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水，小水，醒醒！”
同屋的編輯何紹偉一邊叫我，一邊用手搖晃着我。我從沉睡中醒了過來，睜開了發澀的眼皮。何紹偉就站在我的床邊。見我醒來，他用很低沉的聲音問我：
“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我稀裏糊塗地看著他，反問道：
“幾點了？”
“五點半。”何紹偉不緊不慢地説。
“啊！五點半？”我驚慌失措地喊道，騰地一下站在了床上。
“壞事兒了！”我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衝向洗手間，用飛快的速度擦了一把臉，然後開始穿襯衫，繫領帶。透過洗手間的窗戶，我看見外面天色已大亮。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清晨五點半，這是一個特殊日子的開始。在過不到二十個小時，也就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點，標誌香港回歸祖國的政權交接儀式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了全方位地報道香港回歸這一中華民族的盛事，中央電視臺派出三四百名記者分赴香港、全國各地和世界十幾個城市，並制定了以北京和香港兩個主演播室為中心的七十二小時特別報道方案。
七十二小時特別報道的第一槍定於六月三十日清晨六點以現場直播的形式從香港打響，而設在會議展覽中心的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便是我。離直播還有不到三十分鐘，我居然差一點睡過，而且更可怕的是，此時此刻我還在十幾公里以外的跑馬地中央電視臺駐地。想到這裡，我不禁渾身發抖。
從五月下旬起，我和電視臺的同事們就進駐香港，開始為這七十二小時準備。香港是中央電視臺這次特別報道的重中之重，而作為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我更是肩負着極為重要的任務。我不僅要主持報道回歸前一天香港各方面的情況、港督離開港督府、駐港部隊開始進駐、政權交接儀式等動態式新聞，還要負責專訪包括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內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更為重要的是，七十二小時的第一場直播報道就從我這裡開始。
（採訪施工中的香港會展中心圖片）
對我來講，這不僅意味着神聖和光榮，而且這還直接關係到七十二小時特別報道能否有一個“開門紅”。就在前一天晚上，香港報道組的領導還在組織我們各個工種進行直播前的最後一次演練。演練持續到凌晨三點的時候，領導突然想起我還要負責清晨六點的第一場直播，於是趕緊叫我回去睡覺。回到駐地的時候已是凌晨四點。我上好鬧鐘，將手機的叫醒功能也調到五點，準備睡一個小時。誰知道，這一覺竟然睡到五點半！
五點三十五分，我衝出了駐地大樓的前門。大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見不到一輛出租車。平常的時候，從我們在港島跑馬地的駐地乘出租車到會展中心的演播室，至少需要半小時。香港的交通管制非常嚴格，到處都是單行到，而且堵車現象極為普遍。
我站在門口，心裏在不住地説着“要壞事、要壞事”，同時，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在馬路邊上下亂竄。正在這時，我突然發現從路的一頭來了一輛出租車。我不顧一切地衝到馬路中間，雙手在空中胡亂揮舞着將車攔住。那勁頭就像遇到了十萬火急的特殊情況。我當時想好了，不管出租車上有沒有客人，也不管通常很刻板的香港司機是否已經下班，反正我死活要讓他拉我去會議展覽中心。上了車，我對司機説：
“先生，我有十分、十分緊急的情況，請你務必在十五分鐘內將我送到會展中心，十五分鐘！”
那司機從反光鏡裏看看了我，似乎十分理解地用廣東話説了句：
“沒問題。”
五點四十分鐘，出租車從跑馬地出發了。這時，我的手機又一次響了起來。負責演播室的製片人梁建增在電話裏用顫抖的聲音問我：
“小水，找到出租車了嗎？”
“找到了！我現在已經坐在車上了，馬上就到！”我略有把握地快速向他彙報道。隨即，我從書包裏拿出電動剃鬚刀和梳子，一隻手拿着剃鬚刀刮鬍子，另一隻手忙亂地梳理着頭髮。我知道，我必須在趕到演播室前做好一切個人準備工作，因為按照時間估算，我坐進演播室主持席上的時候離直播開始最多只有幾分鐘。
五點五十六分，出租車停在了會展中心的大廳前。梁建增正站在大門口焦急地等候着我。看見我，他急不可待地説：
“你快上樓，我來結帳！”
我顧不上多説一句話，一手拎着書包，另一隻手提着西服，發瘋般地衝了進去。當我嘴裏像唸經一樣説着“對不起”跑進演播室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裏看著我，他們臉上複雜的表情也許只有我心裏明白。讓我至今感動的是，那一刻居然沒有一個人對我説一句責怪的話。演播室外面的導演通過耳機對我説的第一句話是：
“水主，不要緊張，還有兩分鐘，戴上話筒，準備和北京的主持人通話。”
話音剛落，我就在耳機裏聽到了北京主持人敬一丹的聲音。
“小水，你來了？”
我如釋重負地説：
“敬大姐，謝天謝地，我趕來了。”
六月三十日清晨六點整，中央電視臺香港回歸七十二小時特別報道正式開始了。敬一丹在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説：
“現在就請我們在香港演播室的主持人水均益為您報道回歸前一天香港的情況。”
後來我才知道，五點的時候，鬧鐘、手機全都按時響了，然而，我卻全然不知。同屋的幾位同事五點鐘出發的時候，慌亂之中並沒有意識到該提醒我起床。五點半的時候，正當會展中心演播室的工作人員在為六點的直播進行最後的準備時，突然有人發現我還沒有到位。人們大驚失色。眼看直播即將開始，作為直播主要角色的主持人此時卻不見蹤影。工作人員急忙將電話打到了駐地的房間。幸好，那天上午沒有任務的何紹偉聽見了電話鈴聲，並及時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我。
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起香港的這一插曲，依然會感到陣陣的後怕。假如那天我沒有按時趕到演播室，那不僅將使電視臺極為被動，也將是我終生遺憾的一件事。事後，我和同時們開玩笑説，當時站在馬路上等出租車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如何向電視臺領導寫一份深刻的檢討，並準備就此告別電視臺，流浪四方。
當然，玩笑歸玩笑。但我卻從內心裏感激在那件事中所有的領導和同事。我要感謝及時發現“險情”的演播室同事，我要感謝何紹偉及時將我叫醒，我要感謝那位香港出租車司機在緊急關頭及時地出現在我的面前，我要感謝梁建增為節省哪怕是一分鐘時間替我付出租車費。當然，我還要感謝在場的電視臺領導他們從始至終沒有對我説過一句責怪的話，雖然這反倒使我更加自責。
七十二小時特別報道就這樣有驚無險地開始了。
六月三十日上午九點，我又在演播室主持了四路記者分別在港督府、天碼艦碼頭等幾個與回歸有密切關係的重要地點進行現場特別節目——《期待回歸》。十一點，我主持了白岩松等同事從深圳各地報道的駐港部隊誓師大會。下午四點，我們香港演播室報道了港督彭定康離開港督府的情況。
一切按計劃在進行着。雖然在直播中也出現了幾次小問題，但我們在演播室及時調整方案，播出基本還算順利。當然，這中間也有不盡如人意的缺陷。比如，在報道彭定康離開港督府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我們在港督府外面安排了一台攝像機和一位現場記者，準備隨時向觀眾報道現場的情況。按照事先了解到的情況，彭定康在主持完港督府降旗儀式後將乘車在港督府院內繞場一週，以示惜別之情。為此，我們在現場的記者精心設計了一段現場解説詞，大意是：彭定康的汽車在港督府內繞了一圈，車輪緩慢，試圖表示港督復對這裡的依依不捨。然而，歷史的車輪卻滾滾向前，香港的回歸已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止的現實。
果然，彭定康，在降旗儀式後鑽進的汽車。汽車也果然為着港督府的院子開始轉圈。於是，那位現場的記者不失時機地將那段解説詞説了出來。可是，當他説完“歷史的車噸將滾滾向前”後，這時，港督府院子裏突然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只見彭定康的汽車的轉完一圈後，並沒有像事先預訂的那樣開出大門，而是繼續圍着院子又轉了起來，我們那位記者大概這一臨時出現的情況沒有思想準備，他先是沉默了一會。緊接着，他在畫面外説道：
“彭定康的汽車又在院子裏轉了一圈。”
也許是因為害怕冷場，他把剛才説過的那段“車輪滾滾”的解説詞又重復了一遍。彭定康好像存心要和我們那位記者作對。他的汽車在轉完了第二圈以後，還是沒有出門，繼續開始了第三圈。萬般無奈的記者這時説出了一句後來遭到不少觀眾批評的解説詞：
“汽車又轉了一圈。”
香港回歸72小時特別報道是中央電視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方位立體報道工程，電視臺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對於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電視臺同仁來説，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如此大規模的現場直播。因此，在這次報道中，無論是在記者隊伍的經驗還是技術設備的良好運轉方面都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了我們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記得從香港回到北京後，有人給我們的報道總結了幾個特點。記者報道信息空洞，只會説“一圈又一圈”、“一輛又輛”（指我們的記者在報道駐港部隊車隊進入香港時的解説）、“一架又一架”（指記者報道駐港部隊直升機降落時的解説），“來了兩個人，還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指我們的記者在報道彭定康離開香港時對從一輛轎車上下來的兩個人的解釋），等等。還有人説，“水均益找不到白岩松，急得在演播室沒話找話”。
情況的確如此，六月三十日晚九點，駐港先頭部隊從深圳羅湖口岸進入香港。現場的記者是我在《東方時空》的同事白岩松，我的任務是在香港演播室和小白進行對接，相互配合，並由小白在現場報道先頭部隊進駐的情況。
駐港部隊進駐香港，是香港回歸中的一個重點，同時也是一件極為敏感的事件。根據中英兩國的協議，七月一日零時，中國政府將全面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而作為主權象徵之一的駐港部隊就應該在七月一日零時出現在香港各個防務地區。由於香港的政權交接只是發生在七月一日零點的前後一秒鐘，於是駐港部隊何時進駐香港就成了一個難題。
根據中方原來的要求，從七月一日零時開始駐港部隊就應該全面接管香港的防務任務，英軍也應該在此之前撤出香港地區。英方最初提出駐港部隊在零時越過深圳口岸進入香港地區，遭到了中方的反對。因為，從深圳的口岸到香港的各個軍營需要一段時間的路程，集結在深圳的駐港部隊不可能神兵天將，在一秒鐘之內出現在香港。後來，中英雙方又協商出了一個方案，即根據七月一日零時香港回歸的時間，算出駐港部隊海路空三軍進入香港境內到各自到達指定軍營所需的時間，駐港部隊海路空三軍提前幾個小時開始進入香港。
在香港回歸前的半個月，這一方案一直是我們報道駐港部隊的依據，為此，我還多次往返於香港和深圳之間，和我們在深圳的駐港部隊報道組共同研究制定相關的報道方案。然而，就在七月一日前，我們突然得到消息，駐港部隊海路空主體部隊將在七月一日清晨進駐香港。在此之前，在六月三十日午夜，派一支先頭部隊進駐香港最大的軍營——天碼艦軍營，象徵性的表示駐港部隊已接管了香港的防務。根據這一變化，我們臨時調整了報道方案，決定在三十日晚上分階段定時報道先頭部隊進駐的情況——從駐港部隊，從深圳軍營出發到抵達羅湖口岸、再從部隊在羅湖口岸集結到越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界內，最後再到部隊抵達天碼艦軍營。
六月三十晚九點，駐港部隊的車隊抵達羅湖口岸。九點前，我坐在香港演播室裏等待着北京的導演將電視畫面切換到我這裡。根據事先的安排，北京的主持人在九點的時候向觀眾宣佈，駐港部隊先頭部隊現在已經到達深圳羅湖口岸，準備進入香港。然後，導演將畫面切出，我開始介紹部隊在羅湖的情況並很快請現場的記者小白具體報道。一切進行得似乎都很順利。北京的主持人説，下面請看我們香港主持人水均益的報道。我在演播室的一台監視器中看到了我自己的畫面，同時耳機裏也傳來了外面導演的指令：
“小水，開始！”
我對着面前的鏡頭，開始介紹駐港的部隊先頭部位進入的的總體情況、行程路線、抵達天碼艦的時間等等。之後，我説：我們的記者白岩松現在就在羅湖口岸，我們一起來看看他的報道。説完，我按照一般直播的規矩將頭微微地側向一旁的監視器，等待導演切出現場的畫面。這時，我的耳機裏傳來了一陣忙亂的呼叫聲。
“白岩松，白岩松。你聽到了沒有？”外面的導演顯然和小白無法取得聯絡。我看看監視器，畫面上已經出現了羅湖口岸的現場空鏡頭，只是沒有聲音。救場如救火，我急忙找出事先備用的一些有關羅湖和先頭部隊的資料，一邊看著畫面，一邊開始解説。我説：
“觀眾朋友，我們的導播正在和現場的記者聯絡。大家現在在畫面中看到的就是羅湖口岸。羅湖口岸位於……”
這時，我的耳機裏“白岩松”的叫聲亂作一團，畫面上始終沒有出現小白的鏡頭。透過演播室與導演間之間的大玻璃窗，我看見導演伸出大拇指，並示意我繼續説話。我一邊看著旁邊的監視器，一片繼續將我掌握的背景資料介紹給觀眾。大約幾分鐘後，監視器上出現了小白的身影。只見他氣喘吁吁，手裏拿着話筒鑽進了畫面。我趕緊説，我們的記者現在已經趕到了現場。我對着別在西服上的麥克風喊道：
“白岩松，你聽到沒有？聽到了沒有？”
畫面上，小白舉着話筒，對着鏡頭在説着什麼。然而，我的耳機裏和面前地監視器裏卻沒有一點聲音。我又接着問道：
“白岩松，你聽到沒有？”
小白還是在畫面説着“啞語”，一點聲音都沒有。外面地導演大概也意識到某一個環節出了故障，於是，又將畫面切到羅湖的全景鏡頭。幾分鐘後，聲音的故障終於被排除了。小白又一次出現在畫面裏。他向觀眾詳細介紹了先頭部隊在羅湖的情況。前後總共十幾分鐘，我終於找到了小白。
香港回歸七十二小時特別報道結束後，我們全體報道人員在香港一家餐廳聚餐。當有人説起六月十三日晚上的這次直播報道時，我和小白都非常痛心，小白甚至還傷心地流下了眼淚。的確，如此重大的一次報道，卻留下這樣一個缺憾，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非常地遺憾。
小白為了報道好駐港部隊進駐香港，想出了許多很好的主意，也吃了不少苦。那天晚上，他跟隨駐港部隊的車隊前往羅湖口岸。由於馬路兩邊歡送的群眾將交通堵塞，小白他們乘坐的汽車無法前進。眼看著就要錯過部隊抵達羅湖口岸的報道，小白帶着攝像一路狂奔，及時趕到了口岸。第二天，駐港部隊主體部隊進駐香港的時候，天降暴雨。小白他們拍攝用的敞篷“紅旗車”裏灌滿了雨水，小白從臉上往下抹一把雨水，説一句話，愣是堅持將部隊行進情況報道了出來。
臨近六月三十日午夜，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了香港會展中心新翼的五層大會議廳。中英兩國代表將在這個亞洲最大的大廳裏舉行香港回歸政權交接儀式。此時，我就在離五層大廳只有一墻之隔的會展中心新聞中心裏。
在我們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室外面是一面巨大的電視墻。香港亞視正在現場直播政權交接儀式。電視墻前圍了幾十名各國的同行，其中也包括不少香港的記者。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個關鍵的時刻——升旗儀式。
按照儀式的日程，中英雙方的代表——國家主席江澤民和英國的查爾斯王子——首先講話。大約在子夜十二點前的幾分鐘，首先舉行降下英國米字旗和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區旗的儀式。然後，在七月一日零點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我和幾位同事坐在電視墻前的地上，靜靜地等待着升旗的時刻。當英國米字旗徐徐降下的時候，我突然聽見身後的外國記者中有人輕輕地説了句：
“IT’S ALL FINISHED（這就算全完了）！”
我回過頭，狠狠地瞪了説話的人一眼。香港作為“大英帝國”在地球上最後一個殖民統治地壽終正寢自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悲。讓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六月三十日傍晚，當查爾斯王子冒雨在天碼艦附近的一個體育場代表英國女王舉行英方人員告別香港的儀式時，現場個別香港的華人觀眾居然傷心倍至，潸然淚下。被異族統治了一百五十年之久之後，為什麼我們的同胞會為英國人的離去而落淚？我不理解。我更不理解的是，即便是在英國的歷史書中都記載着英國人當年如何用洋槍洋炮佔領香港，並殘暴地統治當地的華人，而今天，有些人似乎已經忘記了那段歷史。難怪當年中英談判時鄧小平曾毫不留情地説，香港有些人奴性十足，由此我想起了幾天前在採訪董建華時，董建華的私人秘書私下對我説，在香港，個別人心裏沒有一個“中”字。
“他們姓‘英’，而不姓‘中’。”那位秘書一隻手捂在胸前説道。
零點時分，會展中心五層大廳裏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亞視的那面電視墻上，五星紅旗在國歌聲中緩緩升起。看到這一幕，我突然意識到了一種莊嚴。我從地上站了起來，面對着電視上的紅旗站得筆挺。幾位同事也不約而同地隨我站了起來。我們隨着電視裏的國歌聲輕聲地哼唱着。這時，周圍的外國記者們停住了説話。幾位香港記者看到我們神聖的樣子，也自覺地收住了剛才的嬉笑，坐在地上默默地看著我們。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滿着自豪。我也為我們的行動能夠感染其他記者而驕傲。多年的國際報道經歷讓我真切感受到：中國人站起來了，這句話不僅僅應該説給中國人自己聽，而更應該是説給外國人聽的，也是應該做給外國人看的。至今，我還能記得董建華在當天夜裏舉行的就職儀式上的那段發言：
（採訪董建華圖片）
“……百多年來，香港遠離祖國母親的懷抱，今天香港終於跨進了祖國的大門。今天我們也終於可以用同一個聲音，發出同樣的心聲：我們是中國人！”
香港回歸前後的那七十二小時過去已經很長時間了。在那七十二小時裏，我有將近三十多個小時連續工作，未曾合眼。記得七十二小時過後，我在跑馬地的駐地足不出戶，迷迷糊糊地睡了整整兩天兩夜。
作為本世紀末中華民族最大的一件盛事，香港的回歸已經被寫入史冊。作為一名記者，我有幸目睹了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想想跑馬地、想想會展中心、想想七月一日那面招展的國旗、想想天碼艦軍營前那位威武的駐港部隊軍官、想想董建華那句感人肺腑的話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後的那七十二小時將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因為，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説，那是難忘的七十二小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