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在北京出現了這樣一句順口溜：吃方便麵，打“面的”，看《東方時空》。
有人説，《東方時空》是一個革命，是一次壯舉。對於這一點，在《東方時空》過去走過的五年裏，有過不少的評論，也有過不計其數的研討、座談以及見諸報端的各種介紹性文章。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清晨七點二十分，當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第一次播出了《東方時空》的時候，許多人並沒有想到，這個電視新聞性綜合節目會大大改變中國電視新聞的思維和面貌。直到今天，仍不時有人發現，某一個電視節目帶有《東方時空》的味道，某一個記者一招一勢大有《東方時空》記者的模樣，甚至畫面中攝像師的晃動都有點《東方時空》的風格。也許就是那一天開始，人們似乎更清晰地意識到新聞節目通過電視傳播時所帶來的影響。人們看到了一些年紀輕的記者手持話筒出現在某個火災現場時的震撼力，人們也開始習慣了清晨一睜眼，打開電視，就能了解到幾個小時前萬里之外一場人質危機得到化解的來龍去脈，等等，等等。
初期的《東方時空》有點像亞洲足球勁旅韓國隊，有一種“玩命”的精神。一方面，《東方時空》的開創人員中集中了一批銳意改革，不滿足於當時電視新聞狀況的電視人，這其中首推《東方時空》總製片人、現任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主任的孫玉勝。孫玉勝有一句口號：前衛意識。何謂前衛？就是要想別人沒有想過的，做別人沒有做過的。同時，要在中國電視界爭得一個領先的地位。於是，滿腦子“前衛”的孫玉勝決定，把《東方時空》辦成一個基本以新聞為主的電視新聞綜合性、雜誌性的欄目。還有一個方面，這也許和《東方時空》中的大多數人是“外來者”有一定關係。
由於《東方時空》首次實行了人員招聘制，所以在《焦點時刻》的三十多位人員中只有兩三位中央電視臺正式職工，其餘的都是“外來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新華社的我和蓋晨光。”外來人員”中有的來自北京的一些新聞單位，比如廣電部系統的單位，也有的來自其它的一些省市。與我和蓋晨光相比，其他人也許更看重在這裡的機會，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他們有的放棄了原單位穩定的工作，有的離開一個省級電視臺新聞部主任的職銜千里迢迢來這裡當一名普通的編導。也許今天有人會説，這些人當初是看中了中央電視臺的這塊金字招牌。也許。但是，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東方時空》給我們這些熱愛新聞的人提供了一塊再好不過的陣地，這裡的機制，這裡的氣氛，這裡的效率，這裡現實感，是在許多新聞機構所難以想象的。
既然是“外來者”，在當時就難免被另眼相看。當有人發現你脖子上沒有那個象徵地位與驕傲的用一串小鐵珠鏈子挂著的“中央電視臺出入證”的時候，也許就會問上一句：“《東方時空》的吧？”當然，五年後的今天，這句話的含義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為如果現在有人問這句話，你很容易在那人的眼神中找到一份尊敬。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心態，至今，許多已經正式加入中央電視臺的當初的“外來者”還總是把那個帶鐵鏈的出入證悄悄地揣在口袋裏，這其中也包括我。
在新華社的時候，我們有一句行話，稿件的“上天”和“落地”。也就是説，我們編輯完成的稿件通過新華社的電波發送出去，這叫“上天”。但是這些稿件只有被某個報紙、電臺、電視臺作為新聞採用，才算是“落地”。我和我的許多新華社同行最苦惱的就是我們的稿件往往是“上了天”，可是卻“落不了地”。在《東方時空》，我們的作品不僅“落地”，而且可以説是“擲地有聲”，往往是節目播到一半，已經有觀眾的電話打了進來，哪怕有時候是批評的意見。在《東方時空》，評判一個人工作能力大小的就是節目，節目播出後的影響。如果你的節目播完以後像“泥牛入海”，那對不起，你不算是個好編導，好記者。你的節目反響很大，那麼不僅你在《東方時空》會另人刮目相看，而且還可能獎金“大大的”。記得一位電視臺領導曾説過：“是英雄、是狗熊，咱們屏幕上見。”這就是《東方時空》。正因為這樣的環境，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如醉如癡的“淘金者”。我們並不在乎脖子上挂的是不是電視臺正式職工的牌子，我們也沒有八點上班，五點下班的概念，我們只追求一個信念：給我一塊地，讓我種出好莊稼。
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激勵”，《東方時空》的人很“玩命”。以臺為家者大有人在。別人出差回來可能要先休息一天再上班，《東方時空》的人往往是從機場直奔編輯間，連夜趕制節目，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概念，時效才是我們制勝的法寶。“一快遮百醜”這句話曾經一度成了我們的一個準則。
《焦點時刻》有一位編導，名叫何昊。有一天，他在騎車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聽到呼機響，打開一看，是我們內部約定的急呼代號“1234”。製片人告訴他，北京隆福大廈起火，攝像人員已經出發，讓他立即趕往出事現場。何昊當時顧不上想太多，把自行車往路旁邊一個樹坑裏一扔，轉頭叫了輛出租車直奔隆福寺。到了現場，大火燒得正旺，何昊連噓帶喘，拿過話筒，毫無準備就來了一段開場白：觀眾朋友們，我身後的隆福大廈現在終於著……著起來了！”
經過連夜的趕制，《隆福大廈昨夜起火》的節目在第二天的《東方時空》節目中播出了。雖然事後我們同事之間總免不了拿何昊那句開場白中“終於著……著起來了！”開開玩笑，但是這個節目的時效、採訪的靈活以及強烈的現場感為何昊贏得了一九九三年度的中國新聞一等獎。不僅如此，節目播出那天早晨，何昊在那個路邊樹坑裏居然還找回了他那輛“車”。
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東方時空》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二十四小時等你！這句口號很好地體現了《東方時空》當時的工作風貌和二十四小時追尋新聞的精神。追溯這句話的來源，也許沒有幾個人會想到它和香港回歸有多大關係。
這一年的九月，中英關於香港回歸後過渡期安排的談判瀕於破裂，新任港督彭定康揚言要推行所謂“政改方案”。我和“蓋導”（此時蓋晨光已經在《焦點時刻》正式擔任編導，被尊稱為“蓋導”）決定，就這一焦點問題製作一期《焦點時刻》。正巧，這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召集了香港各界人士在北京開會，地點在東二環路旁的港澳中心酒店。對我們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一來，我們可以從這個會議上了解到一些當時的情況；二來，我們也可以採訪到許多香港人士，請他們談談對於香港回歸的看法。於是，我們的目光投向了港澳中心。
會議開幕的當天上午，我們準備好攝像機、三角架、燈、話筒等等一大堆器材，從電視臺門口叫了一輛“面的”（“面的”是《東方時空》當時規定的唯一奢侈性交通工具），趕赴港澳中心。走進豪華的大廳，我們吃了一驚。大廳裏早已聚集了至少五六十名那著錄音機、照相機以及和我們一樣抗著攝象機的記者，有大陸的，有香港的，也有外國的。原來人家早在我們之前趕到這裡侯著了。記者中大多數都是香港記者，內地記者則寥寥無幾，主要是新華社的、幾家主要報紙的，還有就是我們。
當時香港問題還沒有像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那樣空前火爆，國內各新聞媒體對此並沒有太多的關注。而且，長期以來，國內許多新聞單位在新聞採集方面實行的都是記者分片包乾採訪領域，比如有專門跑文教口的記者，他（她）的任務就是主要跑文化部、國家教委等主要部門。這些記者跑著跑著就部怎麼跑了，只有遇到重要的事情才親臨現場，平時就是打打電話，跟對口負責的部門要份新聞稿，在上面修改一番，發頭條消息了事。所以，經常是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現場並沒有幾個記者，但是之後，你會發現許多許多媒體紛紛報道。難怪有人形容説，我們中國的記者是真正的“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所以，這一天，看到沒有幾個其它內地媒體的記者，我們絲毫沒有感到奇怪。
倒是在場的香港記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次之前，我還從來沒有和他們“同臺競技”過呢。香港記者有一個特點，以年輕的小女孩居多。有她們在場，你會感到很緊張，她們總是一驚一乍的，稍有一點動靜便全體起立，擺開架勢，經常搞得其他記者也不得不提高警惕。當然，類似情況下，更多的卻是“狼來了”的教訓。這一天，香港的記者們自然還是一副備戰狀態，要不是看到我們手裏提著攝像器材，他們也差點一哄而上，把我們幾個當成是等待採訪的對象了。在當時北京移動電話還不普及的情況下，只見我們的香港同行們卻個個手持“大哥大”，一會打進，一會打出，忙得不亦樂乎。原來，香港的媒體坐鎮編輯部的都是些老資格的編輯，他們負責確定採訪什麼，怎麼採訪。到第一線採訪的則通常是剛參加工作的“小蘿蔔頭”，老編輯們通過“大哥大”面授機宜，告訴他們問什麼問題，怎麼問，然後用最快的方法傳回編輯部。
五六十個記者，手持各種“武器”，以港澳中心大廳為基地，擺開了戰場。每次進來一個會議代表，所有的人就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各種問題一通招呼。代表一走，再看攝像師，一個個氣喘吁吁，記者也是一副狼狽樣。經常的情況是，放走了被採訪的對象，才發現還不知道人家叫什名誰，於是又是一通忙亂，趕緊互相核對人名。經過幾番這樣的拼搏之後，我們意識到我們還沒有採訪到這個焦點的核心問題和核心人物。於是我們決定向會議本身發起進攻，了解會議的議題，討論的核心問題，並爭取採訪一些要害人物。
在此之前，我們聽到香港記者不斷地在尋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的下落。我們意識到這次報道的主要突破口就是這位一頭銀發的港澳辦主任——魯平。港澳辦的這次會議在港澳中心二樓的一間大會議室舉行。會場不讓任何新聞記者進入。也許是因為當時形勢的微妙，魯平主任在每次會議結束後總是一言不發，以很快的速度消失在會議室旁的電梯裏。
我和“蓋導”找到了在會議現場的港澳辦負責新聞事務的官員，一位名叫陳山林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們。我們説明了來意，告訴她我們是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的記者，想要採訪魯主任。陳山林聽了以後似乎有一點將信將疑，仔細看了我們的採訪介紹信，嘴裏不住地在問：“你們是中央臺的嗎？”也許她的疑慮是由於以往中央電視臺採訪都會事先讓她知道，而且在此之前，港澳事務一般都是固定由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的記者報道，屬於分片對口的。《東方時空》如此做法讓這位新聞官員感到有點意外。也許就是由於這種疑慮，陳山林看過所有證件之後對我和“蓋導”説：
“很抱歉，魯主任很忙，恐怕沒有時間接受你們的採訪。”
“沒關係，我們只需要幾分鐘，我們可以等，任何時候，只要魯主任有空，我們隨時在這裡等。”“蓋導”趕緊説。
看到我們這樣一副急迫的樣子，陳山林做了一點讓步：“好吧，我們看看吧。”
多年的新聞經驗告訴我，“看看吧”就意味著對方做了讓步，願意考慮。下面的事情就是要我們不厭其煩地催，不厭其煩地尋問，不厭其煩地表示我們的良好意願。我和“蓋導”一邊往外走，一邊向陳山林表示感謝。這時，“蓋導”一臉的真誠，對陳山林説：
“您儘量安排，您儘量安排，我們隨時待命，我們二十四小時等您！”
這時是第一天會議的中午。因為隨時要待命，不敢輕易地離開，我們決定以會議室外面的一塊鋪著地毯的空地作為基地，監守待命。中午飯一個一個輪流去吃，吃完了就席地而坐（那塊空地沒有一把椅子，空空蕩蕩）。中午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下午會議開始了，在一個個代表進入會場後，我們看到了陳山林，她看到我們，略顯吃驚，隨即衝我們微微地搖搖頭，也進了會場。我們只好繼續等。“蓋導”盤著腿，坐在地毯上，我們的攝像師不住地走來走去，我便背靠著一根大柱子，腳邊放著一個煙灰缸，一支又一支地抽煙。偶爾，誰想起一個笑話，講上一段，幾個人一陣開懷大笑，然後又回到這樣沉悶的等待狀態。
終於下午的會議結束了，我們又一次看到了陳山林。這一次，她臉上驚訝的表情已經是一目了然了。
“你們一直這裡等這嗎？”她問。
“蓋導”説：“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魯主任什麼時候能有空，所以不敢離開，不過，沒事，我們二十四小時都行，隨時都行。”
也許是看到了我們坐在地毯上的狼狽樣，也許是注意到我腳邊裝滿煙蒂的煙灰缸，也許是蓋導的那一句“二十四小時等你”，這回，陳山林有點真的被打動了，她説：
“你們今天別等了，今天肯定不行了。明天上午你們來，我盡最大的努力為你們爭取，我保證。”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如法炮製，早早地坐在了二樓會議室外面的地毯上，只不過這次我們聰明了一點，帶了幾瓶水。會議開始了，陳山林並沒有給我們任何指示。十點鐘，代表們出來休息喝咖啡的時候，還是沒有消息。問陳山林，回答是：再等等。到了快十二點的時候，會議室的門開了一條小縫，只見陳山林側著身子從裏面閃了出來，直奔我們。
“你們準備一下，魯主任等會議一結束就馬上接受你們的採訪。”陳山林對我和“蓋導”説。
我現在無法準確地描寫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心情。從“蓋導”第一次説“二十四小時等你”到陳山林告訴我們準備採訪，沒想到真的經歷了整整二十四小時！“蓋導”有時説話喜歡誇張，恐怕他當時也沒有想到他這個“二十四小時”的小小的誇張真成為現實。陳山林後來成了我的“陳大姐”，在那以後的幾乎每一次關於香港問題的報道，知道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期間，她總會給我們許多的關照。事後，“陳大姐”告訴我，她當初並不想幫助我們安排這次採訪，但是當她看到我們那樣的執著，還有那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動了惻隱之心，才下決心幫助我們。為此，她親自跑到了魯平主任的耳邊，用她的話説，“很費了一番口舌”。還有關鍵的一點是她認為我們不像以前她接觸的許多記者，不僅架子大，而且懶得要命，只想等著別人為他安排好的一切。
那一天，魯平在會議室外接受了我將近十分鐘的採訪。當我問他：英方已經準備要不顧中方的反對實施所謂“政改方案”，中方將如何對待這樣的局面？魯平的回答可以説是電視臺記者最渴望的那種響亮：“如果英方一意孤行，中方將不得不另起爐灶，自行安排香港的回歸。我們中國人説得到，做得到。”這番話是中方最高級別官員當時首次如此明確地表態。
第二天，《焦點時刻》播出了一期題為《香港回歸祖國不可改變》的節目。節目 ，立刻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香港幾家電視臺當天馬上派人來中央電視臺購買了我們採訪魯平的錄象素材。
很快，《東方時空》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二十四小時等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