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部洽談會
東西部洽談會


  新聞背景:本屆東西部合作與貿易洽談會,是目前為止中國的地區性貿易洽談會中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一屆。據主辦者統計,由28個省市自治區派出了地方政府高級代表團,另外來自香港的貿發局、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聯合會和澳門中華總商會以及外商投資企業也設了展臺。主辦者表示,已有超過3萬人參展。除正式組團參展外,還有不少零散客商來到西安。一位來自北京的從事自動化工業經營的參展商對本屆洽談會極為關注。

  北京參展商:國家在搞開發,所以以後會逐漸地擴大,這兩年對自動化來講還不是很多的應用,但是隨著以後的發展,在三五年之後可能很快就會越來越多,因為我們是一家外國企業,所以會越來越多的應用在西北和西南地區,你要是不早點來的話,以後你可能沒有什麼機會了。

  新聞背景:東西合作開發西部是本屆合作與貿易洽談會的宗旨,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的廣東省這次派出了600人,組成了本屆大會參展人數最多的經貿代表團。本屆交易會最大的一宗合同是中國北方航空公司購買6架西安飛機製造公司生産的新舟60型短程客機,西北地區民航支線市場已初露端倪。

  國防科工委官員:整個大西北它的軍工要佔到軍工産值要佔到整個西北工業産值的50%,所以説西部開發發揮國防科技工業的重工力量應該説是很有作為的,科工委這塊也是比較重視的。

  新聞背景:科技是這屆經貿洽談會的寵兒,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以科技投入的姿態進入西部市場。

  盧瑞華(廣東省省長):37個單位包括高校研究生和科技企業帶來了400多項科技成果,而且我們是從1000多項成果裏面挑選出來的,覺得能夠適合大西北開發所需要的。

  新聞背景:西部地區的科技人才特別是軍事工業科技人才被視為啟動西部開發的重要的一支人才力量。科技成果市場化是他們最關心的話題。

  陜西代表團負責人:因為我們的研究院所和大專院校比較多,都有很多的成果,但是過去苦於成果轉移不出去,有這麼一個橋梁、有這麼一個機會,使東西部結合互相溝通,我想陜西的技術也會打向全國的。

  新聞背景:記者在展廳了解到,無論是高科技交流,還是商品流通,西部孕育的巨大的市場潛力給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商機,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也不願放棄這次中國調整經濟結構所帶來的無限商機。

  本田公司(中國)首席代表:中國西北的轎車市場比沿海地區的轎車市場落後一點,但是這次的中國政府的政策開發西部的話,我想不久的將來轎車市場越來越擴大的。

  TCL集團總裁:去年的話我們的集團在西部地區銷售了30億的産品,佔我們整個銷售量的25%左右,現在西部開發的熱潮正在興起,很多企業都到西部投資,大家很關心一個問題,到西部投資會不會有效益,西部投資的優勢在哪?

  新聞背景:西部地區的人才優勢和人力資源已成為吸引東部企業來投資的主要因素。

  新聞背景: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是15年前陜西省醫藥總公司于美國合資的一家制藥廠,這家全部雇傭中國職員的外資企業被美國《財富》雜誌評選中國最受歡迎的十大外資企業之一,它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合資制藥企業。西安楊森截止1999年底累計統計統計已上繳稅金18.5億人民幣,企業自身獲得23.5億稅後利潤,西安楊森獲得的如此良好的業績令業內外人士十分關注。西安楊森的投資者為什麼要選擇這裡?中國西部地區分佈著眾多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有專家指出,西部開發所帶來的機遇決不是無償的,像西安楊森這樣成功經營的合資企業能在西北地區得到良好發展,確實值得企業家、地方政府認真思考。中國的決策機構也多次強調,國有企業在西部開發中要發揮骨幹作用,增強吸引國內外各方面資金和人才的能力,要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真正得到提高。

  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制藥廠廠長:西安楊森在這塊土地上成功地經營了15年,我個人體會來説,第一我們給人們帶來了很好的産品,帶來了很好的經營理念,同時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企業能夠蓬勃的發展,在這個同時大家都知道經營企業需要人才,西安也是一個人才濟濟的地方。最近我也聽説下一步要對西安這地方的環境保護和交通、通信方面進行大量改進,我想有了這樣的改進,我們西安揚森會發展得更好。

  記者:現在海外都非常關心不論是投資者還是官方,中國的西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現狀呢?

  程安東:我們也感覺到中國西部的現狀,東部的一些大的企業家乃至國外的一些投資者對西部的了解確實很少,過去大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東部沿海地區,對西部的了解甚少,其實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西部已經積累了很大的發展潛能,一旦西部大開發釋放出來這些潛能將會得到一個跟東部一樣的快速發展,我認為中央決策提出西部大開發不僅是中國持續發展的需要,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們陜西而言,大家知道的就是陜西古城墻、兵馬俑,再就是黃土高坡,其實我們很多內在的本質可以得到很多商機,可以用來賺錢的市場的一些容量根本沒去考察了解,比如我們關中八百里秦川,有四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示範區和國家級的經濟開發區,去年科工貿總收入就超過了300億,我們有一批全國一流的大學和國家重點的科研院所,我們有幾十年國家重點的實驗室和工程中心,我們一年有2000多個可以轉化的科研項目,這些都可以變成現實的生産力和經濟效益,所以大家了解不夠,所以我想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國家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環境建設,改變了投資的硬環境,再加上我們內在潛力的發揮,使海內外人士進一步了解、全面認識我們西部地區,所以我們提出來要世界重新認識陜西,讓陜西走向世界,這是為了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不了解就沒有興趣,所以它就不能找到合作的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這幾年連續舉辦了四屆中國東西部合作和投資的貿易洽談會,開始很多人覺得這都沒意義,現在看來一屆比一屆好,一屆規模比一屆大,到今年這一屆超過3萬人,全國28個省市組團,由兩位省長帶隊,今年的成交額可能要數百億,不是一、兩百億是數百億的成交額。這就説明西部不僅有人力資源的潛力,礦産資源的潛力,土地資源的潛力,還有人才的潛力、科技成果的潛力,所以應該全面認識我們,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給所有全世界的投資者帶來好處。

  記者:您剛才説到的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它的科技成果的轉化,我注意到您也説的是可轉化,那麼妨礙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産力,您剛才説的是轉化成生産力,為什麼沒有轉化成生産力?

  程安東:首先我們過去在科技成果的研究、發明上,我們有不完全就是引導方面不完善,忽略了一個創新機制,很多專家把他的成果寫論文評職稱,忽略了可轉化的程度,我們不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沒認識到要有所為必須有所不為,這樣我們國家現在採取了基礎理論研究,國家來統一,重點的科研院校負責,地方的科研院所重點攻克面向當前轉化為生産力的應用技術,提倡一個創新的機制,所以我們現在一部分大的院校、重點科研院所走出院門、走向科研市場的第一線和企業結合。第二個原因就是企業沒成為轉化的主體,光靠政府去指導去重視這個畢竟力量有限,只有企業成為真正的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的時候,他們敢於搞風險投資,敢於和科研單位合作,這樣轉化的廣度和強度都會增加。第三點我們要擁有成果的單位往往思想不夠解放,斤斤計較得失,所以和企業結合的時候往往有些差距,現在通過實踐證明,鎖在試驗室裏、鎖在檔案櫃裏不如交給企業,轉化了都有好處,所以我想通過加強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提倡一個創新的機制,我相信我們的科技優勢一定會變成産業優勢,一旦産業優勢形成了,商品化程度就會提高,而且走向國際市場。

  記者:説到科技優勢,科技是由人來去完成的這個科研成果,國內海外都知道西部地區有專家就説,陜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和甘肅的蘭州都集約了中國一部分非常優秀的科學家,甚至在某些尖端領域都是在世界領先的位置上,那麼如何去對待處理西部開發需要引進人才,怎麼來重新界定這個人才的概念。

  程安東:人力資源是多方面的,既有高科技的人才也有高素質的勞動者,從我們西部生活來講,從陜西我感覺首先用好我們已經擁有的人才,所以我們提出來要事業留人、感情留人、條件留人,過去大家説我們“孔雀東南飛”,確實有這種現象,我們逐漸要改善我們的人才政策,我們認為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事業心很強,只要他覺得他在這個地方他的崗位上能把他的聰明才智發揮起來的時候,即使物質條件暫時困難一點他也願意留下來,所以我們把事業留人放在第一位,所以把人才首先把目前的這些發揮好,自己已有的人才不用好,盲目地再去引進外面的人才這是不現實的,當然我們歡迎外來人才,前幾年歸到沿海去的甚至出國留學去的現在紛紛回來了,以我們楊陵農業高新技術示範區為例,過去在外國的留學生、到沿海去的現在聽説我們的示範區變化很大,突飛猛進,現在紛紛要求回來工作,一部分在國外的留學生已經回來考察,開始進行了合作,所以這樣的話,過去孔雀東南飛現在出現一個鳳還巢的現象,這就是西部開發政策的引導,可見我們改善人才、政策、環境的吸引已經初步見成效了。實施西部大開發人是最關鍵的因素,人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們想發揮人才潛力的同時,廣泛開發他們人才的資源,同時也吸引包括國外留學生和到沿海工作的返回來,返回來的方式並不是簡單地調回來,比如説過去在國外、在沿海發展了,他們回來投資辦廠、興辦企業,他不僅自己回來了而且把資金帶回來了、管理經驗帶回來了,興辦了企業,比簡單地回到我們原來的崗位上作用要大得多,所以我們不管是在城市、在工業戰線、在第三産業戰線,農村裏我們普通的勞動者到沿海打工幾年積累了一些原始資本,回來就成為農村的致富&&人,他們以新的姿態、新的思想觀點在農村使我們比較封閉的農民也開始計劃出他的興辦經濟的這麼一個積極性,所以鳳還巢,我們過去走了不吃虧,過去走了雖然是個損失,但是回來以後不僅回來的是人,而且回來的是管理經驗、智力資金,回來帶來了項目,使我們更多的經濟增長點在他們手中培植出來。

  記者:東部也是經過20年的發展才培育了一個相對於西部來説相對良好的一個市場環境,那麼西部在開發的時候如何佔一個高起點?政府在培育市場秩序的時候,各級政府不光是省一級高層官員和省一級政府,逐級向下怎麼樣建立一個您剛才前面説過開放的大市場需要一個完善、有序的市場秩序?

  程安東:比如説我們通過新的執法,依法行政,建立合理競爭的市場秩序,打擊假冒偽劣或者壟斷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再如我們開放市場不搞地方保護主義,嚴格查處各種亂收費“三亂”現象,我們現在新的行政性的收費完全一個賬號,全省統一,對那些亂罰款、亂收費、亂集資現象嚴厲進行取締,這樣凈化我們整個的投資軟環境,這些都是我們政府所需要做的,只要我們這些做了,大家感覺我可以在市場根據我的能力公平合理的進行競爭,不受歧視,不受地方保護主義的排斥,這樣當然就會有吸引力,所以我們採取一個互惠互利甚至讓利,所謂讓利並不是説減稅讓利,我們在合作中,可以説我們企業之間的合作,我們企業不要斤斤計較一些具體的細節,而使投資者能夠提高信心,能夠覺得我們大家能真正合作,這就是我們政府的所為,我們決不能包辦代替你來幹什麼或不幹什麼,哪些允許你幹哪些不允許你幹,我們一定要大力砍掉政府不該審批的事項,現在我們確實有這樣的弊端,我們管了些不該管的事,為了管這些事我們又集中了人,又找了一些不該集中的人來管管事的人,這樣使我們的機構臃腫龐大,這幾年大力進行審計機關的改革,合理設置機關,防止重疊交叉,精簡人員,這些都是我們目前適應西部開發、營造一個好的市場機制環境的一些措施。

  記者: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朱鎔基總理在人大閉幕式的記者招待會上説,中國西部的開發會是一個比較艱巨的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來採訪的時候感覺到各級的政府、基層的幹部包括普通的民眾對西部的開發都熱情非常高漲,有專家指出在西部開發過程當中,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您對這點怎麼看? 程安東:確實是這樣,因為西部確實承認自己相對滯後,而西部的開發、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它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不能急功進利,而且要面向21世紀技術高度發展新的市場挑戰,必須在高起點上提高自己經濟素質的基礎上來搞開發,所以如果説急於求成、亂鋪攤子、搞重復建設,必然要犯過去歷史性的錯誤,那我們就事與願違了。至於群眾的熱情高這是好事,但是也是我們最擔心的,因為群眾熱情越高,而我們的一些行為、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措施是逐步到位的,一旦群眾感覺你慢了而影響群眾的情緒,喪失群眾的信心,所以我們現在對各級政府特別是領導者,正確的貫徹中央的大戰略,在群眾熱力中我們要冷思考,所以我們從去年6月就組織了一個規劃調研小組,集中了100個國內的專家和我們政府部門人才,開發要有新思路,深刻地理解中央大戰略的內涵,結合我們自己地區的實際,科學進行規劃,扎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按照市場的需求來進行開發,這樣減少失誤,減少損失,使我們群眾年年都感覺有變化,月月都感覺有實惠,我們相信群眾的熱情就會保持下去。

  記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為什麼要參與主辦這次東西部合作與貿易投資洽談會呢?

  王孟奎:國務研究中心是國務院直屬的一個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機構,我們的責任就是向政府提出關於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和建議,西部大開發現在是國家一項重要的發展戰略,我們有責任來進行研究,提出我們的意見。這次正好在西安舉行東西部貿易洽談會,有20多個省市參加,洽談會組委會和我們共同商定在洽談會期間舉行這麼一次西部開發研討會,使得關於西部開發認識能夠進一步深化,來推動西部開發這項事業。

  記者:我注意到您剛才特別強調研討會,這也是這屆貿易洽談會和前三屆貿易洽談會不同的增加的一個內容,您認為在西部開發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在哪些問題上必須明確認識?

  王孟奎:我覺得要探討清楚的問題很多,有這麼幾個,第一個問題就是西部開發的階段問題,因為中國現代化如果從20年前改革開放算起,就是説從80年代開始到21世紀中葉70年時間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到現在頭兩步實現了,頭兩步實現從第十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從明年開始實現第三步,實現兩步並不是走完全程2/3,因為這兩步只走了20年,第三步要走50年,這50年中國都還是處在從小康向現代化過渡,或者説小康建設這麼個階段,還會分具體的發展階段,這50年裏面還要分若干階段,所以我覺得首要任務就是要研究西部的現狀,把現狀搞清楚,把起步搞準,起步就是把第十個五年計劃搞好,從明年起2001年到2005年,這五年期間幹什麼、怎麼幹,然後再探討這50年大致分幾個階段,這不光是西部,我覺得全國也有這種問題,這50年我們怎麼個走法,肯定要有若干個具體發展階段的。

  記者:有專家認為,西部開發實際上是中國要調整經濟結構,那麼您認為西部應該怎麼樣營造合理的投資環境培育市場呢?

  王孟奎:這樣一個投資環境我想包括軟環境、包括硬環境,所謂硬環境就是國家現在正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機場這樣一些建設,這是進一步開發的基礎和前提。所謂軟環境就是法規的建設、法律的建設等等,我覺得重點第一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現在我們國家東西部的差距一般地差距指標就是人均GDP,但是如果看社會發展指標的話,有文化、教育、人均壽命、醫療條件比較的話,東西部之間的差距,這些社會發展指標差距要小於人均GDP的差距,但是基礎設施建設,除了人均用電量以外,公路、鐵路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都大於人均GDP差距,所以國家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西部開發的第一件大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現在也有條件進行,比如説鋼材中國是世界第一,産量世界第一,鋼材、水泥、各種機械設備,而且我們有比較多的外匯還可以進口,這樣也有建設條件,而西部也有這樣的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就會給東部投資者、給國外投資者創造了投資的,我剛才講的,硬環境創造了基礎可以來投資。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事情我覺得重要的就是生態建設,大家知道西部大量的地方是荒漠化、石漠化、生態破壞比較嚴重,這樣危及西部地區繼續發展也給下游帶來很大的危害,現在國家把西部地區的生態建設放到重要位置,比如説國務院規定25度坡以上的耕地要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國家給農民適當的補貼,給他多少斤糧食,這個我們現在有條件進行,因為過去吃飯問題沒有解決,那麼他就在坡地上種田,生態遭到破壞,水土流失,現在國家糧食供應得很充分,給農民提供可能性,讓他種草、種樹,而種草、種樹他可以种經濟林,他可以得到經濟林方面的收入,這樣不僅能造福西部,使西部能夠持續發展,而且對中下游好處、對黃河、長江中下游也有很大好處,我覺得這對世界環境也是一個貢獻。

  記者:作為研究人員,您個人對西部開發過程當中理性化的這個問題是如何看待的?

  王孟奎:你提的問題我認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在西部開發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從中央政府來説,現在國務院三令五申要提醒大家現在市場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在過去供不應求的時候生産什麼都有人要,現在生産變化了,你再生産出來正在建廠沒有建成就沒有銷路,你等於很辛苦投的錢沒有回報,我想這在地方政府要重視的,企業也是要重視的,外國投資者我想他們自然會重視的,沒有利益的項目他們是不會來的,但有利潤的項目是很多的,現在隨著我們國家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的進行、産業結構的升級、消費結構的升級、消費領域的拓寬,溫飽解決以後消費變化了,新技術出現、新産品升級換代等等這些新領域是很多的,要開拓眼界調查市場去收集信息,使那些投資更有效,這就是按照市場規律、按照經濟規律來辦事,在這方面領域很廣泛,賺錢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是你要研究市場,這是很重要的。(中央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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