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爾王傳》是中國藏族人民集體創作的一部英雄史詩。它原是西藏民間流傳千餘年的口頭文學，現已整理成書。全書共有120多部，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是世界上最長的一部史詩，國際上有人稱它為“東方的荷馬史詩”。
一、史詩的誕生及其意義。
這部不朽的史詩，大約産生古代藏族氏族社會開始瓦解、奴隸制國家政權逐漸形成的歷史時期，即公元 3至6世紀之間；吐蕃王朝建立之後（公元7世紀初葉至9世紀）得到進一步充實；在吐蕃王朝崩潰、藏族社會處於大動蕩、大變革時期，也就是藏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農奴制過渡的歷史時期，（10世紀至12世紀初葉）得到廣泛流傳並日臻成熟。在11世紀前後，隨着佛教在藏族地區的復興，藏族僧侶開始參與《格薩爾王》的編纂、收藏和傳播。史詩《格薩爾》的基本框架開始形成，並出現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編纂者、收藏者和傳播者，主要是寧瑪派（俗稱紅教）的僧侶。
《格薩爾王傳》是在藏族古代神話、傳説、詩歌和諺語等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産生和發展來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描繪主人公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毅力和神奇力量征戰四方、降伏妖魔，抑強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業績，熱情謳歌了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鬥爭。這部史詩反映了民族發展的重大歷史階段及其社會的基本結構形態，表達了人民群眾的美好願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紛繁的民族關係及其逐步走向統一的過程，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會歷史、階級關係、民族交往、道德觀念、民風民俗、民間文化等問題的一部偉大著作。《格薩爾王傳》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被譽為“東方的荷馬史詩”。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歷史早已把中國各族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因此，《格薩爾王傳》這部史詩凝聚着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體現了中國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義和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
《格薩爾》的産生、流傳、演變和發展過程，是藏族歷史上少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在中國多民族的文學發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不多見。從《格薩爾》産生、流傳和發展的過程來看，時間跨度非常之大，有一、兩千年之久；從藏族的社會形態來看，自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社會，經歷奴隸主專政和奴隸制社會，到封建農奴制時代，直至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這部英雄史詩，依然在青藏高原廣泛傳唱。
歷史上藏族社會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都對《格薩爾》的流傳和發展産生過影響，各個重要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都在這部史詩裏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而《格薩爾》對各個時期藏族文化的發展，也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從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確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藏族文化史上沒有第二部著作，能象《格薩爾》那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會發展的歷史，對藏族文化的發展，産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堪稱“奇書”。
二、故事梗概
《格薩爾王傳》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災人禍遍及藏區，妖魔鬼怪橫行，黎民百姓遭殃。大慈大慈的觀世音菩薩為了普渡眾生出苦海，向阿彌陀佛請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發願到藏區，做黑頭髮藏人的君王－即格薩爾王。為了讓格薩爾能夠完成降妖伏魔、抑強扶弱、造福百姓的神聖使命，史詩的作者們賦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把他塑造成神、龍、念（藏族原始宗教裏的一種厲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薩爾降臨人間後，多次遭到陷害，但由於他本身的力量和諸天神的保護，不僅未遭毒手，反而將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殺死。格薩爾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為民除害。5歲時，格薩爾與母親移居黃河之畔，8歲時，嶺部落也遷移至此。12歲上，格薩爾在整個部落的賽馬大會上取得勝利，並獲得王位，同時娶森姜珠牡為妃。從此，格薩爾開始施展天威，東討西伐，降伏了入侵嶺國的北方妖魔，戰勝了霍爾國的的白帳王、姜國的薩丹王、門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諾爾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後降伏了幾十個“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邦國家。在降伏了人間妖魔之後，格薩爾功得圓滿，與母親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規模宏偉的史詩《格薩爾王傳》到此結束。
從《格薩爾王傳》的故事結構看，在縱的方面概括了藏族社會發展史的兩個重大歷史時期；在橫的方麵包容了大大小小近百個部落、邦國和地區，縱橫數千里，內涵廣闊，結構宏偉。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降生，即格薩爾降生部分；第二，征戰，即格薩爾降伏妖魔的過程；第三，結束，即格薩爾返回天界。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戰”內容最為豐富，篇幅也最為宏大。除著名的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嶺大戰》、《保衛鹽海》、《門嶺大戰》外，還有18大宗、18中宗和18小宗，每個重要故事和每場戰爭均構成一部相對獨立的史詩。《格薩爾王傳》就象一個大寶袋，一座文學藝術和美學的大花圓。它植根於當時社會生活的沃土，不僅概括了藏族歷史發展的重大階段和進程，揭示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同時也塑造了數以百計的人物形象。其中無論是正面的英雄還是反面的暴君，無論是男子還是婦女，無論是老人還是青年，都刻畫得個性鮮明，形象突出，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尤其是對以格薩爾為首的眾英雄形象描寫得最為出色，從而成為藏族文學史上不朽的典型。通過人物本身的語言、行動和故事情節來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薩爾》史詩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雖然眾多，卻沒有給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覺。同是寫英雄人物，但卻各不相同，寫格薩爾是高瞻遠矚，領袖氣派；寫總管王則是機智、仁厚，長者風度。嘉察被寫的勇猛剛烈，丹瑪則是智勇兼備。人人個性突出，個個形象鮮明。對婦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語言優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例如，史詩《霍嶺大戰》描述霍爾三王興兵去搶嶺國格薩爾的大王妃珠牡時，是因為霍爾白帳王死了王妃，派霍爾四鳥去遍尋天下美女，烏鴉給他帶回了消息：
美麗的姑娘在嶺國，
珠牡王妃俏模樣。
她往前一步能值百匹俊馬，
她後退一步價值百頭肥羊；
冬天她比太陽暖，
夏天她比月亮涼；
遍身芒香賽花朵，
蜜蜂成群繞身旁；
人間美女雖無數，
只有她才配大王；
格薩爾大王去北方，
如今她正守空房。
……
《格薩爾王傳》源於社會生活，又有着豐厚的藏族古代文學，特別是古代民間文學的堅實基礎。在史詩《格薩爾王傳》産生之前，藏族的文學品類，特別是民間文學品類，諸 如神話、傳説、故事、詩歌等已經齊全，且內容豐富，數量繁多。因此，《格薩爾王傳》無論是在作品主體、創作方面、作品素材、表現手法等方面，還是在思想內容、意識形態、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從以前的民間文學作品中汲取了充分的營養，繼承了優秀的文學傳統 。各類民間作品及其素材均在史詩中有所表現。在語言修辭上，《格薩爾》引用了數不勝數的藏族諺語，數量之多，令人驚嘆。有的原文引用，有的還經過加工。如：
春三月若不播種，
秋三月難收六谷；
冬三月若不喂牛，
春三月難擠牛奶；
駿馬若不常飼養，
臨戰逢敵難馳騁。
雖餓不食爛糠，
乃是白唇野馬本性；
雖渴不飲溝水，
乃是兇猛野牛本性；
雖苦不拋眼淚，
乃是英雄男兒本性。
《格薩爾王傳》中，還保留着各種各樣的讚詞，如：“酒讚”、“山讚”、“茶讚”、“馬讚 ”、“刀劍讚”“衣讚”、“盔甲讚”等等，著名的酒讚是這樣的：
我手中端的這碗酒，
要説歷史有來頭；
碧玉藍天九霄中，
青色玉龍震天吼。
電光閃閃紅光耀，
絲絲細雨甘露流。
用這潔凈甘露精，
大地人間釀美酒。
要釀美酒先種糧，
五寶大地金盆敞。
大地金盆五穀長，
秋天開鐮割莊稼。
犏牛並排來打場，
拉起碌碡咕嚕嚕。
白楊木锨把谷揚，
風吹糠秕飄四方。
揚凈裝進四方庫，
滿庫滿倉青稞糧。
青稞煮酒滿心喜，
花花漢灶先搭起。
吉祥旋的好銅鍋，
潔白毛巾擦鍋裏。
倒上清水煮青稞，
灶堂紅火燒得急。
青稞煮好攤氈上，
拌上精華好酒曲。
要釀年酒需一年，
年酒名叫甘露甜。
釀一月的是月酒，
月酒名叫甘露寒。
釀一天的是日酒，
日酒就叫甘露旋。
……
有權長官喝了它，
心胸開擴比天大。
膽小的喝了上戰場，
勇猛衝鋒把敵殺。
喝了這酒好處多，
這樣美酒藏地缺，
這是大王御用酒，
這是愁人舒心酒，
這是催人歌舞酒，
……
除此之外，《格薩爾王傳》還是民間文學素材的花籃，它的許多內容取自民歌、神話及故事，反過來，它也成為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採集素材、借取題材的豐盛園地。如後來發展的民間歌舞，許多曲調均取自《格薩爾王傳》，有些歌調就是直接歌頌格薩爾夫婦的。再如題材豐富的神話傳説和民間故事，不少都取於《格薩爾王傳》，著名的《七兄弟的故事》就是將七兄弟為人們蓋樓房的故事與格薩爾王的故事交織而成，渾然一體，相映成趣。再如為數眾多、獨具特色的繪畫與雕塑也以《格薩爾王傳》的故事情節為依據，繪成壁畫，或將格薩爾當做護法神，雕塑其身加以供養。《格薩爾王傳》採用散文與詩歌相結合的文體，其中的詩歌部分，在藏族文學發展史中的詩歌史上，起着承前啟後，溝通古今的作用，它表現在意識形態、修辭手法，特別突出地表現在詩歌格律上面。例如：
猛虎王斑爛好華美，
欲顯威漫游到檀林，
顯不成斑文有何用，
野牦牛年幼好華美，
欲舞角登上黑岩山，
舞不成年青有何用？
野駿馬白唇好華美，
欲奔馳徜徉草原上，
奔不成白唇有何用？
霍英雄唐澤好華美，
欲比武來到嶺戰場，
比不成玉龍有何用？
此類的詩歌在《格薩爾王傳》中隨處可見，比比皆是，它不僅繼承了吐蕃時代詩歌的多段迴環的格局，而且突破了吐蕃時期的六字音節句，成為八字音節句。這種多段迴環體的詩歌格律，在11世紀前後基本形成並固定下來，直到現在也沒有大的變化。在藏族民歌、敘事詩、長歌、抒情故事中的詩歌、藏戲中的詩歌以及文人學者的詩作中被廣泛採用，成為藏族詩歌中最有影響、最為重要的格律。
史詩運用詩歌和散文、吟唱和道白相給合的方式將現實生活中故事、神話、詩歌、寓言、諺語、格言等融為一體，成為藏族民間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發掘、整理和研究
經過蒐集整理，《格薩爾王傳》就詩行、文字的數量來講，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詩，即：古代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奧得修記》，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的總和還要多。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詩，産生於公元前3000多年，有3000詩行。《伊利亞特》共24卷，1萬5千多詩行。《奧德修記》也是24卷，1萬2千多詩行。《羅摩衍那》分七篇，1萬8千多頌，每頌兩行。《摩訶婆羅多》共18篇，有10萬餘頌，計20余萬詩行。
《格薩爾王傳》的發掘整理，在中國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意義，為中國多民族的文學史填補了一項重要的空白。她用活生生的事實説明：不但西方有史詩，東方也有史詩；不但古代印度有史詩，中國也有史詩，從而推翻了長期以來學術界某些人認為“中國無史詩”的錯誤論斷。中國不但有史詩，而且有 偉大的史詩。同希臘史詩和印度史詩一樣，《格薩爾王傳》是世界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格薩爾王傳》的搶救工作，是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涉及多種學科、關係到各個部門的系統工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民政府對《格薩爾王傳》的搶救工作十分重視。早在50年代，就曾開展大規模的蒐集整理工作。195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此專門批發文件，把《格薩爾王傳》的搶救工作作為迎接國慶10周年的一項重要內容，經過各民族民間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績。
70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格薩爾王傳》的搶救工作重新開始。從1983年起，史詩的蒐集、整理和研究連續三次被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1984年，國家民委、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和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區的有關部門共同建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統一規劃，分工協作，共同來完成這個艱巨而又意義深遠的文化事業。
國家曾先後組織數百人的學術考察和科學研究隊伍，持續數十年，調查人員的足跡遍及半個中國，這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壯舉，在中國多民族的文學藝術發展史上也實屬罕見。
經過幾十年，特別是近10年的奮鬥，形成了一支有幾個民族成份，包括説唱、蒐集、整理、翻譯、出版、學術研究在內的老、中、青三結合的科研隊伍，撰寫發表了許多具有一定學術水準的論著和調查報告，蒐集到極為珍貴的資料，為深入研究《格薩爾王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學術活動不斷增多，不僅組織了各種形式的藝人演唱會和學術研究會，還舉辦了四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不少國外學者認為，《格薩爾》的事業發展很快，已成為中國藏學和蒙古學，乃至民間文學界最為活躍的學科之一。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格薩爾》學”的學科體系已初步形成，並不繼發展，她潛在的巨大學科優勢，豐富的文化內涵，也日益為人們所認識。1995年6月在奧地利舉行的第七屆國際藏學會議上，《格薩爾》首次作為專題項目在會上討論。《格薩爾王傳》這部古老的英雄史詩，以她獨具特色的民族風韻和豐富內容，充分顯示了絢麗的光彩和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同時也在國際學術界為中國贏得了榮譽。
到目前為止，共蒐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異文本，約100部。已正式出版的藏文本70餘部，總印數300多萬冊，按藏族總人口計算，成年人平均每人一本，同時還出版了20多部漢譯本。這是藏族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績。
四、民間藝人的心血和智慧
《格薩爾王傳》之所以能夠流傳百世，至今仍活在民間，應該歸功於史詩最直接的創作者、繼承者和傳播者，那些才華出眾的民間説唱藝人們。他們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是優秀的、受人民群眾歡迎的人民詩人。這些民間藝人，在漫長的歲月中，用他們驚人的才華，進行着辛勤的創作活動，用他們的心血澆灌着《格薩爾》這支文學奇葩。他們代代相傳，人才輩出。在他們身上，體現着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偉大的創造精神。那些具有的非凡的聰明才智和藝術天賦的民間藝人對繼承和發展藏族文化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永遠值得當代人和子孫後代懷念和崇敬。
在大規模的搶救工作中，通過考察，發現了近百位活躍在農村、牧區的説唱藝人，藏語稱“仲肯”。其中有十多位是在群眾中享有盛譽的優秀藝人。他們在説唱前要舉行各種儀式，或梵香請神，或對鏡而歌，説唱時還要頭戴作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種鳥羽，手拉牛角琴或手搖小鈴鼓。1984年8月“雪頓”節期間，曾在拉薩舉辦過七省區格薩爾藝人演唱會，與會藝人4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藝人扎巴老人、女藝人玉梅等。
西藏著名説唱藝人扎巴老人將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格薩爾》事業，老人於1986年11月去世，在他臨終前的幾個小時，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説唱《格薩爾》。他雖然去世了，卻給後世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産。他生前共説唱《格薩爾王傳》25部，近60萬詩行，600多萬字。這相當於25部荷馬史詩，相當於15部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或3部《摩訶婆羅多》。這是迄今為止，篇幅最長、最完整的一套藝人説唱本。它凝聚着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藝術天才，是新時期《格薩爾》搶救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同別的民間藝人不同，《格薩爾王傳》的説唱藝人，不承認師徒相承，父子相傳。他們認為説唱史詩的本領是無法傳授的，也是學不了的，全憑“緣份”，靠“神靈”的啟迪，是“詩神”附體。他們認為，一代又一代説唱藝人的出現，是與格薩爾大王有關係的某個人物的轉世。這種觀念與藏族傳統文化中“靈魂轉世”的觀念，“活佛轉世”的觀念是相一致的。
五、影響播及國外
早在吐蕃王朝時代，《格薩爾王傳》這部古老有晚詩就傳播到喜馬拉雅山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大約在13世紀以後，隨着佛教傳入蒙族地區，大量藏文經典和文學作品被翻譯成蒙文，《格薩爾王傳》也逐漸流傳到蒙族地區，成為自成體系的蒙古《格薩爾王傳》，稱《格斯爾王傳》。14世紀下半葉，即元末明初，在更大範圍內得到傳播。同時也流傳到土族、納西族、裕固族等與藏區接壤的兄弟民族之中。
國外介紹和研究《格薩爾》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格薩爾》的部分章節，早已譯成英、俄、德、法等多種文字。外國讀者了解並開始研究《格薩爾》，是從蒙文本入手的。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在北京刻印了蒙文本《格薩爾》之後，外國學者有機會接觸到這一史詩。1776年，俄國旅行家帕拉斯首先在《蒙古曆史文獻的收集》（聖彼德堡版）一書仲介紹了《格薩爾》，論述史詩的演唱形式和與史詩有關的經文，並對主人公格薩爾作了評述。1836年，俄國學者雅科夫 施密德曾用活字版刊印了這個蒙文本，後又譯成德文，於1939年在聖彼德堡出版。這是最早的關於《格薩爾》的外文出版物。此後，國外學者開始關注《格薩爾王傳》，並陸續有介紹研究的文字問世，如：俄國席夫納院士在聖彼德堡出版的論著《韃靼的英雄史詩》中，將韃靼的英雄史詩與《格薩爾》進行比較。19世紀末葉，國外開始注意藏文本《格薩爾》。1879年到1885年，印度人達斯先後兩到中國西藏地方，蒐集了《格薩爾》等大批藏文資料，其後開始發表關於《格薩爾》的論文。藏文資料的被發掘，無疑為國外的研究者拓寬了視野，並由此産生了東西方學派。東方學派（指蘇聯，蒙古及東歐各國）中對《格薩爾》研究的佼佼者要首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策 達木丁蘇倫，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個東方學派的水平。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論＜格薩爾＞的歷史源流》。西方對《格薩爾》的研究要晚於東方，從30年代起步，60年代進入其全盛時期。西方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兩位法國學者，即亞歷山大 達維 尼爾女士和石泰安教授。達維 尼爾曾兩次來中國，在四川藏區住過很長時間，其間，在雲登喇嘛的幫助下，直接聽民間藝人説唱《格薩爾》，並記錄整理，同時蒐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國後，將其蒐集的資料整理成格薩爾故事，名為《嶺 格薩爾超人的一生》，於1931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該書於1933年被譯為英文在倫敦出版。該書的出版使更多的西方人士開始了解、認識《格薩爾王傳》。石泰安教授是當代著名的藏學家，一生著述頗豐，對《格薩爾王傳》的主要貢獻是：1958年出版的《格薩爾平生的藏族畫卷》；1959年出版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與説唱藝人的研究》，該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格薩爾》史詩及其説唱藝人，可視作西方各國關於《格薩爾》研究的一個總結 。
近年來，國內外的《格薩爾》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已在國際學術界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得到一些專家的高度評價。如德國著名史詩專家、波恩大學教授瓦 海希西出席1989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第一屆《格薩爾》國際學術討論會時，激動地説：“我羨慕你們，你們的政府這樣重視民間文學和民族史詩的蒐集整理工作，在世界文學發展的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你們是很幸運的。你們的工作具有世界意義，在我們國家，在其他許多國家，民間文學的蒐集工作，主要靠專家學者自己去奮鬥。”
《格薩爾》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這一藏民族乃至全中國的文化事業正在廣泛、深入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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