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世貿談判高手、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許多人的感覺是冷峻沉穩、不茍言笑。但如果你聽到他用那些形象的比喻表述有關中國加入WTO的深刻複雜的道理時，你或許能更全面地了解他的敬業、他的風趣和他的智慧閃光。
WTO與兩個人打架
中國加入WTO的一個好處是有利於解決貿易磨擦和糾紛。龍永圖説，解決這些糾紛和磨擦有多種方法，可以雙邊面對面地解決，也可以拿到WTO的多邊爭端機制裏去解決，這是個重大的選擇。由於目前我國經濟比較弱，美國等西方國家比較強，面對面解決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便希望把問題拿到WTO多邊機制去解決。
講到這裡，他生動地説：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大個子和小個子發生矛盾時，大個子最喜歡兩個人面對面解決，把小個子拉到陰暗的角落裏單挑，狠揍一頓。小個子則希望把衝突拿到人多勢眾的地方去，希望有人來主持公道，講點道理。所以，我們是願意使用WTO多邊的爭端解決機制的。
WTO與籃球比賽
中國加入WTO有著深刻的意義，龍永圖在講到這一問題時，先談了WTO的三項職能：制定規則，開放市場，解決爭端。中國要加入WTO就要做出遵守WTO規則和逐步開放市場的承諾。目的是為了進入世界經濟的主流，對於一般成員而言，要進入世界經濟的主流，首先就得首先要做的是遵守規則，而不是首先想到要改變規則。談到這裡，龍永圖談起了籃球賽。
龍永圖説，奧運會是全球100多個國家進行的國際比賽，要參加奧運會籃球賽首先就必須承諾遵守籃球賽的規則，而不能一進球場就説："籃框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標準設定的，對西方大個子很合適，對我們不合適，得把那籃框降下幾厘米來適應我們，否則就是不公平競爭。"這是不可能的。籃框這麼高已是既定的事實，是參加比賽都必須遵守的國際規則，只能面對這個事實，想辦法發揮自身的優勢，靈活機動地和大個子較量。而不應該一來就想到降低籃框這一條。如果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國際通行的規則。當然，我們中國大得很，就用低籃框，河南對河北，山東對山西，照樣有冠軍，也可以打得轟轟烈烈，但卻永遠進不了世界籃球界的主流，永遠達不到世界籃球界最好的水平。而要想真正得世界冠軍，要了解世界籃球先進國家的技術和打法，不知道美國隊和德國隊等先進國家是怎麼打的，也沒有想到我們和美國到奧運會去打會成什麼樣子，這將是十分可笑的。某些通行規則對自己肯定是有束縛的，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挑戰，但這就是大家必須遵守的起跑線，我們只能用同一個規則上來要求自己，要不然，真正到了奧運會的籃球場上就會感到很不舒服，就會感到無所適從。
WTO與賣菜的小販
龍永圖在講到中國加入WTO就得遵守其規則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時，以市場與商販的故事打了個生動的比喻。
他説，如果我們只是一般性地參加世界經濟，那不遵守世界規則也可以，就像擔著菜籃賣小菜的那種小販，儘管市場就在那裏，你也可以不進入市場，可以不遵守工商部門的規則，看到工商管理幹部來了就趕快跑。但如果要進入世界經濟的主流，想把生意做大，賣肉、賣雞、賣菜，你就要進入市場，要成為市場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就得在市場裏建一個鋪面，就得遵守市場的規則，甚至還得與工商部門建立好的關係。而且這個時候你不按照規則辦事也不行，跑也跑不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同樣的道理，在全球化的形勢之下，我們中國想進入世界經濟的主流，不遵守規則是行不通的。
WTO與波音飛機的尾翼
龍永圖在談到跨國公司作用的時候，曾提到波音飛機。他説，波音飛機的總裁曾對我説，"你們應很驕傲，全世界天空上飛的3000多架波音飛機的機尾都是你們中國生産的。"波音飛機的尾翼是我們西安的飛機製造工廠專門為波音飛機生産。現在波音飛機的零部件分別在全球的70多個國家生産，最後在西雅圖組裝。這就是生産全球化。也有同志問，美國的科技如此發達，機尾就不能自己生産?為什麼零部件放到七十多個國家生産?這是因為現在競爭非常激烈，必須把成本降到最低，雖然飛機是一個科技含量很高的産品，但是在幾千種零部件中，有勞動密集型的産品，也有技術密集型産品，把勞動密集型的産品放到勞動密集的地區去，把精密儀器放到德國、瑞士這些長于生産精密儀器的國家去生産，發揮各國比較優勢，不僅有利於降低生産成本，還可以分散投資的匯率風險和政治風險，不至於因為其他國家的匯率變化和軍事政變等因素影響自己的生産。一些同志認為，這是不平等的國際分工，為什麼美國生産發動機──整個飛機的心臟，讓我們只生産尾翼？因為我們的技術還達不到這種地步。為波音公司生産尾翼，再通過發展我們的技術，逐漸生産一些重要的零部件、更多的零部件，我們就能融入這一行業世界經濟的主流。
WTO與催淚彈
中國加入WTO不僅中國人要放棄一些東西，外國人也同樣不例外。龍永圖談到這個問題時講到了他參加西雅圖WTO第三次部長級大會。他説，這次大會開得很熱鬧，引起的社會動蕩也是前所未有的。開了幾天的會議我只進了兩次會場，整個會議中心被遊行示威的人控制了。很多同志第一次嘗到了催淚彈的滋味。美國動用了國民衛隊，因為警察已經不夠用了。這是美國一次很大的社會動蕩。
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十分複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的一些國民對整個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了解太少了，而且美國政府在這次動蕩過程中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次遊行的很多人都是産業界的工人，尤其是鋼鐵和紡織業的工人。引起動蕩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勞工標準的問題和環境問題。尊重工人的權利在我們中國是理所當然的，所以，當很多人問我對工人勞動標準問題的看法時，我説，我們共産黨的權力基礎就是工人階級，尊重勞動工人的權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想把所謂勞工標準和貿易問題挂起鉤來，這樣問題就大了。他們想在全世界設定一個統一的勞工標準，包括工人工資。如果哪一個國家工人的最低工資達不到WTO規定的最低標準，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有權對這個國家生産的産品進行制裁。這樣做全球化就沒有辦法進行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優勢在於資金、管理、技術，而發展中國家現在最重要的優勢就是便宜的勞動力。所以，他們的意圖就是通過WTO制定新的規則，堅決把我們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傢具有的競爭性優勢壓下去。如果用美國的勞工標準來衡量，然後利用WTO來制裁，那整個世界貿易就亂了。美國政府也知道，所謂經濟全球化簡單説來就是各個國家地區充分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從而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但他們卻想打掉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優勢，保留自己的相對優勢。但是，美國的産業工人並不理解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他們應該知道：美國紡織、鋼鐵這樣的行業，由於勞動力價格太高，已經失去了競爭的優勢，美國政府應該進行必要的經濟結構調整，逐步使這些産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而且他們也應該知道，這個轉移是相當困難的。首要的問題是如何面對這些産業的工人，怎麼使他們能夠轉崗?所以，這一次西雅圖出現的問題，是美國國內政治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這充分説明，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不對自己的國民、尤其是産業工人進行必要的教育，使他們認識和自覺順應這樣一個大的趨勢，那麼就可能出現大的動蕩。
WTO與小孩衝馬桶
龍永圖説，樹立規則意識在我們中國是長期的任務，要花一代人、兩代人、三代人的努力。我們很多同志都出過國，到了國外感覺不一樣，國外人的規則意識非常強。一次在瑞士，我和幾個朋友去公園散步，上廁所時，聽到隔壁的衛生間裏"砰砰"地響，我有點納悶。我出來後，一個女士很著急地問我有沒有看到她的孩子，她的小孩進廁所十多分鐘了，還沒出來，她又不能進去找。我想起了隔壁廁所的響聲，進去打開廁所門，看到一個七八歲的小孩正在修抽水馬桶，怎麼弄都衝不出水來，急得滿頭大汗。那個小孩覺得他上廁所不沖水是犯了規則。這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遵守規則的習慣，這樣的品質非常可貴。我們的企業如果不形成這樣的規則意識，這樣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很難建立起來。如果國外企業來投資，發現我們企業根本不遵守規則，這些公司不可能和我們的企業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WTO與打工仔
龍永圖認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我們的企業應爭取成為世界上大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産線當中的一個環節，成為跨國公司全球銷售渠道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我們中國走入世界，特別是進入世界經濟交流的一個捷徑。中國要想在國際舞臺上有所表現有所作為，就得貫徹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思想，要有敢於給世界上大的跨國公司打工、當幫手的精神。能夠自立門戶地成為&&的大跨國公司固然很好，但現在還不現實。先得韜光養晦為跨國公司打工，慢慢地進入它的生産環節和銷售渠道，最後才能有所作為。我們對跨國公司也得有理性的認識。目前跨國公司的發展有一種趨勢就是實行當地化的戰略，在一個國家投資以後，大部分工廠或公司的高級職員都是當地人，這些公司的國家屬性在慢慢淡化。比如，美國的可口可樂公司在1996年已經宣佈，可口可樂不是美國公司。ADB公司是一個很有名的製造機械設備的一個公司，它的總部在瑞士，總裁是瑞典人，在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建立了生産基地，很難説ADB是哪個國家的公司。我們如果不抓住機遇，如果沒有開始打工的過程，沒有當助手的過程，可能就沒有我們成為跨國公司主人的一天。我們應該有雄心壯志，也要有埋頭苦幹的精神，今天的低頭是為了將來的昂頭。就如同軍事上的進攻中的匍匐前進一樣，低下身是為了將來的站起來。
龍永圖何以出口成章，屢有"閃光語言"？關鍵是他對政策太熟悉了，簡直就是成竹在胸。
最崇敬周恩來
龍永圖1965年從貴州大學英美文學專業畢業後進入外貿部工作。他的同齡人風華正茂之時正趕上"文革"，但龍永圖是幸運的，70年代初，中國調整鋒芒畢露的外交路線，開始與西方有所接觸。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和指示下，中國開始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批留學生，龍永圖便是其中之一。1973年至1974年，龍永圖在英國倫敦學院深造，攻讀國際經濟學專業。龍永圖曾經表示，他最崇敬的人是周總理。
從1978年開始，龍永圖先後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工作。1992年1月任外經貿部國際經貿關係司司長，開始介入中國復關談判；1994年4月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部長助理，主持復關和入世談判；1997年2月晉陞為外經貿部首任副部長級首席談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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