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用事業領域，開放的姿態是必要的。現代社會日益發達的媒體，給各種意見提供了互動的平臺。但是在媒體的討論中，我們很少聽到官員的聲音。官員的沉默，往往使交流變成了抱怨。目前百姓對某些行業的抵觸情緒，很大程度上，就緣于官員們對其意見的漠然。 　　開口説話有什麼不好？困惑大家解，辦法大家想，實在難辦也能落個理解，幹嗎非憋著，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除去一些違反原則的問題，交流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下面刊登的是電信和郵政部門兩位官員的專訪。作為意見的一種，它等待你理性的互動。

　　10月30日，本報《青年話題》版發表了楊亮慶的《價格聽證制度的靈魂是公開性》一文，信息産業部新聞處王立健副處長讀後表示有話要説——— 我不是反駁楊亮慶文章的觀點，而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貢獻自己的看法。楊的理論是“理想化”的。這種“理想”也是政府的初衷，政府的工作效率及透明度是現代社會文明的標誌之一。但僅有好的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達到理想的正確路徑。

　　“政府”與“學者”的最大區別是，學者可以根據一些道理、原則去“套”現實，可以自由發表言論，批評其對錯，對可能産生的結果，學者可以不承擔責任；但政府不光要有對錯的比較，還要考慮到各種後果，考慮可操作程度，且要對各種結果估計到、負責任。這才是負責任的政府。政府在決策時，不可能像學者那樣輕鬆。

　　我們也曾建議過很多學者專家，能否在此類問題上多進行“換位思考”，多提建設性意見。

　　首先，電信資費牽涉到千家萬戶，電信業與國民經濟緊密相連，如果一個價格政策討論得沸沸颺颺，完全公開化了，但最後決策沒有執行，是否會給近期的國民經濟帶來衝擊？

　　第二，企業特別是主營電信的企業，如果其某方面運營價格的議論沸沸颺颺，甚至有某種意見佔了上風，公開之後，這家企業如果是上市企業，其股票是否因此會産生震蕩？

　　政府要對百姓、企業和今後的社會穩定發展負責任，政府就要在公開性、穩定性、辦事效率等等之間作某種平衡，把“利”擴到最大，把“弊”壓到最小。在此情況下，採取某種折衷辦法，是在尋找一個現階段的最佳平衡點。

　　例如最近的一次電信資費聽證。從7月14日到正式開會前，我們先後與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專家學者、六大運營商、信息服務企業、各大電信用戶、消費者代表分別進行了5次座談，廣泛地徵求各界意見。

　　9月18日、19日兩天的聽證會上，在繼續廣泛徵求意見的同時，為了使聽證代表更多地了解情況，電信部門還提供了15種材料：中央、國務院領導關於電信發展的批示；電信資費調整方案及説明；電信調整方案的各種測算資料；5次座談會的紀要；市內電話成本跟蹤研究報告；世界電信業務資費調整趨勢報告；電信非對稱管制問題研究報告；國際電話資費調整研究報告；部分電信業務資費與國際比較；部分電信業務市場競爭情況報告；主要運營企業財務報告；新浪與搜狐BBS上對電信資費調整的意見和討論；本地網營業區內電話自然通話時長統計（由國家統計局統計）；大型專網市話自然通話時長統計；電信資費調整對國民經濟影響的研究報告（由國家計委研究中心負責）。

　　也就是説，從最激烈的批評意見到最高層領導的批示，乃至各類研究報告，聽證會為代表們準備的材料非常翔實。

　　並且，為了不出現社會波動，又為了給國務院領導最後決策留出空間，同時做到透明公正，聽證會請來9大媒體進行輿論監督，其中包括中央電視臺的全程錄像，每一個人的講話全部錄下，以備今後做深層次的報道。信息産業部領導還説：如果國務院最後批准該方案，聽證過程內容全部可公開。實際上，信息産業部為做到公正、公開，同時又把可能的損失減到最小，此番採取的聽證會模式是不得已而為之。

　　《價格法》要求基礎的公用性事業價格調整都要召開聽證會公開聽取公眾意見。但電信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是國家安全的命脈，不可避免地會與“完全價格成本透明”形成矛盾。其他基礎行業如自來水、煤氣的價格成本是相對穩定的，而電信業不同，它是一個“全部高科技屬性”的行業，是高科技、高投入、高風險、高變化的行業。既然是高科技，就有高附加值，所以按透明成本去要求它，即使在國際上也做不到。

　　對價格進行聽證，價格透明不會是沒有道理的“全透明”。做一件事，要保證效果與動機的統一，動機好，效果差，就要反過來檢驗動機或操作方法是否符合實際。“一切實事求是”，不應僅是理論，還應該是實實在在的實踐。實際上，“聽證會”也是1998年5月才按照《價格法》引進到我們的生活中。1998年底開始有了郵政電信聽證會。應該説，在這一民主進程中，電信部門走得很快。當然，一個行業要欣欣向榮，需要聽取不同意見，包括批評意見。電信部門將會更廣泛地徵求意見，會更多吸收他國的智慧和做法，也願意把努力過程中的困惑和盤托出，與公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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