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本世紀中國人在體育上有什麼夢想的話，申辦奧運就是其中最壯烈的一次。十幾億人，上下一條心，將一個國家變成了一片“奧運”的熱土。其烈度，其熱度，其堅定的信念，讓幾乎每一個人相信，二○○○年的奧運會非我莫屬！
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想到，他們期盼的瑞士洛桑的那個晚上，在幾秒鐘內讓他們的世界變得如此黑暗。慈眉善目的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那句不標準的英語劃上句號的時候，億萬雙黑色眼睛裏閃閃的光芒瞬間變得黯淡。一九九三年九月，一個黑色的月份。
《東方時空》關注著這場命運和榮譽之戰。
九月初的一天，初秋的北京天氣的確不錯。
在首都老機場，中國政府申辦奧運代表團即將飛赴瑞士洛桑，攜幾十名國內各界知名人士、體壇明星、演藝界人物，浩浩蕩蕩趕赴洛桑。他們將在那兒進行最後的努力，並帶回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好消息。
政府代表團的成員主要由國家體委的官員和北京市領導組成，其中包括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中國奧委會主席何振梁，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市長李其炎等等。“名人團”則囊括了社會各界的精英人物——乒乓球世界冠軍鄧亞萍、鉛球運動員黃志紅、中央電視臺體育評論員宋世雄、主持人楊瀾，另外還有歌星韋唯、劉歡。這些名人的任務就是在洛桑展開強大的公關攻勢，爭取在九月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秘密投票表決前能夠盡可能地讓更多的奧委會委員對中國産生好感。
應該説，當時許多人對申辦成功信心百倍，因為眾多對中國有利的因素不能不讓人作出如此預測。首先是泱泱十二億人的期盼足以讓奧委會委員們掂量了又掂量；其次是，在此之前，中國體育在世界舞臺上的表現的確讓人刮目相看。洛杉磯奧運會獎牌第三的名次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一個重要的砝碼。除此之外，我們還在國際奧委會中擁有可觀的“中國勢力”：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是中國的何振梁，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認鄧亞萍為“乾女兒”的舉動早已被大多數國人視為薩翁的中國情。還有，奧委會中為數不少的第三世界國家委員手中的選票理所應當會投進中國的票箱。
也許正是由於這樣的自信，申辦奧運代表團出發的儀式比同等情況下規格要略高一點。代表團乘坐的是一架波音747專機；出發儀式選在專供國家重要領導人和外國元首的專機起降的老機場；機場上還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國務委員李鐵映等領導前來送行。總之，鮮花、音樂、紅地毯，一切都是那樣的美好。
誕生才四個月的《焦點時刻》兵分兩路，與眾多媒介在機場展開了一場經常會被稱為“新聞大戰”的角逐。
《焦點時刻》的記者一路由女編導兼記者章偉秋率領，另一路由我和一名攝像記者來策應。章偉秋的主要任務是本期節目的主持和後期的編輯。我的任務是現場採訪。
出發前，製片人張海潮囑咐我説：“你的任務就是‘逮人’，只要是代表團的，有一個是一個。”
北京秋高氣爽，藍天上綴著朵朵的白雲。代表團的男女成員各個身穿統一的酒紅色制服，顯得精神抖擻。對於我們的電視攝像師來講，如此人與自然的色調搭配是再理想不過的了。在老機場候機大樓外跳下車，我和攝像便開始了“地毯式”的採訪行動。
我們先“逮”著的是楊瀾，那是我第一次與這位當時大紅大紫的《正大綜藝》主持人交談。大牌主持人給我的印像是一身的樸素，沒有化粧的臉上一雙眼睛不像在電視上那麼大。下一個“逮”到的是黃志紅。她坐在候機樓外的一處臺階上，面對著我的話筒笑聲不斷，直到我説謝謝。當我問她對我們申辦成功有沒有信心的時候，黃志紅用她那略帶男性音質的朗朗笑聲回了我三個字：沒問題。
從候機樓外到候機樓內，再到停機坪，我和攝像一路衝鋒，基本實現了製片人“見一個‘逮’一個”的實戰布署。
到了停機坪，我們發現，和我們一樣在衝鋒陷陣的其他新聞單位的記者不下五六十人。我在心裏暗自叫苦：等會李鐵映等領導同志到機場旁為代表團送行時恐怕免不了一場惡戰。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樁遭遇。
那是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大型音樂會。一進大會堂，我的眼睛就開始搜尋可以採訪的對象。自然，按一般規律，這種搜尋當然是首先尋找官大的，然後再看有沒有名氣大的，即使在國外也脫不了這個俗套。
那天的音樂會客人中，“最高貴賓”是國家副主席榮毅仁。還沒有經歷過幾次手持話筒，採訪領導人的我，顯然有些“初生牛犢不怕虎”，決定採訪“榮老闆”。
中場休息的時候，榮副主席被人簇擁著走進了貴賓休息室。我便拉著攝像在休息室到入口處之間的一處地方悄悄地埋伏下來。
音樂會下半場開始的鈴聲剛一響過，榮毅仁就出現在了我們的視野裏。就在他和我們將要擦肩而過的時候，我手拿話筒，一步衝了上去。
“榮副主席，我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還沒等我把這句話説完，幾個彪形大漢餓虎撲食般撲向了我，其中一個像老鷹抓小雞一樣一把將我拎了起來，扔在了五六米開外的地方。到我再回頭透過人群縫隙看時，我看見榮副主席正側過頭，以一種莫名其妙的眼神，似乎在尋找著剛才那位自稱是中央電視臺記者的人。見沒有什麼情況，榮副主席這才轉身走進了大會堂。這一切發生瞬間，至今還記得我的攝像按我們預謀對準了榮毅仁，卻不見水均益，環顧四週才找到我的那雙瞪圓的大眼睛。
現場採訪往往就是這樣。今天李鐵映會讓我有什麼結果呢？
按照國內各新聞單位的慣例，任何一條新聞是否重要，會不會擺在重要版面或者顯著位置，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要看在這條新聞裏出現的領導人的重要程度，看他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排名。作為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同志和作為當時舉國關注的申辦奧運這兩個因素足可以讓眾記者趨之若鶩。
按照歡送儀式，李鐵映等領導同志要在飛機旋梯下一側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所有的記者則被安排在另一側的一塊固定區域。然後再用粗粗的隔離繩將記者們圍在裏面。外面則每隔兩步外站立一名身強力壯的警衛人員，隨時將不安份分子抓回隔離區域內。情節嚴重的則會被“紅牌”罰出場外，甚至事後通知所在單位，吊銷其採訪資格。正是由於如此嚴格的紀律，在當時，要採訪一位國家級領導人既有很大的難度，還要冒一定的風險。
我和攝像被圈進採訪區域內以後，我就開始盤算如何能夠在這樣的局面下冒一次險，試著採訪一下李鐵映。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通過找李鐵映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式提出採訪請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通常這時，即便是你找到了工作人員，他們聽清楚你的意圖後，十有八九會告訴你：寫一份蓋有單位公章的正式報告，交上來再説吧。如果在現場即興採訪，撇開事後的麻煩不説，單是如何能夠跨過隔離繩接近重兵把守的採訪對象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人民大會堂的遭遇已經讓我充領教了這一點。
“沒準他也許會專門走向記者區，説兩句吧。”攝像對我説，像是在安慰我。我心裏在説：你一定是外國電視新聞看多了。
一想到這兒，一個絕妙的注意突然我的腦子裏産生了：白宮草坪外，每天早晨總有一大批記者在那裏守株待兔。每當總統出現在草坪上時，時而會有某個記者在畫面外高呼：早上好，總統先生。趕上總統心情好的時候，也許會回過頭來，衝記者們説上兩句。這兩句話有時候就成了當日的白宮新聞。我為什麼不來一個如法炮製？
李鐵映一行向飛機旋梯旁走了過來。記者區裏閃光燈、照相機、攝像機劈啪亂作一團。代表團主要成員一一和鐵映同志握手，登上了旋梯，回身向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這時，鐵映同志正在頻頻向旋梯上的人們招手。他背衝著我們這個方向，離我們大概有十幾米。
“鐵映同志，您好！”我大叫一聲。
鐵映同志果然本能的回過頭來。
“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
鐵映同志點點頭，衝我這個方向笑笑。
這時我拽了一把我手中連接話筒和攝像機的話筒線，肩扛著攝像機正在拍攝的攝像一個機靈，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毫不猶豫，一步就跨過攔著我們的隔離繩，攝像也跨了過來，扛著機器跟著我跑。
我手裏拿著話筒，一邊快速向鐵映同志靠攏，一片繼續我的問題：“鐵映同志，請問你在二十三日奧委會宣佈的時候會看電視轉播嗎？”
在鐵映同志笑容可掬地回答我的問題的同時，我們及時站在了他的跟前。一切都像是經過了排練，非常地準確。記者區外的警衛和鐵映同志身邊的警衛都像預料的那樣，開始聽到我高呼“鐵映同志”的時候只是微微地一震，當看到鐵映同志的反映後他們默許了我們的行動。
（圖片）
當然，如果説這次採訪有什麼不完美的話，問題就出我的身上。回到電視臺，把錄像帶放進機器裏一看，在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原來，由於當時緊張，我高呼了“鐵映同志”後，在説“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這句話時，出現口誤，説成了“我是中央電視臺臺長”！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為什麼偏偏在“臺長”和“記者”兩個字上出現口誤了呢？因為我壓根兒也沒打算篡臺長的權啊！
隨著九月二十三號國際奧委會通過秘密投票最終宣佈獲得二○○○年奧運會主辦權城市這一天的臨近，人們的期望也在一步步地升溫。北京城裏到處是關於申辦奧運的張貼畫和標語。新聞裏幾乎每天都要有一兩條關於申辦奧運和奧運會本身的消息。大街小巷，人們談論的也是奧運。雖然九月的北京，天氣已經明顯地涼了下來，但是關於奧運的熱情卻在迅速升溫。
九月二十日是我三十歲生日。那天，我約了幾個朋友，到我家附近的一小餐館小慶一下。大家在一起談論的當然也是申辦奧運的話題。焦點自然是中國能否成功。當時，除了我以外的人都認為，北京申辦成功，絕對沒有問題，理由當然有無數。而我卻很不識相，堅持認為有失敗的可能性。也許是因為在新華社工作有條件接觸大量外電以及外報外刊的緣故，我了解的情況是。外國人，特別是西方社會似乎當時最在乎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那場政治風波。我的感覺是，本質上還是被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控制的國際奧委會不大可能把二○○○年奧運會這個大果子送給中國。即便是有薩翁的“中國情”，那玩意兒畢竟是虛的啊。當一個體育行為上升到政治性，或者是國際關係的高度時，情感是沒用的。
我們誰也沒有説服誰，最終的結果是決定打賭。北京申辦成功，我請他們吃一一頓平時沒有閒錢享用的海鮮大菜。反之，他們請我。平心而論，我倒真希望能請大家吃海鮮，慶勝利。
第二天，《東方時空》就奧運申辦城市揭曉的報道作出部署：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宣佈的當天，《東方時空》準備全方位製作一期特別節目。
按照方案，《東方時空》在二十三日那一天，要派出十幾路記者，奔赴北京、天津各地，從不同角度，報道人們期盼奧運申辦成功和最終結果出來後的狀態、反映等等。節目形態基本以《東方時空》現有小欄目為主，即《東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間》和《焦點時刻》。各有側重，比如《焦點時刻》就以動態新聞為主，綜合國際國內反應，其中國際反應部分由我來通過越洋電話採訪。由於瑞士和中國的時差，當天奧委會宣佈結果的時間其實已是北京時間二十四日淩晨的兩點多，這就意味，這一期特別節目要連夜採訪，連夜製作。這是《東方時空》自開播以來的第一次如此規模的大製作，對《東方時空》這個新生的欄目來説，不蒂是一次真正的考驗。
二十三日，所有的人員從下午起開始分別進入各自的崗位。去天津和北京各點的外採記者組則在更早的時候就已奔赴目的地。我和“蓋導”也通過電話聯絡好了分別在英國曼徹斯特和澳大利亞悉尼的兩位新華社記者，準備當結果宣佈之後立刻對他們進行電話現場採訪（在當時，新華社的人力和資料資源可以説是我和“蓋導”的重要後方保障）。
午夜過後，一部分在外面採訪的記者組先後回來了，各項工作都已基本落實，大家現在要做的就是看電視，等待國際奧委會宣佈的結果。
畢竟，作為一個新聞欄目，《東方時空》的采編人員有著基本的新聞素質。在當初設計採訪方案時，為了保證播出，大家想到了各種不同的結果下我們節目的應對措施。具體説，節目有兩套方案，方案A和方案B。方案A是北京獲得主辦權，方案B則是其他城市獲得主辦權。當然，內心裏大家更多地籌劃的還是方案A。
接近淩晨兩點的時候，電視開始轉播國際奧委會準備宣佈最後結果的消息。所有在臺內待命的《東方時空》的工作人員聚集在位於電視臺主樓二樓《東方時空》的一間大辦公室裏收看電視。
這間辦公室的中間是七八張拼在一起的辦公桌，四週靠墻是一排排放磁帶和資料文件的大櫃子。那天，出於可以料想的目的，劇務組的同事們買了水果、速凍食品、蛋糕、啤酒和香檳，擺在中間的桌子上。辦公室裏聚集了三十多人，大家的臉上洋溢著歡樂，當然不僅僅是為了這天的加班有吃有喝。
兩點鐘，薩馬蘭奇出現在電視畫面上。辦公室裏雀鴉無聲，大家摒住呼吸，等待著薩馬蘭奇嘴裏説出那兩個熟悉的字。有幾位同事把香檳酒拿在手裏不停地上下晃動，隨時準備像賽車手獲勝後那樣四處噴射。
剛開始，電視裏的解説聲是楊瀾的聲音，告訴觀眾薩馬蘭奇馬上就要宣佈獲得主辦權的城市了。接著，也許是為了讓觀眾感受到現場的氣氛，楊瀾收住了解説。只見薩馬蘭奇走上一個講臺，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稿紙，用半生不熟的英語一字一句讀了起來：
首先，請允許我向這次申辦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幾個城市表示衷心地感謝，她們是，北京……”
幾乎就在同時，辦公室裏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三十多個人的瘋狂歡呼伴著四處噴射的香檳酒壓倒了一切，也壓倒了我一旁揮舞著雙手所發出的聲嘶力竭：“不對，不對，不對！”我一邊大叫著，一邊拼命揮動著雙手。一股香檳酒噴到了我的臉上和打著領帶的身上。
“還沒到呢，現在還沒有宣佈呢！”我還在大叫著。又是一塊蛋糕砸到了我的身上。
雖然説，當時在場的人中，只有我一個人是英語本科，因此剛才同事們鄭重要求我完成同聲傳譯的任務。但是，那一刻，沒有一個人懷疑自己的外語聽力。薩馬蘭奇絕沒有想到他的那份發言稿在語言的前後組織上竟會給無數的中國人開了一個如此之大的玩笑。
薩馬蘭奇首先感謝了所有參加角逐奧運會的城市，然後才正式宣佈了獲得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的名字。由於在英文中，北京（BEIJING）的第一個字母在字母的排列中僅在A的後面靠前，當他像中國人進行“按姓氏筆劃排列”那樣“按詞首字母排列”的時候，北京成了他感謝的第一個城市。
那天，包括《東方時空》的幾十位同仁在內的許許多多中國人因為聽到“BEIJING”這個熟悉的名字而歡呼的時候，電視上的薩馬蘭奇還在繼續講話。最終，他正式宣佈了獲得主辦權的城市的名字——悉尼。
儘管我沒有同聲傳譯，人們也已明白了一切。
辦公室裏的沸騰聲嘎然而止，所有的人像是被點金術點了一樣，僵在那裏。有的手裏握住已經快空了香檳酒瓶，有的雙手舉在空中。大家瞪大了雙眼，聽著電視裏楊瀾在解釋剛才發生的一切，聽著她説獲得主辦權的是悉尼，而不是北京。
這時，我渾身上下已香檳酒澆了個透。站在那裏大口大口地喘氣。
“走方案B！”在場的製片人一聲號令。
大家馬上各奔自己的崗位。我趕緊找了塊毛巾，沾幹了衣服上的香檳酒印，招呼攝像，坐在了一部事先準備好的國際電話旁，很快就撥通了悉尼的電話。此後的幾個小時裏，無論是演播室裏，還是在編輯機旁，每一項工作都在飛速地進行著。大家在機械地完成著每一個步驟，每一個人的臉上沒有一絲異樣，也沒有一句廢話。就像在此之前的許許多多連夜趕制的“急活”一樣，方案B在早晨七點過一點被送上了播出線。同樣，也像以往那樣，所有的人員並沒有急著回家睡覺，而是重新又匯聚到了二樓的辦公室來，等著收看節目播出。用一句行話説，節目播出時的樣子和在編輯機裏放出來的樣子是不一樣的。
七點二十分，節目開始了。片頭是一組各界人士收看電視轉播時的表情的慢鏡頭，背景加了一段悠揚的音樂。其中最令人觸動的是我們的記者在二十一世紀劇場拍攝到的王光美等人收看現場大屏幕的表情，畫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光美女士臉上的表情由喜至泣的轉變。鏡頭慢慢地推向王光美的特寫，她的雙眼中兩顆晶瑩的淚珠在攝像機頭燈光的照射下一閃一閃。
辦公室裏靜得有點可怕。經過了一夜的奮戰，三十多個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帶著明顯的倦意。節目在繼續。《生活空間》的同事們採制了一段一群青年人在長城上點著蠟燭預祝北京申辦成功的情景。畫面一黑，下面又是那段慢鏡頭，又是王光美臉上急轉直下的表情，又是那兩顆晶瑩剔透的淚珠。
這時，辦公室裏突然傳出了一聲悲哀的嚎叫：“我X他媽！”《生活空間》的編導、一米八個頭的陳謙一邊大罵，一邊用力踹了身旁的辦公櫃一腳。
頓時，一個悲壯的場面出現了。《東方時空》的這間辦公室裏，三十多位平均年齡三歲左右的電視人（其中也包括我）哭成了一片。大家再也抑制不住幾個小時前強按下去的那種情感。嚎啕大哭裏包含著失落，包含著委屈，包含著每一個中國人在那個黑色夜裏的傷心和失望，也包含著一種似乎被愚弄了的悲憤。當然，這哭聲中也私藏了一點我們經過一夜勞頓後無法控制的發泄。
在我的記憶裏，這是《東方時空》的工作人員唯一一次如此悲壯痛快地大哭。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過了而立之年。一個月後，我抱起了一個後來管我叫爸爸的可愛的小生命。然而，對於大多數善良的中國人來説，一九九三年九月卻是一個“黑色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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