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邁進新華社的大門開始記者生涯以來的十四年裏，絕大多數時間，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記者、編輯。我並沒有指望過有一天我會成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一些朋友所説的是一個“名記者”、一個“大腕”記者、一個名主持人。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這樣一個很怪的姓所帶出的一個名字，能夠被人們所熟悉。我敢説，我的父母也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有今天這樣的成績。
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特別是能夠成為一名出色的電視記者、電視主持人，這要歸功於一個名字，一個至今在中國還依然響亮的名字——《東方時空》。
一九九三年四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新華社國際部中東非洲編輯組的一位同事蓋晨光跟我和組長劉也剛説，他有一個朋友在中央電視臺，現在準備搞一個新的電視節目，是一個新聞性很強的欄目。在這個欄目中，他們想定期地做一些國際題材的報道。電視臺想跟我們合作，具體説就是跟我們所在的組合作。
老劉請示了我們所在的國際部，國際部的領導很爽快，兩個字：同意。
對於我來説，做了這麼多年的記者，都是拿著錄音機採訪，或者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回來自己伏案疾書，從來也沒接觸過電視。我很想看看電視是怎樣把我筆下描寫的索馬裏變成一組一組的畫面。另外，我也很想通過這個當時的“副業”，增加一些知識，增添一份閱歷。我從小就有一個“毛病”，對我不知道的事物永遠充滿好奇。
我們第一次幫助電視臺製作的一期節目是關於俄羅斯就國家體制和經濟政策問題進行全民公決的話題。一個星期後，我們又做了第二期節目，這一次是一個關於“波黑”的話題。這兩期節目都是由《焦點時刻》的記者主持人張恒在演播室裏和兩位專家進行訪談。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在新華社收集並分析資料，請有關方面的專家作為採訪的嘉賓。作過兩期《焦點時刻》節目之後，我並沒有感到“觸電”有什麼特殊，只覺得幫電視臺作一期節目就像通常給《北京青年報》或者某個報紙、雜誌寫一篇外稿一樣地平常。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新華社食堂吃完午飯後，回到辦公室，正準備睡午覺。突然，蓋晨光對我説：“水哥們兒，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點時刻》的製片人張海潮跟我説了一個想法。”
蓋晨光露出了一種神秘、莊重的神情，他説：
“《焦點時刻》節目組的製片人張海潮希望由一位當過記者，對國際形勢又比較了解的人來當國際題材節目的記者主持人。”蓋晨光接著説，“我已經跟海潮很鄭重地推薦了你。我説小水沒有問題，他當過很多年記者，而且在中東也幹過，情況非常了解，對國際形勢沒的説。”
“海潮説了，他不反對，讓我來問你。”蓋晨光戴著一副很寬大的眼鏡，兩隻眼睛在鏡片後面詭異地看著我説。
我從用三張椅子拼湊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來，一時有點茫然，問道：
“我？我行嗎？”
“如果你能熬過一段時間的磨練，我覺得你肯定能行。而且這對你來講可能會意味著很重大的變化。你記住我的話：有一天你會成為名人，也許要不了多長時間你發現你的腦袋上會有一個光環。”
直到今天，我總也不能忘記那個中午的那次談話。進入電視，當電視記者，電視主持人，蓋晨光給了我決定性的幫助。
就這樣，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我正式“觸電”。
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和蓋晨光一個臺前，一個幕後；一起吃方便麵，一起“攢詞”，一起熬夜；同甘共苦，精誠合作。在《東方時空》，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黃金搭檔。蓋晨光曾學過四年希伯來語（他至今的遺憾是沒有去過以色列）。他的英語不算太好，但是中文功底極好。在新華社值班的時候，雖然他編輯稿件的速度比我慢，但是他可以把一大隊英語單詞拼湊起來，寫出一篇中文非常流暢的稿件，讓人嘆服。蓋晨光對於電視的感覺好得出奇。我們在一起商量製作一期節目的時候，往往是我先蒐集一大批資料，然後他如數家珍般地一一道來。而他呢，則是坐在那裏，微閉雙眼，頻頻點頭。遇到精彩之處，他會雙目放光，説聲：有了，就用這個作切入點。或者説：把這裡給它“放大”（意為突出），等等。雖然，現在我們各自在不同的部門和欄目，但是，我至今仍然認為我們的搭檔是最好的。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開始準備一個關於中東和平談判的話題。一九九三年，中東和平的車輪開始緩緩啟動。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方面就巴勒斯坦在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實行自治開始了實質性的會談。我們決定就此作一期《焦點時刻》。我們請了兩位專家，準備在演播室裏對他們二位進行訪談。我調集了厚厚的一大摞關於巴以雙方的背景、和平進程目前的狀況等等的中外文材料，並列出了一個詳細的採訪提綱。
在這之前，我已經參與過兩期節目的製作過程。節目的主要形式就是主持人與專家一問一答。我對這個過程有一個大概的了解。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頭上，心裏也沒有底。晚上回到家裏，我開始撰寫需要我單獨對著鏡頭説的那兩句話——一段開場白，一段結束語。我寫了又寫，大概寫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認為滿意為止。然後一個人在家裏模倣電視裏面的播音員的那種語氣，琢磨説話音量應該多大，等等。
老實説，我對自己的普通話沒有任何自信。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蘭州人，雖然説經過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話和我的同鄉們相比應該算是過關了，但是蘭州方言中前後鼻音沒有區分使我經常在正宗普通話環境中“露怯”。小學畢業後，我到了蘭州鐵路職工子弟第四中學學習。我的同事們都是鐵路局系統的子弟，他們絕大多數都講普通話。記得第一次上語文課，老師點到我，讓我念一篇課文，內容就是《東方紅》歌曲的歌詞。那時侯我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説。我硬著頭皮，站起來，怯怯地念到：“敦方紅，太陽深，準國出了個毛澤噸（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等我坐下來的時候，我只記得我的周圍一片狂笑。我的臉紅到了脖子根。直到現在，我時常會收到觀眾的來信，指出我在某一個節目中的某一個發音不準。我那普通話比我要過硬的老父親也會不時地在電話中婉轉地提醒我某一個字應該如何如何發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我能像我的中學校友、現在《新聞聯播》擔任播音員的李修平一樣説話。無奈，對於一個三十歲的人來説，這一切似乎太難了，也太晚了一點。
第二天上午十點，在一種稀裏糊塗、基本上沒有什麼自信的狀態下，我來到了演播室。走到門口，有人告訴我説，你進去吧。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小時侯被推進照相館那樣。平生第一次坐在電視主持人的講臺前，我感到呼吸頻率飛快，好象周圍的氧氣不夠。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我腦子裏亂七八糟的，想的也特別多：外面切換導演臺旁邊的人會不會笑話呀？我身邊的兩位專家會不會笑話我呀？等等，等等。
燈光一亮，蓋晨光在外面一聲令下：開始。我對著正前方開始了我的開場白。一句話之後，我的腦子裏猛然間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應該説什麼，或者説，我在説什麼。前面那個玻璃片的鏡頭使我感到極不自然，我的眼睛不自覺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詞了。外面的人（估計是導播）説，沒關係，沒關係，再來一遍。重來。燈光一亮，我又開始了。但是，還是只説到一半，又忘了。每到這時，我的嘴裏就在不斷地説著：“對不起，對不起。”那一個上午，僅僅為了一段開場白我一共錄了七八遍，有一遍剛説了一個“觀眾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也沒把“好”説出來。最後，總算連滾帶爬地通過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上鏡頭。可以説是一次慘烈的經歷。
錄完開場白，接下來應該是對兩位專家進行採訪。我轉過身，再看坐在我身邊的那兩位專家，只見他們額頭上已經佈滿了汗珠。原來兩位專家也因為我剛才的那一番折騰而緊張的一塌糊塗。至今我一直為強迫那兩位專家當了一回“陪練”而深敢不安。
從演播室出來，我感到好象作錯了什麼事。走到門口，碰上《焦點時刻》的製片人張海潮。我不安地問他：“您覺得行嗎？”張海潮沒有正面回答我，他説：“你自己去看看吧，有些問題你自己看了會有一個感覺，也好改。”
當天下午，蓋晨光告訴我，節目已經編輯完成，領導看過了，批准明天在《焦點時刻》裏播出。聽到這個消息，我立刻把上午在演播室那副狼狽相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我腦子裏的第一個反映是，我真的要上電視了！我匆匆地走出電視臺，坐上地鐵，直奔最近的一家郵電局，在一張電報紙上給在蘭州老家的父母親寫到：請注意收看明晨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七點二十分的《東方時空》節目。
在第二天的《東方時空》節目裏，我第一次上電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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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均益在講述《世界》故事
水均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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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東方時空”播出後，觀眾看到了幾個新面孔的主持人，而很有人緣的老面孔也沒有消失。白岩松仍然在總主持人的位置上侃侃而談，敬一丹在週末出現在平遙古城直播現場；變化最小也是變化最大的是水均益，變化小説的是水均益一向被認為是央視國際報道的大牌主持人，在這次在新版“東方時空”中，水均益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和觀眾的認定，在“東方時空”新開設的國際報道欄目《世界》中，擔任專職主持人；説水均益變化大是看了已經播出的兩期《世界》，水均益一改以往新聞報道的風格，在《世界》中講述世界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世界》的首播是“重逢”和“創造神奇的人”。
“重逢”講述的是在朝韓和解、民族統一進程的大背景下，離散50年的朝鮮半島上的親屬，跨過隔斷血脈半個世紀的“三八線”，終於在平壤和漢城與自己離散多年的親人重逢，而這次能夠重逢的家庭僅僅是幾百萬離散家庭中的200個家庭。這是一個感人的場面，經過水均益的講述，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水均益説自己在製作節目過程中，多次被現場記者孫寶印採訪的素材打動落淚，他想把自己的感受通過節目傳達給觀眾，這個目的在審片的時候就已經實現，審片的領導淚水婆娑，成為第一批觀眾。
“創造神奇的人”講述的是世界暢銷的童話小説《哈利.波特》的作者K。J羅琳的人物故事。水均益在《世界》中，抓住這個富有傳奇色彩人物的細節，運用央視英國記者站記者在倫敦地鐵國王十字車站的現場報道，展示了一個傳奇人物的成就和生活。開闢了《世界》故事開闊的視野。
第二期《世界》的預告“三大宗教的聖地，兩個民族的家園，……”，世界故事的現場出現在凝重而神秘的城市——耶路撒冷。水均益走進這個城市，講述這個城市的悠久的歷史、沉重的現實，紛繁的衝突，觀眾終於從這個“聖城之爭”的故事中明白了，和平之城耶路撒冷的和平道路為什麼如此艱難。隨後，《世界》結合一個新聞事件，為觀眾展示了71歲的阿拉法特的一個電視新聞特寫，棄槍多年的阿拉法特為什麼重新持槍。水均益曾經六次採訪告阿拉法特，這一次他告訴觀眾，槍對於他熟悉的這位老戰士具有的特殊意義。這一期《世界》故事給人一種完整的優美。
兩期《世界》播出後，觀眾看到水均益講述世界故事的本事和風格，音樂的運用、現場的展示、理性的語言，富於震撼力的畫面，這些都是《世界》故事的感人色彩，當通過水均益講述出來後，國際報道有了親切。水均益説《世界》正在嘗試把國際新聞報道變成一個個好看、好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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