軍先遣支隊於７月２４日從昌都出發，於９月９日到達拉薩，先期開展工作。張國華、譚冠三率１８軍前方司令部和以５２師主力組成的兩個梯隊隨後從昌都出發，經過長途頑強跋涉，一梯隊於１０月２６日進抵拉薩，二梯隊於１１月進駐太昭等地。
陳明義率１８軍後方部隊，在甘孜以西、昌都以東地區，投入極其艱巨的修築康藏公路，並組織前運糧食、物資等任務。
１８軍獨立支隊１１００餘人，由范明、慕生忠率領，於８月２７日從青海香日德出發，於１１月１４日進抵那曲，１２月１日進駐拉薩。新疆獨立騎兵師派出的後續部隊，於５月從於田出發，６月２９日進抵阿裏普蘭，８月３日進駐噶大克。
雲南１４軍１２６團於９月１０日從門工出發，於１０月１日進駐察隅。自此，和平解放西藏、統一祖國大陸的壯舉，遂告完成。
在向西藏的長途進軍中，最大的困難是軍需供應問題。為避免部隊入藏引起物價（特別是糧價）上漲、藏胞生活下降，毛澤東指示“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入藏人民解放軍堅決貫徹，除通過與上層人士協商，在確保不影響藏胞生活的前提下，有組織地就地採購少量青稞、牛羊肉、酥油等外，絕大部分主食、副食以及其他軍需物資均從內地運送。當時西藏尚無公路，運輸主要依靠畜力，正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藏族同胞給了入藏人民解放軍最有力的支援。
康區各地藏胞出動大批牦牛、騾馬為部隊運糧運物。他們起早貪黑，忍饑受寒，淌冰河，爬雪山，將糧食、物資一站一站地前運。入藏部隊的行軍隊伍中，經常可見插入的藏族同胞以及他們驅趕的馱畜。一些藏族上層人士得知解放軍缺糧，就立即主動售糧，以解部隊燃眉之急。如王其梅率先遣支隊到達太昭（工布江達）嚴重缺糧之際，阿沛阿旺晉美立即以其在太昭附近莊園的一萬多斤糌粑供應部隊。張國華、譚冠三率１８軍前司部隊進駐拉薩後，缺糧缺燃料，拉魯才旺多吉向部隊出售了近萬青稞和許多草根塊燃料。
藏胞的有力支援，是入藏人民解放軍克服運輸補給困難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如果沒有藏胞的支援，要完成進軍西藏的任務，是不能想象的。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張國華軍長、譚冠三政委率部隊進入拉薩。西藏地方政府噶倫、仲譯欽波、孜本等官員，三大寺活佛、堪布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眾兩萬多人夾道隆重歡迎。在歡迎儀式上，拉魯才旺多吉致歡迎詞説：過去，無論是清朝的軍隊，英國軍隊，國民黨的軍隊，來到西藏時，我們都沒有歡迎過，唯有這次人民解放軍到拉薩，我們熱烈歡迎，因為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① 當天，拉薩全市紅旗招展，鼓號齊嗚，哈達紛飛，歌舞聲喧，慶賀解放。接着，１８軍首長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然巴、阿沛、繞噶夏、夏蘇、拉魯等主要官員一道舉行盛大的“為慶祝和平解放西藏團結宴會”。１１月５日，達賴喇嘛專門派基巧堪布阿旺朗傑到拉薩人民解放軍駐地慰問部隊。１１月１９日，達賴喇嘛舉行宴會，宴請進駐拉薩的人民解放軍團以上幹部。１２月１日，范明支隊長、慕生忠政委率１８軍獨立支隊進入拉薩時，又受到拉薩軍民萬餘人的熱烈歡迎。
我們不知道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如何解釋這些。但是，我們相信，細心的讀者一定會非常奇怪：西藏人民為什麼會如此熱烈隆重地歡迎“侵略”自已的軍隊？西藏地方政府官員為什麼會同“侵略”軍一齊歡宴？達賴喇嘛為什麼要派大員慰問“侵略”自己的軍隊？世界上果真會有如此荒唐透頂的事情？歷史是無法改變的。５０年代前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軍西藏史，將永遠向全世界證明新中國和平解放西藏的完全合法性、合理性與正義性。
對於半個多世紀來真正侵略西藏地方的英國，范普拉赫先生的書中卻沒有一處稱其為侵略。但是，到１９５０年冬仍延續其侵略政策而派駐昌都的英國侵藏人員福特，卻在昌都戰役中被中國軍隊俘獲了。隨軍記者清晰地將此拍攝在下面的相片裏。這恰恰説明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正是反侵略。范普拉赫先生完全顛倒了“侵略”和“反侵略”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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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見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