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到要專訪安南，我的腦袋一"大"。記得當時説了一句話：這不是自己給自己刨坑兒嗎？！去年的訪談《與聯合國秘書長對話》專訪了加利，效果不錯，反應也行，最近還剛剛拿到了1996年度的中國電視獎一等獎。雖然説上次是加利，這次是安南，可都是聯合國秘書長，背景差不多，主題差不多，能談的焦點話題也差不多。這不是"找折"嗎？
類似的"折"不是沒有過：阿拉法特我採訪過兩次，第二次就不如第一次；基辛格採訪過三次，除了第一次《有朋自遠方來》較為成功以外，其他兩次坦率地講，我認為一次不如一次。另外，還有類似的"找折"--一年一度的什麼什麼APEC會、論壇、年會、多少多少什麼什麼週年，不計其數。
安南怎麼辦？和以前一樣，編導李群英手裏拿著一大摞資料，有聯合國也有安南，什麼安南是某個酋長的兒子，在哪兒上的學，娶了幾個，膝下幾兒幾女，愛好某一類型音樂等等，凡是留下印象的，一律涂之以透明黃色墨水。至於專訪怎麼做，兩個字：尷尬。似乎我們誰也無法擺脫採訪外國政要時"自然而然"的約定俗成的三段式：國際關係、個人情況、與中國關係。不同的大不了在哪兒來點兒音樂，或者編一段歷史資料，或者想點兒歪招，結尾讓人家對著鏡頭説兩句（亦或唱兩句），總之，都玩過了。無可奈何，英子説，乾脆，和加利一樣，找一幫學生和安南對話。我沒同意。因為那才是結結實實的"找折"呢。
其實，大概不僅僅是我們遇上過這樣的尷尬，這恐怕也是評論部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挑戰。一方面，我們要求創新，恨不得每一個節目都要有新意，有的時候甚至不惜以牽強附會，或者旁門左道為代價，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老的套路，從鏡頭，到採訪，到節目形態。這裡也許有一個誤區，就是也許我們過於看中了節目的花裏胡哨，也許我們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以"玩"的心態在對待電視，對待我們的觀眾。至於説到我們時不時"炮製"那些名人專訪，我們忽略的也許恰恰是我們採訪的實質內容。這一點，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人家的專訪幾乎從來沒有什麼花裏胡哨的形式，往往是一上來就直搗龍門，而且是"一搗到底"。
最後，我們全體達成一致，這次採訪安南，來它個"返璞歸真"，回到真正的訪談上，以內容取勝。以"聯合國的改革"為主題的安南專訪是否取勝不敢妄言，不過，這個節目為避免國際節目訪談"找折"提供了一次嘗試。
---- 選自<<空談>>(東方時空內部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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