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有關方面在北京舉行了“電信資費調整”價格聽證會(見本版9月18日)。聽證會本是廣泛徵求意見的會議，但這次卻有點“神秘”：召開前未向社會公告，僅少數傳媒獲准參加；聽證會的內容及各方意見秘而不宣……雖然人們暫難掀開這次聽證會的面紗，但“聽證會制度”再次受到各方關注。 　　

　　1998年5月1日，我國第一部《價格法》實施。根據此法，實行價格決策聽證的商品和服務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重要的公用事業，如公交、郵政、電信、城市給排水、供電等；第二類是重要的公益服務，如教育、醫療、防疫、環衛、公園、有線電視等。第三類是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如自來水、燃氣等。 　　

　　然而，由於《價格法》只對聽證制度作了原則規定，在實踐中一些問題仍存在不同意見。比如，聽證會一般設立聽證委員會，這個機構究竟有沒有決策權？ 　　

　　一種意見認為，聽證委員會應有決策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認為，既然舉行價格決策聽證，政府就不能“聽而不取”，就應該以聽證結論為依據來定價；聽證委員會有決策權，可避免價格決策聽證流於形式。另一種意見則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為代表。他認為，依據《價格法》，價格決策聽證是一種行政聽證，是政府為了規範定價行為而聽取社會意見，價格的決策權在政府，聽證委員會只是臨時的組織形式。但馬懷德也強調，為免聽證會走過場，有關方面要將聽證會上的意見記錄在案，一般情況下，政府必須依據聽證會筆錄作出價格決策。 　　

　　另據了解，在一些地方的聽證會上，屢次出現代表意見過於一致的現象。專家認為這是不正常的，與聽證會參加人的産生辦法不完善有關。目前，一些地方在選擇聽證會代表時，是由組織者出面“點將”，有的是點具體單位，有的是點某個人。而專家建議，應允許各階層的消費者自願報名參加，由消費者協會或居民委員會等組織遴選。 （羊城晚報）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